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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但人情易于纵恣，故令卿等编辑此书，必时时进说，使知所警戒。然赵伯鲁之失简、汉淮南之招客，过犹不及，皆非朕所望也。”为教育诸子，让他们尝试挨饿受累，其用心也良苦了。
到五月初一《祖训录》也成书了 。《祖训录》共有十三目，包括箴戒、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供用。朱元璋亲自为之作序：
朕观自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当时法已久定，人已守是以息。威加于海内，民用平康，盖其创业之初，备尝艰苦。阅人既多，历事亦熟。比之生长深宫之主，未谙世故，及僻处山林之士自矜已长者，甚相远矣。
朕幼而孤贫，长值兵乱，年二十四委身行伍，为人调用者三年。继而收揽英俊。习练兵之方，谋与群雄并驱，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乃能剿除强敌，统一海宇，人之情伪亦颇知之，故以所见所行与群臣定为国法。革元胡俗，去姑息之政，治旧习■染之徒，且群雄之强盛诡诈，至难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经世乱，欲度兵荒，备习奸猾，至难齐也，朕已齐之。盖自平武昌以来，即议定著律令，损益更改不计遍数，经今十年始得成就，颁而行之，民渐知禁。至于开导后人，为《祖训录》一编，立为定法，大书揭于西■，朝夕观览，以求至当。首尾六年，乃七帧澹两穹蕉ǎ穹悄言眨�
盖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众长，即与果断则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礼部刊印成书，以传永久。凡我子孙，欲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穷矣。呜呼，其警戒之哉。
朱元璋把《祖训录》颁给诸王，并且将其抄录于谨身殿的东■、乾清宫东壁，还让亲王抄写在王宫正殿和内宫的东壁，随时阅读。随后他又对诸臣说：
朕著《祖训录》，所以垂训子孙，朕更历世故，创业艰难，常虑子孙不知所守，故为此书，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绎六年，始克成编，后世子孙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是违祖训矣。
朱元璋所想到的是皇图永固，他认为他的子孙只要维持他定下的成法不变即可使朱明天下传之久远。随侍之臣为朱元璋的这种认识找出了理论根据。他们回答说：“自古创业之主，虑事周详，立法垂训，必有典则，若后世子孙，不知而轻改，鲜有不败。故经云：不愆不忘，率有（由）旧章。朱元璋对这种逢迎当然很高兴。他接着说：
日月之能久照，万世不改其明，尧舜之道不息，万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时损益者，其小过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轻改，故荒坠厥绪，几於亡夏，颠覆典刑，几於亡商。后世子孙当思敬守祖法。
朱元璋相信亲王比将帅可靠，朱姓比异姓可靠。他肯定地认为分封亲王恪守祖训会使朱明朝廷长治久安。然而“封建”的得失，自秦以来一千余年，一直争论不休。明朝实行分封制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在当时仍然是个难解之谜。
历史上从来不缺少聪明洞达之士。这些人会根据历史的经验对复杂的现实做出精辟正确的论断。但他们的意见却往往不被重视，甚至因为发表这些意见而遭到惨祸，哪怕这意见是应统治者的要求而发表的。只有当他们的论断被历史无情地证实之后，人们才发现它真正的价值。这时便会有一大批人出来称赞他如何如何高明，不听其言教训如何如何沉痛。照理说，这样一来，类似的错误以后不会再犯了。然而事实上后人还是常常要重复前人的错误，当然失败也常常是同样惨。难道人们不能接受历史的教训吗？不是。“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千古万国人同此心，人们的欲望大体一致，而历史规律也亘古如一，绝不更改。两者相遇，就看谁能屈服于谁了。洪武九年（1376）自年初以来，钦天监不断报告说星象异常：二月岁星逆行入太微；三月，荧惑犯井；四月荧惑犯鬼；五月太皇犯毕、井，又有客星大如弹丸，白色，止于天仓，几天之内越来越亮，最后进入紫微垣，一直闹了四十多天。 这件“五星紊度，日月相刑”的事引起举国上下的不安。皇帝既是天子，又受有天命，五星紊度自然是上天垂戒了。皇帝一定有什么事做得不当。九月初九，皇帝下诏，请求臣下直言，以匡正过失。说是 “静居日省，古今乾道变化，殃咎在乎人君。思之至此，皇皇无措，惟冀臣民，许言朕过”，而且说“於斯王道惟忠且仁者能鉴之” 。宁海人叶伯臣，以国子生被选拔担任了平遥县儒学训导的职务。早就看出朱元璋政策的失误。打算上书直陈。他听说皇帝有诏求言便上书指出当今政治的三个问题：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关于分封，他说：
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强干弱枝，遏乱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兢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
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於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为太过者也。昔贾谊劝汉文帝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子孙。向使文帝听从谊言则必无七国之祸。愿及诸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贤且才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屏，与国同休。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社稷，莫先於此。
叶伯巨同样在总结历史的经验，但他得出的结论却与朱元璋完全相反。他以汉晋两代的事例详尽地解剖这一问题。汉朝初年，高祖刘邦鉴于秦室孤立无援，仍行分封制，后来又规定“非刘不王” ，以确保刘氏江山。但天下诸藩日臻强大，专恣自为，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贾谊向汉文帝建议众建诸侯，以削弱诸侯的势力，没被采纳 。景帝时吴楚七国更加骄横，势在必反，晁错再建削藩之议，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于是相继削赵王、胶西王、楚王之地，吴王乃与六王相约而反。待七国次第平定，朝廷将地方用人之权，收归中央。其后诸王的权力虽然削减，但其封地仍然很大。武帝又用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命令亲王在自己封地内分封众子弟为侯，从而将诸王的领地块块分割，避削地之名而行弱藩之政，使分封制有名无实 。从此地方权力全归朝廷控制，汉室得到安宁。一百五十年以后，东晋武帝再次重蹈汉初覆辙，企图众建亲王以羽翼王室。他分封子弟二十余人为王，并给以兵权，大国小国兵力从五千人到一千五百人不等。武帝死后，汝南王、楚王、赵王、齐王、长沙王、成都王、河间王、东海王八王相继为乱，自惠帝元康元年（291年）到光熙元年（306年）绵亘十六年之久。国势陵夷，地方大乱，遂至匈奴刘氏举兵南下攻破洛阳，怀帝被俘 。
叶伯巨担心明朝再走历史的老路，因尾大不掉而致乱，他建议在诸王还没就国时便“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以强干弱技，并且限制诸王的地盘，也用来封建诸王的子孙，以分散诸王的力量。其策略与贾谊、主父偃如出一辙，其拳拳忠心可嘉，其切切之议可行，也算得个“忠且仁者”吧？然而天心难测，朱元璋早忘了自己说过的“惟冀臣民，许言朕过”的话，竟固执己见，想要在并不通行的老路上再做一番尝试。他读到叶伯巨的奏疏，异常愤怒，大呼：“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他爱诸皇子太深了，因而便过分相信他们之间的骨肉之情，他忌异姓功臣也太深了，因而便认为除依靠骨肉之情外别无它途。大明江山，皇图永固，骨肉岂容离间！叶伯巨的一番话搅得他心绪不宁，他一定要亲手射杀叶伯巨，才能解心头之恨。仿佛叶伯巨一死，朱姓江山便会从此太平无事。叶伯巨被捉拿到了京师，但中书省的官员们都不忍他马上遭到亟刑，也许他们和叶伯巨对形势有着同样的见解，也许只不过是出于有限的同情心罢了。中书省等朱元璋怒气稍稍下去，向他奏请对叶伯巨的处置。结果叶伯巨被送入刑部的大狱，一直关死 。总算比枭首凌迟好得多了。
四、凤阳行
皇帝不能总是把亲王放在脚下，就好比大鸟之于雏鸟，一旦雏鸟羽翼长成便鼓励他们试飞，以便有朝一日能够腾空凌云。朱元璋对此更为急切。朱元璋自己从临濠的贫苦农民、游方僧成了一代帝王，他曾希望诸王也体验一下自己的经历，因而常常让他们回乡。洪武九年二月，朱元璋命令他们去凤阳看看祖宗的肇基之地，让他们再次领略江山得来的不易。这行人由皇太子带领，在出发前一同去祭奠了开国功臣 。对于父皇创业的事迹，朱棣早已了如指掌了。但这次祭奠仍然使他振奋。他好像跟着父皇，伴着各位老将功臣走向烽火连天的战场。这祭奠和即将开始的中都之行一样，是在掀动下一场戏剧的帷幕。帷幕一开，他们就要正式登上舞台了。朱棣感到浑身孕育着一股即将爆发的力量。
去年十月，朱元璋曾让皇太子、秦王、晋王、楚王和靖江王一起出游中都。说是为了练习武事，但不知为什么却没有让燕王、周王参加，那次跟随太子和诸王到中都的有东宫官 和各王府官，太子赞善大夫宋濂，秦府长史林温，晋府长史朱右，楚府长史朱廉，靖江王长史赵埙等。他们离开南京后，朱元璋还将临时找到的一卷《濠梁古迹》派人追送给他们。朱元璋在书外面特意题了字，让宋濂按图询访，随时为太子和诸王讲解 。
二月十六，燕王等跟随太子离开南京，仲春时节的南京城外风和日丽，柳绿桃红。明丽的天空下不时掠过几只春燕。农民们绝不敢耽误农时，他们在田间艰苦地进行着那世代如一的周而复始的耕作。融融春光里走来太子和诸王的大队人马。走在前面的是身着戎装举着龙旗的军士。一面黄旗居中，青旗、赤旗、黑旗、白旗在四面环抱。每面旗下都有六个身着与旗帜相同颜色服装的军士，他们身背弩弓，无不英武强悍。接着便是举着引幡、戟氅、戈氅、仪锽氅、羽葆幢、青方伞、青小方扇、青杂花团扇的校尉 。个个都是鲜衣怒马，数不清的旗帜，数不清的仪从。那踏踏的马蹄，滚滚车轮，和轻轻扬起的黄尘，打破了春日的宁静。
从南京到凤阳三百三十里的路程，用了近两天时间，第二天他们到达了凤阳城 。凤阳在元朝称为濠州，属安平路。朱元璋做了吴王之后，这里便是龙飞之地了，自然要有所升崇，于是改称临濠府。洪武二年九月，朱元璋将这里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