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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孙传芳集合被俘的一万多名鲁军讲话，他说：“张宗昌是土匪，我们山东老百姓被他害苦了，我们一齐干，把张宗昌这个土匪赶跑，咱们老家好过太平日子。”被俘鲁军一致高呼愿跟孙大帅走。接着孙传芳即将被俘官兵改编，发还枪支，并开往前线作战。
11月8日，孙军先头部队占领徐州，张宗昌部向韩庄以北退却。这时，岳维峻由开封来徐州，要求孙传芳继续派兵北进，支援国民第二军攻打山东。孙传芳正在筹组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未允所请，顿兵不进。吴佩孚也派高恩洪携款五万元由汉口来徐州慰劳孙军。这时孙与吴已有分庭抗礼之意，对于吴之慰劳，淡然视之。
孙传芳在徐州子房山大开庆功宴会，预先从绍兴运来醇酒十坛，山珍海味俱备，各方代表和孙军少将以上人员都来参加。此时孙传芳已是意态骄盈，不可一世了。
11月23日夜，孙传芳率总部人员由徐州凯旋南京；24日抵下关，住了一宿；25日早晨8时进城，先拜会陈调元于其私邸。这时文武官员已齐集督署，和陈调元来到督署后，即在大堂开会。孙传芳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以周荫人为福建总司令，卢香亭为浙江总司令，陈调元为安徽总司令，江西总司令一职，以后由吴佩孚和孙传芳会委邓如琢担任。孙传芳又派刘宗纪为参谋长，陈阉为秘书长，张世铭为副官长，万鸿图为政务处长，孙基昌为军务处长，程登科为军需处长，陈锡璋为军法处长，金振中为军医处长，赵正平和沈同午为高等参议。孙又聘日人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月支薪金800元，优礼有加。名流如蒋百里、章太炎等，也都聘为高等顾问，以备咨询。此外，还办有联军军官学校一所，孙传芳自兼校长；并派赵正平主办导报社，作为联军的宣传机构。这是孙传芳一生最得意的时期，他的“功业”已经登峰造极。
蜗居沈阳
1926年孙传芳在长江以南与蒋介石北伐军作战失利时，决心与东北军合作，继续抵抗。但是在1925年，他曾袭击过东北军于沪、宁一带，迫使东北军放弃上海、南京、安徽等地区。宿怨未消，化敌为友大非易事。他遂决定亲往天津见张老帅（张作霖），动以利害，希释前嫌。他化装为一个商人，穿灰布大褂，贴身带两支手枪。搭津浦列车，坐在茶房的车厢内，只身北上。路过山东境内，张宗昌的密探密布车上，亦未发现。孙抵津后，即到英租界住宅给张老帅挂电话。接通后，便说：“我是孙传芳，由南方来，有事面商。”张接电话，久未作复，以为孙是敌方的主帅，如何能来天津，想必是带兵打过来的。最后，还是允予见面。孙见张第一句话便说：“完了！完了！我们北洋系的军人，眼看要全完了！只有团结起来，与北伐军作殊死战，否则将被各个击破。过去是兄弟阋墙，今日要外御其侮了。现在我甘愿做你的部下，听你指挥，请你不要见外。”张对左右说：“快请总参议来，共同商量。”杨宇霆进门，见孙在座，不觉面红耳赤，因上年他是江苏督办，被孙赶走，旧事不免耿耿于怀，孙急趋前握手说：“老弟！对不起，过去我们是自家人开玩笑，不要介意；共同商量今后的大计吧！”经此一番话，前嫌顿释。孙的联军改为第五方面军团，归张节制。这是孙不与北伐军合作而与张作霖合作的经过。以后张作霖到北京，做大元帅，组织军政府，孙实为策动之主要角色。
孙初到沈阳时，住商埠地齐宅，嗣因房舍狭小，迁至大西关大什字街一座楼房，据说是殖边银行旧址，房子很多，比较宽敞。后来他的夫人和两个儿子也接来同住。楼下为其副官、卫士等，约有20人左右。另外有一位赵秘书。他还有几位处长长住日本站（南满铁路车站用地），均携带家眷。最后孙又迁至三经路一所楼房，系新式建筑，比较舒适。他另有一位夫人住在大连。
他的生活比较简单，饮食不太讲究。杨宇霆由前方回沈阳后，他夜间多赴杨宅与之周旋。在家时，除会客或与下属谈天外，总是手不释卷，有时绕室徘徊，若有所思，很少休息。他在沈阳的各处长中常来见面的，为粮饷总办程步青（系其外甥）。此时他的军队仍驻关内。有一次来了一位军长李宝章，以后又来了一位王金钰，他的副官们均称为总参议，住了10日左右又返回关内。
他喜欢骑马，他曾由关内运来骏马十余匹，兴之所至，常于天朗气清之晨，驰骋于郊外公路上。他极爱枪。他的寝室墙上挂有长枪，每次外出，车上亦放有短枪。他常说：“军人不能离开武器，有备无患。”
他很喜欢看书。他不但好看线装书，也好买新书。有一次，他与下属到日本站一家日本书店，买了很多新书。正在选购的时候，卖书的日本人，忽然用日语对其下属说了一句：“此人是孙传芳。”下属说：“你认错了。”他说：“一点不错，我有相片。”当他到楼上取相片时，下属劝孙先走。下属付款后即携书回去。孙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懂得日语，他当时也感到很奇怪。回家后，部下深深惊叹，日本一个普通商人，也有第二个任务。
孙在沈阳，每日赴帅府办公，像张学良将军的一位贵宾，又像高等顾问。他们两人很亲近，军事、政治以至家庭琐事，无话不谈。当杨宇霆指挥军队驻守榆关、昌黎一带时，孙曾亲至前方慰问东北军。那次坐的是专车，有米春霖、王烈诸人同行。有人私问孙到前方去做什么。他说：“你们总司令对杨宇霆不大相信，不知他在前方搞什么名堂，让我去看看。”及至前方军事结束，杨宇霆回沈阳后，孙白天仍到帅府，夜间多赴杨宅与杨周旋。但他从不访晤别人，即万福麟来谒，亦未回拜。其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有一次，孙传芳与其亲信一同到杨宅，刚坐下，杨宇霆说：“阿斗为何还不见来？”少顷，张学良将军亦到。在这一时期，张学良将军每晚均到杨宅，与杨极力周旋。在归途中，亲信问孙：“阿斗是谁？”孙笑答：“你还不知道吗？就是你们总司令。”亲信说：“为什么这样称呼？”孙说：“他一向是这样说法。”
血溅佛堂
1935年11月3日，星期三。天津英租界20号路134号，一座宏伟壮丽的深宅大院。孙传芳下野后，皈依佛门，成为在家修行的居士。每星期一、三、六还要去居士林听经。此刻，他蓝绸棉袍，灰春绸棉袄裤，系着白布腰带，白洋褂，青缎鞋，从楼上下来正要出门。
夫人周佩馨过来：“馨远，天气不好，今天不要去了。”
孙传芳笑着说：“夫人，恶尽言功，善满曰德，全凭诚则灵，这些年我专心念佛，连过去浮躁的脾气也改了，怎能不去？”
“馨远，天气不好，我今天不陪你去了，早点回来。”她亲自拉开小轿车的门。
下午两点左右，一位30岁上下的女子来到居士林，径直来到富明法师面前，双手合十：“大师，我有心礼佛，但经文难懂，如何能念？”
“心诚则灵，诵经的好处极多，试看下台的要人靳总理：孙联帅都皈依佛门，可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法师，孙联帅可是孙传芳？”
“正是，他是本林的理事长，每次都来，功夫甚好，日前已在仁昌广播电台中布道讲经了。”
“法师，入居士林可要什么手续？”女子诚恳地询问。
“女施主，请填一份志愿书，并交费一元。”
女子接过志愿书，在上面工工整整填上姓名“董惠”。富明法师披着绿绦浅红色袈裟，上法堂讲演经法，这时佛堂的大门开了，孙传芳身披黑海青缓步进入大殿，他登坛焚香，拜了几拜，然后在蒲团上坐下，面向东方，两足交叉置于左右股上坐禅。
香烟缭绕的佛堂，仿佛是极乐的世界，经声朗朗，十几名善男信女如痴如醉，欲醒欲睡。只有董惠一颗心在猛烈地跳动，她棉袍的暗兜里藏着一把崭新的六号勃朗宁手枪，枪膛里压上六颗闪闪发亮的子弹，紧握枪把的手湿淋淋的，全是汗水，鬓角额前鼻尖也冒出密密的小水珠。
女教友关心地说：“到前面去吧，那里好一点。”
董惠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立即站起来，来到孙传芳的身后，她默默地念着：“爸爸，十年大仇，今天要报了。这是女儿多年求之不得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爸爸，你要助我一点勇气！”
董惠迅速掏出手枪，对准孙传芳的后脑勺。“啪！”一扣枪机，子弹飞去，孙传芳的身体似乎怔了一下。“啪！啪！”紧接着又是两枪，一粒子弹从左额角打入，由右额透出，另一粒子弹打进脊背，从胸膛正中飞出，他应声扑倒于佛案之旁。
董惠满脸杀气，手里握着枪，厉声狂喊：“大家不要害怕，我是替父报仇！”随即，她冲到院子里，从大衣兜中掏出早已印好的传单和告国人书猛地抛向空中，上面油印着：
各位先生注意，一、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文·冇·人·冇·书·冇·屋←
仇女施剑翘谨启
孙传芳的遗体一身法衣，脖子上戴了一串108颗玛瑙石的佛珠，头上还缠着白色的纱布，躺在一具上好的金丝楠木棺材里。他的墓地选择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左侧，墓书：恪威上将军孙公讳传芳暨元配张夫人墓碑。
冯玉祥：一生追求民主
冯玉祥戎马一生，由士兵升至一级上将。在其50余年的军事生涯中，以治军严、善练兵著称。注重爱国爱民精神教育，强调纪律是军队的命脉，致力整饬军纪，并身体力行，赏罚严明，关心爱护士兵，要求官长与士卒共甘苦，以带子弟的心肠去带兵。
结交法师
冯玉祥与南京栖霞山下的千年古刹栖霞寺寂然法师有过一段交往，因为种种原因一直鲜为人知。
1935年11月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为筹备中国国民党五届全会，先召开了四届六中全会。已经收到请柬的冯玉祥将军从山东泰山动身赴南京开会。当时冯玉祥将军已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尽管冯玉祥将军位高而权轻，但他在国民党高层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冯将军在南京有两幢官邸，一处在东郊陵园新村（被日军毁坏）；另一处在城西宁海路中段。他节俭惯了，在南京一直粗衣素食，特立独行。蒋介石为了拉拢他，曾亲邀这位昔日的盟兄，到陵园内小红山国府主席官邸（即美龄宫）吃饭，并一同做礼拜，但冯将军不愿意让蒋做戏给别人看，使别人误会他们过从亲密，便拒绝前往。不久发生了一件大事，在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召开会议时，原在十九路军任排长的孙凤鸣，以晨光通讯社记者的身份混进了会场，本想开枪行刺蒋介石，却误伤了汪精卫。孙凤鸣重伤后被捕很快死去。与会的国民党大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