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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21日夜，六个黑影趁着夜色，神不知鬼不觉地跳进了河内高朗街27号汪的住宅。他们飞步跃入三楼，用利斧劈开了房门冲进了汪的房间，凭着手电光，向着屋内缩成一团的一男一女开枪射击。两人应声倒地，杀手慌忙逃跑。枪声一停，汪宅的人大呼“救命”。经过查询，才知道被击倒的是汪的死党曾仲鸣夫妇。原来，曾妻刚于前天抵达河内，汪精卫即将自己的卧室让予他们，自己住在隔壁房间。就这样，曾仲鸣代汪而死，其妻命大，只受了伤。
曾仲鸣虽然是被误杀，但作为汪精卫的追随者和心腹，是罪有应得。他的死，标志着蒋与汪之间的彻底决裂。
河内刺汪案发生后，日本政府急忙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派影佐祯昭、犬养键等人前往河内进行营救。
4月25日夜，汪精卫、陈璧君等十余人在影佐祯昭的帮助下，鬼鬼祟祟地乘上日方“北光丸”号小货轮，离开了越南。5月6日，“北光丸”号静静地驶入了黄浦江。为了安全，汪没有立即上岸。8日，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离船上岸，乘日军的小轿车，向重光堂驶去。
虽说早在1937年11月上海就被日军占领，但国民党的党政机关仍在这里设有办事处，其通讯、金融、宣传等机构照常运转，其中不乏国民党的特务混入活动。
这些特殊的情况，限制了汪精卫的政治活动。为了保护汪的生命，日方对重光堂做了周密的防范工作，屋里安上了防弹窗，四周布有铁丝网，宪兵日夜轮流值班。
汪精卫十分精明，他想，要在日军统治区建立政权，非日本政府支持不可。因此，他一到上海，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赴日谈判。
对于日本方面来说，诱使汪精卫叛逃只不过是破坏抗战的一种谋略罢了。因而，日方在得到汪的要求后，急忙召开会议，重新制定对华政策，也不得不同意汪精卫的请求。
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等人由上海乘日本海军飞机抵达东京。随后，汪精卫一帮人被秘密安排在东京北郊的一间别墅里。6月6日，日本政府在新任首相平昭骐一郎的主持下，召开了由陆相、海相、外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会后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不过，这一决定背离了“重光堂会谈”所制定的《日华协议记录》内容，也背离了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内容，表明日本政府所期望建立的新中央政府，不过是日军占领下的各种势力的集合体，是一个松散的、多方参加的傀儡政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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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卖国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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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日方平昭首相接见了汪精卫。在谈话中，平昭首相说：“日本政府同意汪先生‘组织新的中央政府’，不过何时成立，应该适应日本在综观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由日本方面决定。另外，新政府必须放弃‘容共抗日’，改以‘亲日满防共’为方针。”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汪精卫只好答应。汪精卫与陆相板垣会见时，对国旗上方附加三角形黄色布片，表示不能接受。板垣说：“这一点不能改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区别于蒋介石的国旗。”对此，汪精卫非常不高兴。
6月28日，汪精卫在影佐祯昭等人的护送下，返回上海。一到上海，汪精卫便开始了公开的“和平活动”。7月9日，他在上海广播了《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演说，大谈中日友好、反共反人民的谬论。10日，汪又责令恢复出版《中华日报》，以此作为“和平运动”的宣传工具。
8月28日上午10时，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的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内秘密举行。出席会议的大部分都是由周佛海、梅思平搜罗来的政客、地痞流氓及一些汉奸文人。会议决定，实行主席制，推举汪精卫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当时，凡参加伪“六大”的人员，都作为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开国元勋”。在伪政府成立时，汪对他们一律论“功”行赏，分别委以大小不等的职务。
“六大”之后，汪精卫加紧了建立新政府的工作。在上海，他专门设立机构招兵买马。只要赞同汪主席的观点，都是“同志”，来者不拒。对某些名人及专门人才，更是不遗余力地直接、间接地搜罗与拉拢。其中，自动填表投汪的有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部政务次长的陈之硕、曾任北洋政府蒙藏院副总裁的易次乾等。
另外，汪精卫还通过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子岑德广，拉拢了一批留在上海的学者专家，如刘星晨、阮毓麒、张素民、徐季敦等数十人。这批人在汪伪政府成立后，相继担任了重要职务。
1940年3月20日至22日，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九个议案以及“国民政府”主席及各院、部主要官员人选等。并相继公布了国民政府人选、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及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名单。
经过汪精卫集团的百般努力，“国民政府”终于在3月30日举行了还都典礼。这天清晨，汪伪汉奸头目一个个衣冠楚楚，分乘着崭新的汽车，驶向新的“国民政府”，汪精卫身穿一套崭新的晨礼服，白净净的脸上失去了往日趾高气扬的神采，显得格外苍老憔悴。他悄然走上主席台，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有气无力地发表了“就职”演说。由日本导演的、在沦陷区存在了5年零4个半月的汪伪政权，从此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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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相煎何太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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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战役日方伤亡20多万，元气大伤，已无力再发动新的进攻。
11月30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重新调整了对华方针，并向驻华日军下达了《第二百四十一号命令》：“确保占领地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的阵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再次发表声明，提出了“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项原则；并声称：“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这一声明，对蒋介石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英美的调解下，蒋介石急忙响应。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宣称，他将抗战到底，“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在这次会议上，他公开拒绝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提议，反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同时决定“溶共”、“限共”、“防共”、“反共”。
对于蒋介石的政策变化，毛泽东主席早有预料。在武汉会战过程中，他就告诫全党，“抗战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前的紧急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停止敌人的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之目的”。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及敌后战场出现的严重局面，及时作出决定：命罗荣桓政委率八路军第115师挺进山东，贺龙师长率第120师一部挺进冀鲁豫地区，以完成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
在此同时，日本华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颁布的《第二百四十号命令》，将主力从与国民党作战的正面战场转移到华北敌后战场，开始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日军对华北抗月根据地的“扫荡”步骤是，首先肃清平原，尔后转入山地；首先对冀中、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攻，然后集中兵力“扫荡”北岳、太行、山东和晋西抗日根据地。
从1938年10月1日到1939年4月，日军对冀中先后进行了五次“扫荡”。
冀中平原一望千里，毫无山丘之阻，交通异常便利。冀中游击战的开展，直接威胁了北平、天津、保定三大据点，所以日军对冀中进攻特别猛烈。
为了粉碎日军“扫荡”，发动平原的游击战争，第120师在贺龙、关向应的带领下，于1938年12月22日出发，突破日军重重封锁，挺进冀中。1939年1月，当120师抵达冀中时，正值日军的第三次“扫荡”。日军集中了7000余人，企图将我子牙河以东部队压迫于河间、任丘、大城之间消灭；东线敌人以津浦为基点，分三路向东压缩。120师和冀中首脑机关主动从惠伯口地区向南转移到肃宁东北地区集结待机歼敌。2月2日，120师第716团及冀中军区独立第1支队，在河间以西的曹家庄一带，向西犯日军200余人发起攻击，激战3小时，歼敌100余人。2月4日，日军又出动步骑炮兵1000余人，向大曹村八路军发起反扑。第716团顽强抗击，连续击退日军四次冲锋。双方血战一天，日军完全溃败。这次战斗共毙伤日军300余人。
在这以后，日军又连续对我中心地区进行第四次、第五次“扫荡”。这两次敌人用兵更多，并配有战车、飞机、坦克。在我120师和3纵队并肩作战下，敌人以死伤130多人的代价，除占了我一些村镇外，一无所得。
日军“扫荡”失败后，我120师主力在卧佛堂、大米村一带休整。日军获此情报后，4月20日便集结了800余人，分乘80多辆汽车，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由河间向齐会发起了进攻。对此，我军早有准备。我军决定阻击东面、北面之敌，不使其向齐会增援，以便集中主力歼灭这股敌人。
4月23日清晨，日军以突袭的方式将120师第716团的第3营包围在齐会村内。该营在与外面部队断绝联络的情况下，顽强固守，英勇抵抗，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冲击。日军进攻受挫后，便大量施放毒气。一时齐会村内浓烟四起，烈焰腾空。战士们不顾浓烟呛鼻，围上蘸湿的毛巾，继续战斗。毒气顺风飘到大米村，在这里指挥作战的贺龙师长不顾毒气危害，坚持在前沿指挥。
我120师决心以反包围手段聚歼攻击齐会之日军。为完成围歼的部署，贺龙师长令716团第1营和第715团第7连分别从东北、东南方向向日军的侧背攻击，并以一部兵力在敌人可能逃跑的方向上设伏。上午11时，我军对齐会日军进行内外夹击，日军被反包围。激战到下午4时半，火光与硝烟弥漫了整个天空。我军外围部队对日军再次猛烈攻击，并迅速突入村内与守军会合。在我内外夹击下，日军死伤惨重，乃于24日晨4时向南溃逃。南逃日军在马村附近，受到我715团的阻击。日军见势不妙，急转身向东逃窜，又被我军包围在东留路与找子营之间。
25日拂晓，日军被迫困守在一块坟地内负隅顽抗。日军在三昼夜的战斗中，疲惫已极。有的掘井取水，有的焚烧尸体，狼狈不堪，但仍做最后挣扎。
为了全歼残敌，我军重新调整兵力，预计在黄昏时一举消灭日军。不料，黄昏前狂风大作，尘土蔽天，残敌趁机向南逃窜。我部追击20多里，除数十名逃回城里外，全部被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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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相煎何太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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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三昼夜的齐会之战，一举歼灭日军700余名，缴获日军运载弹药的大车80多辆，堪称平原歼灭战的范例。
正当冀中反围剿战斗激烈进行之时，五台地区的局势也紧张起来。4月，为打通涞源到易县的公路交通，切断晋察冀、平西根据地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