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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在全省92个县推行自治,到了1921年,全省各县推行民选县长、县议员完成,广东省议会通过《广东省宪法草案》,声明“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陈炯明还邀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教育全局,创立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私立教育也大为发展。1921年,陈炯明创立中国城市史上第一个建制市——广州市,并设了财政、公安、工务、教育、公用和卫生局长。广州还开始筹办市政纪念图书馆、第一公园、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举办体育运动会、美术展览,安装马路电灯,还建筑了新式住宅小区。每天有上千名清道夫打扫街道,疏通沟渠,还挨家挨户派发宣传卫生的小册子。
随后,广东全省总商会、广东经济调查局、股票交易所成立。陈炯明还颁布了禁烟令,使广州数十年的烟、赌大害绝迹。
让人目不暇接的新政,使广东成为全国最开放、最民主的省份。陈炯明的治理天才,得到了全国的承认。当时的人甚至将陈独秀、胡适、陈炯明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三大领袖,陈炯明以他的践行,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化为了现实。
民主禁赌
1906年,为挽救即将倾覆的政府,清廷宣布仿行宪政,次年开始在各省筹设咨议局。广东省咨议局于宣统元年(1909年)成立。94名当选议员均有各种功名及官职头衔,其中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成员占了20多名。
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是1907年出现的立宪团体,由文澜书院的士绅组成。文澜书院不是一所招生授课的普通书院,而是一个士绅社交与公共集议的场所,只有考中生员的士绅,才有资格成为书院的成员,参加春秋两大聚会。据文澜书院留下的名册,其成员80%以上具有举人、进士功名,余者也是贡生、生员或有官职官衔者。因此,文澜书院到20世纪初顺理成章地政治化,成为广东立宪与地方自治运动的中坚。
广东咨议局从1909年成立至1911年,先后提出议案147件,但议案执行与否的权力掌握在督抚手中。结果除“监所改良及统一本省财政两案已次第开办”外,其他诸案“未闻举办”。咨议局议员以“民意代表”自居,参政意识强烈,在禁赌案问题上和广东地方当局发生了一场激烈争斗。
1909年11月8日,咨议局召开第一次会议。议员陈炯明在会议上历数赌博的危害,呼吁厉行禁赌,要求禁绝官府准许的合法赌博。
赌博在广东有上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花会、番摊、山票、白鸽票、闱姓、麻雀,五花八门的种类遍及四乡八镇,使广东得了“赌国”的恶名。
鸦片战争之后,国库空虚,军费开支和战争赔款成了朝廷至地方的沉重负担,官许赌博每年为广东当局带来了600余万元的收入,成了筹饷的重要财源之一。
然而,赌博毒害社会风气,加剧了清末社会治安的混乱,地方人士一再强烈要求禁赌。广东咨议局在禁赌问题上曾一致表示赞成,可是粤督拒不接受咨议局的议案。
咨议局遂采取强硬立场,以停议、辞职相威胁,迫使粤督奏请朝廷颁布广东赌博一律禁绝的期限。但官府的态度不希望一律禁赌,便以筹足抵饷作为借口,筹得足就禁,筹不足就不禁。1910年5月,咨议局再次提出禁赌议案。
1910年10月,咨议局将禁赌议案提请两广总督代奏朝廷,并呈请北京资政院核议。广州报界公会和在京广东同乡京官亦不遗余力,呐喊助威,一时间禁赌声浪高唱朝野。就在此时,议员之一的大赌商苏秉枢开的“安荣公司”推出新的赌种——铺票,并运用金钱四处拉拢咨议局议员来否决禁赌案。有人更以5万元银票向陈炯明行贿,劝他放弃禁赌主张,被陈炯明严词拒绝。
1910年11月9日,在咨议局第13次会议上,议员们有的主张禁赌,有的为“安荣公司”辩护,争论异常激烈。后来议定投票公决。赞成禁赌者书“可”字,反对禁赌者书“否”字。
这天出席会议的议员有64人,陈炯明、丘逢甲、李鉴渊等20人投“可”票,刘冕卿、苏秉枢等35人投“否”票,另有9人在辩论时溜出会场。
酝酿多年的禁赌案,最后关头竟然触礁。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群众的公愤。议长易学清、副议长丘逢甲以及议员陈炯明等43人愤而辞职。赌商们则拍手相庆。
当晚,苏秉枢设宴款待全体议员,以示庆祝,“可”票议员都拒绝出席。就在“否”票议员们觥筹交错之时,忽然停电了,咨议局内一片漆黑,直到散席时才来电。第二天的报纸尖刻地形容这是“活现一黑暗世界”。
11月28日,民间组织“禁赌总会”在文澜书院召开第一次公众大会。众人强烈声讨“否”票议员,更有人提出要将“否”票议员的姓名刻在石头上,竖立于往来通衢大道中,令他们遗臭万年。“否”票议员们不安于位,相继辞职,风波越弄越大,几乎不可收拾。此时总督袁树勋辞职离任,由广东将军增祺兼任。1911年1月,陈炯明开办一家报馆,名为《可报》,把禁赌“可否”的官司从咨议局打到了报纸,与开赌派针锋相对,大唱对台戏。
1911年初,两广总督再次换人,由广西巡抚张鸣岐担任。张鸣岐是激烈的禁赌派,上任后以迅雷烈风之势,厉行禁赌。1月8日,北京宪政编查馆电准“庇赌”的“否”票议员刘冕卿等35人辞职。1月31日清廷谕准度支部所奏,从3月30日起,扫荡全省赌博,各县严密查办,所有番摊、山票、铺票、白鸽票和其他一切杂赌,务必尽行禁绝,不留遗种。
3月30日,广州市民举行禁赌纪念大巡行,“宪令一颁,全省人民欢呼雀跃”。群众敲锣打鼓,沿途舞狮。咨议局于3月22日召开临时会议。张鸣岐亲临主持开幕。新任议员有35人,补足“否”票议员辞职后的缺额。陈炯明被选连任为13人法律审查会的会长。
广东辛亥禁赌运动的成功,如陈炯明所说,是倚赖“父兄子弟”的力量促成的。也如美国总领事所说:“这(议员的)权力,并不得自明文宪法上,而是以停议和诉诸舆论公意的手段争取来的。”民主议会政治启蒙时期的真谛,在清末的中国,只是昙花一现。
结识丘逢甲
陈炯明1906—1908年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当时是丘逢甲的挚友夏同龢(1898年状元)担任学堂监督。丘逢甲有数十首诗,或赠予、或提及夏同龢,而夏同龢在赠丘逢甲的诗序中称丘为师:仙根先生,风流文采,夙为我师,东山一别,勋经七稔。顷复邂逅,而诗律益精。夏同龢还为丘逢甲题写“澹定邨”的村碑,故居的“潜斋”二字及楹联:一室读书惟铸我,十年种树当封侯。在广州期间,丘逢甲常往广东法政学堂去拜会夏同龢,而夏同龢也常到丘逢甲住处拜访。在粤东,两人曾一同祭拜潮阳双忠祠,共同发起纪念文天祥生日活动。由于夏同龢与丘逢甲的交谊之深,而陈炯明是法政学堂的学生,因此,陈炯明视丘逢甲为老师,而丘逢甲也视陈炯明为门生。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略,清政府便于1905年推行“新政”,1909年初“预备立宪”,命令各省年内成立咨议局。广东咨议局自1909年10月成立,选举议员94名,易学清为议长,丘逢甲为副议长,陈炯明等为议员。
1909年11月8日咨议局召开第一次会议,提出《筹禁广东各项赌馆议案》,议员陈炯明在会议上历数赌博的危害,呼吁禁绝官许的合法赌博。咨议局一致赞成禁赌,可粵督拒不接受议案。咨议局作出《广东禁赌请电奏定期实行案》,迫使粵督奏请朝廷颁布广东赌博一律禁绝的期限。1910年11月9日咨议局关于禁赌问题投票公决。丘逢甲与陈炯明、古应芬、邹鲁等20人投“可”票,刘冕卿、苏秉枢等35人投“否”票,另有9人离场。陈炯明将《海丰自治报》改为《可报》,加大禁赌的舆论宣传力度。1911年初广东禁赌成功,然而11月广东“光复”后,禁赌又被否,咨议局议长易学清、副议长丘逢甲以及议员陈炯明等43人愤而辞职,咨议局由此陷入瘫痪。
某天丘逢甲在咨议局伏案办公,街上突然传来刺耳的枪声。丘逢甲惊愕地抬头观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猛然,房门被撞开了,门外急匆匆闯进两个人。他们浑身是血,满面仓皇,径直跑到丘逢甲面前。丘逢甲定睛一看,来人竟是自己的学生邹鲁和陈炯明。邹鲁看到丘逢甲,上气不接下气地解释:“丘先生,我们……”此时枪声更急,门外有人粗暴地砸着门:“开门!快开门!搜查乱党!”门上铁环哗啦啦响着。丘逢甲来不及多问,向大书柜一指。邹、陈两人迟疑一下,闪身躲了进去。几乎同时,大门哗啦一声被砸开,闯进几个杀气腾腾的捕快。捕快头目扬声大叫:“奉两广总督府令,捉拿革命党邹鲁、陈炯明!”丘逢甲一愣,决然说:“这里是广东咨议局,没有革命党。”“胡说!”捕快头目恶狠狠窜过来,“方言学堂的学生陈炯明、邹鲁在咨议局任秘书,他们联络同盟会逆党,要搞新军暴动。这是查获的暴动名单。”他说着一晃手中的纸,“物证俱在,你还敢说没有革命党?你是什么人?”丘逢甲凛然地站起,沉声说:“在籍工部主事,海东遗民丘逢甲!”捕快头目一惊,向后倒退几步:“您,就是抗日保台的丘工部?”丘逢甲点点头:“不错!”并愤怒地提高声音:“邹鲁、陈炯明是我最信任的学生。如果他们是革命党,那我丘逢甲一定也是。要抓邹鲁、陈炯明,请先捕我丘逢甲!”他威严地站在那里,眼瞪着众捕快。捕快头目吓得单腿点地:“丘工部是抗日保台的英雄,一言九鼎。丘先生既说咨议局没有乱党,就一定不会有。”并向捕快们一挥手:“还不快走?到别处去搜!”众捕快呼啸一声,陆续离去。
须眉输巾帼
1922年,盘踞在北方的北洋军阀自恃武力,妄图鲸吞全国。孙中山针锋相对,在南方广州组成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出任“非常大总统”,挥师北伐。不料陈炯明暗中勾结北洋军阀,阴谋叛乱,想置孙中山于死地。
时任军政府财政部次长、孙中山的助手廖仲恺,6月14日,突然接到陈炯明从惠州打来的电报,要他去相商要事。廖仲恺明知有诈,但他还是别了何香凝去惠州。谁知车刚驶出广州不久,便在途中被叛军扣押,拘禁在石井兵工厂,连陈炯明的影子也没见到。
面对事变,何香凝强忍着对丈夫廖仲恺处于危境的悬念,先为孙中山、宋庆龄的安全四处奔走。直到她得悉孙中山与宋庆龄安全脱险,并在岭南大学和永丰舰上会见了宋庆龄和孙中山后,才开始打听廖仲恺的下落。十天之后。她从陈炯明的部下熊略那里得知廖仲恺还活着的消息后,决心深入虎穴搭救亲人。
六月底的骄阳,晒得南国土地像火一般的闷热。廖仲恺的囚室,在一幢小楼的西室,更是闷热难当,他的手、腰和脚被三道铁链捆着,并紧锁在一张铁床上。何香凝在熊略的帮助下,乘着小艇,闯进了兵工厂,一起来到囚室前。看守官规定她只能看看,不许说话。为了援救自己的亲人,她强忍悲愤,默默地走到廖仲恺的身边,用手抚摸着廖仲恺被铁链磨出的累累伤痕和被汗污浸透的褴褛衣衫,心如刀绞。
革命党人为了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