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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很多人衣食都有困难，就算是盛唐社会繁荣发达，庶民的日子也并不是那么轻松……如下地耕种的农人，因为此时没有机械农药化肥等现代设备物资，只能靠人畜力劳动，风吹日晒只能混个温饱无疑非常辛苦。如果有坐在屋子里写写算算就能拿钱拿米养家糊口的事儿干，那真是非常好了，所以才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当官最安逸的说法。
而且薛崇训更信赖机构团队，比去信任几个能人要稳靠得多。
建立各种机构对他来说是很简单的事儿，现在最大的难题是“维持”，也就是经费问题。唐朝典章制度允许的编制，如令、大农、尉、丞、学官长、食官长、厩牧长、典府长等等亲王国的官职都是由品级的，领国家财政俸禄，这些并不需要薛崇训自己操心……可是他那个内厂下面那些办事的人，卧底、密探、眼线等等，不可能向户部申请经费罢？偏偏那些黑白模糊的事儿最烧钱，那些人冒着很大的风险办事，如果没有足够的利益就不好弄了。
薛崇训作为亲王看似厉害，其实收入并不高，王府官署内的正规官吏胥役都是朝廷拨钱养的，他那点俸禄收入根本不可能养的起那么多人。大唐立国至今已百年，很多制度都改革过了，比如王侯封爵并没有分封的人口地盘，而是折算成了俸禄支付利益……比如一个封五千户的郡王，并非划五千户人家给他治理，而是把五千户的税收折算成物质钱财由户部直接划拨（当然还有缩水）。这样一来极大地削弱了王侯们的势力，以便加强中央集权。
这些制度改革显然非常有用，现在薛崇训想发展势力，便没有最基础的东西……经济是一切建筑的基础。
众幕僚出谋划策帮薛崇训想办法弄钱，大伙最先想到的可以利用现有资源转化成实际利益的法子，当然就是卖官。
太平公主以前为了支撑奢侈的生活以及收买人才，缺钱了干的事就是卖官，她那个“斜封官”的干法简直是臭名远扬，看样子还得遗臭万年。不过无疑是很有效的，太平公主一直都富得流油。
一个商铺掌柜出身的幕僚唾沫横飞地说道：“皇后和王爷是站一边的人，到时候王爷把任命官职的名单往宫里一送，送到皇后那里，今上又不管事，多半就点头了。朝里一批就可以让人做官，明码实价童叟无欺……”
薛崇训愕然地看着他：“你以为事业单位……就是朝廷官府是做生意的，还明码实价？”
那人道：“当初太平公主殿下便是以此为妙策聚财，有前人经验，王爷依样画瓢，何愁钱财？除了走皇后的路子，找政事堂的相公们也可以，薛郎和相公们关系交好，时不时要任命一些官员，总是没多大问题。这个法子肯定行得通。”
薛崇训轻轻摇了摇头，直觉卖官的干法实在下作。这时王昌龄也反对道：“不是法子行不行得通的问题，而是卖官产生的不利影响十分严重。咱们为主公谋划，犹如郎中开药方，并非能治病的方子就好。庸医开虎狼之药，见效是快，但与身体调理却大有害处，如何算好方子？”
王昌龄又劝薛崇训道：“主公不能舍本逐末！人心虽看不见摸不着，却是最应敬畏之事。纵观古今，大凡名声狼藉者，当权时人人害怕，一旦稍有挫折，便成墙倒众人推之势。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主公不可不察！”
薛崇训听罢深以为然，赞同道：“少伯所言深得我心，名声舆情是很重要的软实力，如果形象被妖孽化，天下人谁愿意看着这样一个人当国？嗯，抽空找画师画几张与孩童相处的善良画像，写几篇为国为民的文章也是不错……”
王昌龄道：“那倒不必，最近三法司在审姚崇的罪，主公反正与他没有恩怨过节，不如顺便买个人情仗义为声望很高的姚崇家人说几句好话，天下士人定然会对主公另眼相看。”
二人扯到名声说了几句，薛崇训总算想起今日聚集幕僚的正事，又问道：“卖官太影响名声，我觉得不可用，你们再想想，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法子弄钱？”
众人面面相觑，相顾无言。赚钱自然没有那么容易，何况是要短时间内赚到大量钱财，真那么容易大伙还种什么地？
没人提到让薛崇训利用手里的特权经商，因为一个亲王去掺和商贾的事实在太掉价了，而且此时的商业运转周期也比较长，来钱也不快。薛崇训自己倒是想到了这点，但也觉得没必要干那种事。他的精力时间在权力上，对纯粹赚钱实在没多少兴趣。
这时有人提到：“其实开钱庄铸币来钱很快，铸出来就是钱。普通商贾自己铸币要获罪，就算与官府有关系人脉的也要多方打点，成本就高了。王爷不是还挂着户部侍郎的官衔没有撤销么？如果开个庄子代朝廷铸币，倒是说得过去。”
另一个幕僚嘲笑道：“您是没在钱庄呆过，以为造钱有多大的搞头？铸造一万贯钱，就要造一千万枚铜钱，铜料成色不好的话在市井流通只能两个当一个用，或者干脆百姓就不要。其中人工、用料、火耗，得费多大的劲？场面能弄多大？”
不料这时薛崇训却一拍桌案道：“这主意不错！”
众人把目光聚过来时，他便笑道：“光铸造铜钱自然费力，但可以同时铸造银币，印纸币！”
……薛崇训得到灵感之后下来细想，越想越觉得可行，特别是纸币最有搞头，需要国家权威和信用而已。而且可以套上与民方便的大义名头。
他先写了篇文章上书提这事，并借用他以前改革“三河法”的成功资本，提议要改革“钱法”。
唐朝的货币流通极不规范，既流通铜币，还流通金银，甚至最流行的不是金属货币，而是纺织品。丝、绢等纺织品在此时几乎是一般等价物一样的存在，朝廷税赋收得最多的除了粮食就是丝绢，并用于支付各衙门开销。
而人们平日零花一般是用铜钱，铜钱又有成色新旧之分，有的一千枚相当于一贯，有的成色不好要一千五百。而且铜钱携带不方便，金银不好量化（整锭元宝那是存在金库的东西，没有拿来使唤的道理），对商业流通十分不利。
薛崇训的想法就是建立一个类似央行的户部机构，由他出面提出改制并一手组建，掌控这个机构之后何愁钱财？合理地从“银行”提钱不是很方便么？他和王昌龄等人商量之后，写了一篇奏章叫“钱法”，准备递到政事堂去。
其中论点就是“准确度量货币”，然后叫幕僚们引经据典佐证其论点的正确性。那些文人也搞得复杂，连秦始皇统一文字度量衡的事儿都扯到了。
铸造银币铜币流通并不是问题，因为那是硬通货，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最需要费力说服朝臣的问题是纸币。凭什么让天下人认可一张纸的价格？
纸币和民间钱庄发行的银票是两种概念，银票相当于存根，是人们先把金银丝绢存进钱庄拿到的凭据，可以随时去提出来的；薛崇训提出的纸币显然是现代经济理念，恐怕很难让人接受。
他的主张就是先把纸币做成银票一样的东西，可以在户部钱行里随时兑换金银铜，同时国家税赋也只收金银和纸币，为纸币的信用做个基础。
这样一来就涉及到金库问题，发行了纸币通过朝廷财政开销流通出去，别人要到户部钱行换金银丝绢，就得有存货才行。薛崇训的法子当然就是向国库“借款……”用自己印刷的纸币给国库换金银丝绢，然后国库开销用纸币。
有幕僚提出可能出现经营困难，一开始人们无法信任一张纸，拿到纸肯定去换钱了，钱行左手从国库进金银右手兑换出去，加上经营成本，可能入不敷出。
当然有问题就有办法想，很快就有人提出解决方法：火耗。要在钱行兑换，需得交纳一定比例的火耗，借以支撑前期的经营。
又有在钱庄做过掌柜的幕僚建议可以经营抵押借贷的业务，相当于合法的高利贷，有国家强制机器做后盾，利润是非常高的。
……如此捣鼓了半天，朝廷大臣硬是没弄明白薛崇训想干嘛，他们的想法就是：晋王穷疯了，想开钱庄。那些读圣贤书或是贵族出身的大臣，治理国家有一套，对于商贾之道实在不甚精通，就算手下有懂行的书吏门人，意见也只说那是很赚钱的事儿。
既然薛崇训说可以用纸币在他那里兑换金银丝绢，在朝廷里阻力也就不大了……大家都明白，晋王缺钱了，开钱庄赚火耗总比卖官败坏吏治好。
第五十三章 反对
最近各种朝会廷议等公众场合上，薛崇训都表现得很沉默很低调，今日紫宸殿的廷议他却是一改常态十分活跃，当然是因为在那里推销自己的“钱法”。
就连坐在皇位一侧珠帘里的高氏，也可以很自然地多瞧薛崇训几眼了，因为他在殿中一直说话嘛，听众去看正在说话的人是自然而然的事，她此时便不担心被汾哥怀疑二人“眉来眼去”。
薛崇训在那里面对朝廷诸大臣，说得十分起劲，“三年前改漕运法，不过将规矩稍加变动，使用分段运输便能事半功倍。现今回头一看，三年以来长安可曾缺少用度？三河法不仅增加了运量，更节省了民力，臣民称颂朝廷为民作想办了实事……故事在人为，法旧则新之。今日我提改‘钱法’，也能对民生大有裨益，望陛下圣断。”
汾哥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偶尔还微微点点头，好像很认真在听一样，他是不是在走神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不过薛崇训也不计较，因为他名为向皇帝进言，实则是说给在场的宰相大臣们听，他们认同了，事情就可以办，根本不用管汾哥。
薛崇训继续道：“大伙想想这样的事，如有一士子饱读经书之后欲游历天下增长见识，一出家门便是数年，带足盘缠就极不方便；这时有了纸钞，一张一贯面额的纸钞又轻又便于携带，一叠纸便能走遍天下，何其便利！
诸公又想想另一个场景，某长安商贾要东去买茶，先要运大量财物过去，路上还可能遭遇盗匪，运送困难风险一大，成本就高，故长安茶米都很贵；假如有了纸钞，他随身将钱藏于衣内，随河东去，谁知道某身上藏有大量商款？节省商业成本，自古柴米茶价下跌乃太平盛世之兆，既能与升斗小民以实惠，又可增收商税而无怨言。何乐不为？”
这时庙堂上众人小声议论起来，嗡嗡的有些嘈杂。张说回头对窦怀贞笑道：“窦相公觉得晋王之法如何？他这么一说还真那么回事儿呢。”
因为大家是私下里小声议论，窦怀贞便以开玩笑的口气道：“我倒不信薛郎平白无故地帮咱们政事堂操心起国策来了，多半是对他有好处的事儿，才会如此卖力。”
张说道：“那是当然……不过话又说回来，设户部钱行改钱法对治理国家无甚害处，总比他央着咱们帮他卖官好吧？”
“恐怕不只是钱的问题吧？”户部尚书萧至忠插话进来淡淡地说道，“俺晋王的说法，国库开销用钞，那钱行和户部施政便绑在一块儿了。以后咱们发道政令想要顺利施行，缺了钱行缺了晋王支持参与，能顺利得了吗？”
张说打着哈哈并不表态，窦怀贞作恍然状：“萧兄一提醒我才醒悟，薛郎这是在布局了啊。”
萧至忠点头低声道：“这一点薛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