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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旁征博引，义正词严，痛陈拆三大殿之弊。其关注文化传承，呵护文明薪火的拳拳之情溢于言表。在那个战事连绵、兵燹盈野的年代，吴佩孚居然有此等的远见卓识，令人钦佩。难怪时人常以“秀才将军”称之。
吴大帅震怒，京城岂敢怠慢！5月25日，主持国会迁建的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代理审议长张伯烈、宪法起草委员长汤漪等致电吴佩孚，如实相告，称国会并无拆除三大殿改建西式议院之说，仅计划在三殿楹柱之间，增设议席及旁听席云云。
电报全文如下：
洛阳吴巡阅使鉴：顷阅各报，载公致府院专电，本保存三殿之旨，以立言，对于国会迁移之举，以为非是，各报且从而和之，力持异议。弟等读而疑之，以为果有此电，则必以告者过也。今日国中百度紊乱极矣。其为吾人讨论所及者，不过一二，未遑致议者，殆千百也。设此一二事，犹复闻异词，意见舛牾，贤如我公，卒不谅解。弟等以为决不至此。国会迁移三殿之意，弟等实共创之，用意所在，愿为公一述焉。一曰正视听以固国本。凡国之大事，如大总统之选举，及其就职宣誓，宪法之宣布或修正，与夫解释宪法之会议等，必于其国历史上最庄严闳丽之地行之，此古今中外所同也。法之费赛依王宫其王路易十四之所营也，而今则为法国国会会合之所，其明证也。民国二年，项城就总统职典，于太和殿行之，公所知也。然按诸总统选举法，大总统就职时之宣誓，实为出席国会之所，有事当然于国家固有会场行之。若项城时代之故事，则国会非接受誓言之主体，议员为参观就职之来宾，于法理至为背驰，斯又往事之足为反证者也。共和以来，清帝犹拥尊号，遗老因而生心，曩者帝制复辟之变，恐再见矣。如曰三殿当留，以有待国家一切大事，皆可于象坊桥行之，甚非所以别嫌明微之道也。二曰谋古建物之保存。凡建物莫不以获用而后存，以不用而就圮，此常理也。今之三殿荒废已久，其旁殿尤甚，倘不加以修葺，别无保存之法，自始议迄今，中外工程师所绘图案，不下十数，无一非就原有楹柱之间，增设议席，及旁听席而止。既无所用其拆，更不知何所谓毁也。不观乎天坛乎，在民国二年曾为宪法起草之会场矣。且附设办事处于其中矣。究竟此精美壮丽之建物，果有毫末之损否，其所以为焕然改观者，果足指为耗费国帑之举否。天坛如此，三殿可知。宪法起草会如此，国会可知。综计修理工程所费不过二十万左右，节省极矣。且闻当局拟以公开投标方法，估定其价格，中饱之弊当可杜绝。总而言之，国会两院将来当有新建筑，而一切两院会合时之所有事，则必于三殿行之，永为定制，垂诸无极。所以正名分，别嫌微，实为立国之常经，绝非不急之细务，悠悠之口，颠倒实事，故为危词，何足算也。临电神驰，惟希亮察。
从吴景濂等人的电报可以看出，国会已经雇用中外工程师绘制改建工程图纸，所绘图纸不下十数种。所谓“一切两院会合时之所有事，则必于三殿行之，永为定制，垂诸无极”，即参议院、众议院迁入三大殿已成定局。已经议定要在大殿修建议席及旁听席，且拟定工程投标方法及工程经费。可以想见，在三大殿施工，必然会对宫殿造成破坏。
当时，吴佩孚正值鼎盛时期，又深谙操纵舆论之道，更重要的是他站在爱国的立场，呼吁保护文物，理由堂堂正正，极具号召力。吴景濂等人的电报形同狡辩，不但未能端正视听，反而抖落出两院迁移三大殿的计划细节，舆论对其更加不利。国会两院迁移三大殿之议至此打住，再未有人提起。
迫于吴佩孚的压力，也由于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三大殿改造计划最终胎死腹中，“灵光巍然”的故宫三大殿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而今驻足故宫，除了应接不暇的旷世胜景，便是充斥耳鼓的宫闱秘史。谁还有雅兴静下心来去思考这满目锦绣背后的历史真实和现实关照，更无人会提及那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吴佩孚曾经的贡献。
智斗日本人
若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在政坛上已经销声匿迹的吴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里颐养天年的。可是，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残梦。
1938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侵华困境，策动在中国成立汉奸政府，实行“以华制华”。日本人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介石有宿怨的中国人，一个是当朝二号人物汪精卫，另一个便是曾统兵百万的“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的吴佩孚。他们一方面拉拢汪精卫，一方面拼命引诱原北洋政府头面人物吴佩孚。
第一位说客是日本人大伯通贞，他受命进入北平，邀见吴佩孚，请吴出山担负“兴亚”大任。吴佩孚没有答应。随后日方又派更厉害的号称“东方劳伦斯”的中国通、日本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决心要把吴佩孚拉下水。土肥原亲自出马，三次登门拉拢吴佩孚，都被吴佩孚用巧妙的语言挡开了。
第一次，土肥原以下自居，一见面就哀求说：“请玉帅出来，救救我们日本。”吴佩孚哈哈大笑，说：“我自身尚不能救，焉能救人？”土肥原不欢而去。
第二次，土肥原开门见山地说：“请玉帅出来，调停中日和平。”吴佩孚顺势说：“好哇！请贵国天皇和我国蒋总司令双方来电，请我出面调停。当然可以。”这无疑是出了个难题，土肥原无以应对。
第三次，土肥原以高官为诱饵，劝说吴佩孚出山维持中日民族关系，并保证恢复吴往日的权势。土肥原说：“请玉帅出山，担任原职，维持中日民族问题。”吴佩孚摇摇头苦笑说：“现在根本谈不上出山。如要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中国，包括东北在内，可以吗？”
土肥原见有商量的余地，立即提出：“既然如此，就请您出面，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如何？”吴佩孚听后欣然点头同意。没多久，日本及沦陷区的报刊大量报道吴佩孚要召开记者招待会的信息。土肥原还派人为吴佩孚准备好了记者招待会的“讲稿”，并命令翻译不论吴佩孚是否按照讲稿说，都要按讲稿逐句进行翻译。
1939年3月30日，百余名中外记者拥向什锦花园。花园内戒备森严，进场的记者每位都发有一份中英日三种文字的“讲稿”。吴佩孚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吴佩孚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并客气地向记者先鞠了一躬，然后仅瞥了一眼案前的“讲稿”，就开始作即席讲演。开场的讲话土肥原十分满意，可吴佩孚讲着讲着突然话锋一转，一字一句地说：“唯‘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吴佩孚又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容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会场的中外记者纷纷疾笔如飞地记下了吴佩孚最真实的讲话。随后吴佩孚把土肥原事先准备的“讲稿”从案前拿起来，狠狠地摔在地上，用力踩在脚下。土肥原气得浑身发抖，脸色蜡黄。吴佩孚巧妙地用记者招待会的形式，揭穿了土肥原散布的流言蜚语，粉碎了日本人的阴谋。
1938年12月的一天，什锦花园驶进了几辆小汽车，从车上下来几个身穿便装的日本人，领头的是吴佩孚的老朋友冈野增次郎。此人过去担任过吴佩孚的顾问，跟在他身后的便是接替土肥原的川本少将。川本对吴佩孚大加赞赏，并提出要拜吴为师的恳求，还以孝敬师母为名送给吴佩孚夫人一大笔钱。其实这是川本对吴实施的所谓“联络感情式”的拉拢方式。当时汪精卫已投靠日本，日本人提出了“汪主政，吴主军”的方略，所以继续对吴佩孚实施诱降。这次吴佩孚着急了，他连夜差人把钱退还了川本。
川本见此计失算，就又打起吴佩孚身边人的主意，但最终也没有结果。最后川本亲自出马劝老师出山，吴佩孚却说：“如欲和平，必须全面撤兵！”川本苦求说：“老师应该体谅弟子的苦衷，土肥原将军因您拒绝出山而受到一生最大的挫折。如今，厄运又将落在弟子头上，如果老师执意拒绝，弟子只有剖腹自杀，以谢天皇。”吴佩孚却说：“承你错爱，拜吾为师，却不见你读经问义，你我之间不过空有一层师生关系罢了。又何必以师徒之虚名相逼？”然后他又送川本一句孟子的话：“小国不可以敌大，寡国不可以敌众，弱国不可以敌强。中国国大、人多，日本终必失败，这就是我对中日战争最后的看法。”川本气得只说了一句话：“大帅会后悔的！”后来日本人以死威逼，不想一到吴的家里，吴佩孚就请他们看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具黑漆棺材，吴佩孚已经在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只空了年月日。日本人利诱威逼均告失败。
1939年底的一天。吴佩孚在吃饺子时，肉馅中的一根骨渣插进了牙缝，几天后便肿了起来，疼得吴佩孚捂着嘴巴，呻吟不止。12月4日下午3点钟，川本和日军医处长石田，以及吴的朋友齐燮元、符定一等人驱车来到什锦花园，当时还有一队日本宪兵，他们拒绝任何人进入什锦花园。
吴佩孚看到川本时，表情非常愤怒。就在这时，石田拉开皮包掏出钳子、钢条等。然后用力撬开吴的嘴望了一下说：“要动手术把脓放出来。”吴夫人及其仆人极力阻拦也没有结果，无奈吴夫人只好抱着吴的头，其子抱着脚，石田掏出一把狭长锋利的手术刀。这时，吴的五姑爷张瑞丰见状大喝道：“慢着！”川本气势汹汹地走过来问：“什么事？”张怒目问道：“为什么不打麻药？”一句话提醒了吴的妻子，她也大声抗议：“既然开刀，为什么不打麻药？”石田苦笑着在皮包内翻了半天，才找出针剂，并给吴注射了一支，然后又撬开吴的牙齿。当时张瑞丰亲眼看到，石田那把狭长锋利的手术刀并没有指向胀肿的牙龈，而是刺向了吴的喉咙。只听吴“啊”地一声惨叫，鲜血喷射出来。顷刻间，鲜血汩汩地向外流，吴佩孚怒视川本一眼，最后气绝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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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守“四不”
1932年，失魂落魄的吴佩孚离开成都，来到了北平。张学良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