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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绩毕业，在炮兵联队见习期满后又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深造。1909年初唐继尧学成归国，执教于云南讲武堂，培养军事干部。两年后，便参与策划、领导了云南“重九”起义。
唐继尧在1905至1908年留学日本期间写下了187则真实记录自己思想感情的随笔，集为《会泽笔记》，还写下了一些诗作，后辑为《东大陆主人言志录》。从《会泽笔记》（以下简称《笔记》）和《东大陆主人言志录》的诗作中，我们可感受到青年唐继尧的那种强烈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他在《笔记》之123则中慷慨激昂地写道：男儿应使一腔血洒为万顷甘霖，得润苍生；在《笔记》之79则、之167则中明确表示：我良知最清明者，为爱国救民四字；当此国家危难之时，吾辈岂可存丝毫自私之念，而不精诚团结，以谋挽既倒之狂澜乎？
唐继尧的理想是：不速使中国富强，凌驾欧美，俯视列强，枉为20世纪之中华男儿，生何如死！男儿应发愤图强，使国家复兴。但身居异国求学深造的唐继尧，此时尚处于报国无门的境地，在《笔记》之159则中，他写下了“甲庚耻，犹未雪；英雄恨，何时灭”的词句。很明显，这是化用岳飞《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词句，以抒发自己的满腔悲愤之作。他在《笔记》之47则中强烈表达了洗雪国耻的愿望：故吾不生则已，吾生必尽雪之。类似这样发愤报国雪耻的铿锵有力的铮铮誓言，在《笔记》中随处可见。
唐继尧除在《笔记》中大胆表露了奋发图强、报国雪耻的强烈爱国感情之外，留学期间还写下了若干诗作，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炽烈的爱国情怀和奋发图强的青春热情。真乃“诗言志”矣！这些诗作豪情万丈，激昂慷慨，充满了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渴望。→文·冇·人·冇·书·冇·屋←
综观唐继尧青年时代的这些诗作，诗风雄健，豪情满怀，气势不凡。至今读来，仍能令人激动不已，荡气回肠，深为青年唐继尧那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所感染。后来，唐继尧自号“东大陆主人”；在1923年东陆大学成立时，又为大学确立了“自尊、致知、正义、力行”的校训，一再寄托了自己的远大抱负。而今，80余年过去了，“自尊、致知、正义、力行”的良训，仍激励着云南大学的莘莘学子胸怀远大理想，知行合一，坚忍不拔，勇往直前。
青年时期的唐继尧绝对想不到，他的这些救国美梦，随着他的飞黄腾达，逐渐地销声匿迹了，甚至有时还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开了历史的倒车。
私吞公款
大多数人认为护国战争把云南搞穷了，可算细账就知道，大量的血汗钱是被唐继尧侵吞了，并没有用于支援护国军。
唐继尧被袁世凯封为开武将军一等侯的时候，月俸3万元。护国第一军数千人慷慨悲歌上战场与强敌作战，唐继尧只肯拨给1万元，相当于他个人月俸的1/3。幸亏罗佩金以家产做抵押借得10万元，护国第一军才得以开拔。
李丕章说：“终护国之役，前方军用只是这10万元和后来贵州刘显世协助了5万元。云南在这段时间内除了支付留饷留薪外，对出发作战的部队，没有饷糈上的接济。”
护国起义爆发时，唐继尧派人把中国银行用于筹办云南分行的兑换券200万元强行取出，中国银行立即宣布那些兑换券作废，根本无法流通。唐把作废的兑换券发给护国第一军100万元，第二军8万元，挺进军10万元。那些兑换券后来被云南都督府向社会宣传为纸币，再后来又被国民党高级干部李宗黄宣传为银元。
李烈钧入滇时带来很多华侨捐款，交给唐继尧20万元。唐委任李为筹饷总局总办，“在南洋筹饷一百五十万元之谱”，但李烈钧率领护国第二军出发时，唐继尧分文不给。“第二军军饷由李自筹，滇只出军人”。
海内外爱国人士大量捐款陆续解往云南，云南人民也在节衣缩食，筹集了大量资金。1917年云南都督府得到的饷糈数额，9项收入合计为907。84万元，这对于年收入仅五六百万的云南财政来说，的确是巨大的财富，可是用于军队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钱。
当时，滇军政府与洋人商议，将盐款200万截留云南不解中央，稽核所已允照去年中央允准月拨12。5万，现滇军政府已派人自赴产盐地另征。
封建帝王搞家天下，唐继尧在军政势力能够控制的地方也搞家天下，把公家的钱财当作自己的钱财，并且通过各种收入渠道转进私人账下，他如果把装入腰包的钱拿出一小部分来充当军费或办私立东陆大学，就叫做私人捐款的高风亮节了。
民国五年，陆军薪饷343万元。这钱的使用就很有猫腻，因为蔡锷、李烈钧、黄毓成率领的护国军没有得到薪饷，袁世凯死后唐继尧把扩招的军队大量派遣进入四川抢占地盘，那些扩招部队离开云南也要“就地筹饷”，向驻地四川索取薪饷。大部分的军饷都不再由云南开支，这343万元薪饷是怎样花的呢？
唐继尧通过亲信，控制了主要的金融税收部门，随心收支，任何人都无权过问。其中大烟税和烟酒税两项，各有数目不明的一部分，年年照例解交唐继尧的私库。
唐继尧统治云南期间，把持云南收支，利用手中权力专制独断，化公为私，港报载其家私，数达3000万以上，成为富甲西南的大财主。
人们都说军阀是坏东西，但个人品质不一样。别的军阀搞家天下，虽然把财政公款列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想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但失去职位势力后，财政公款也随之失去了。唐继尧异常狡猾，他不但把云南督府的公款看作自己私产，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而且还把大量钱财另外装入私人腰包，当他在政治军事上垮台以后，虽然财政厅的钱归公了，但私人腰包还是富得流油，谁也比不上。
两次拒帅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唐继尧则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云南督军。段祺瑞作为北洋皖系军阀头子，大权在握，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军事独裁。
为了反对段祺瑞的军事独裁统治，孙中山决定发动以反对假共和、维护真共和为主要内容的护法运动，于1917年9月1日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被广州非常国会推举为军政府大元帅。鉴于滇系唐继尧、桂系陆荣廷也表示了拥护护法的愿望，在孙中山的推荐下，非常国会又推举滇系首领、云南督军唐继尧和桂系首领、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为元帅。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宣布赞同护法的唐继尧、陆荣廷都拒绝接受护法军政府元帅职务。唐继尧在9月7日、8日先后给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各一电，谢辞元帅职说：元帅一职，愧不敢当。舆论为之哗然。滇军内部高级将领也有多人给唐继尧发电报，劝其勿拒绝；孙中山也给唐继尧接二连三地发来电报，婉言劝慰；但唐继尧固执己见，不为所动。由于唐继尧、陆荣廷拒绝就职，军政府的六部总长有五位迁延观望也不就职，只有张开儒宣布就任陆军总长职务。这就使护法军政府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著名学者、革命家，时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的章太炎见此僵局，乃主动请缨，表示愿去滇、川等省，宣传护法主张，做唐继尧的工作。孙中山遂派章太炎为护法军政府特使（总代表），偕同议员5人、随员2人，携带元帅证书、印信和有关文件，前往云南，劝唐继尧就职，以维护军政府。
1917年10月下旬，章太炎一行到达昆明。为示隆重，章太炎事先特制了两面特大的红旗，由两个高大的青年扛着作为先导，以壮行色。唐继尧也穿着上将军服，亲自到昆明火车站迎接。章太炎一下车，唐继尧即趋前问候，执礼甚恭。当天，章太炎一行人被安排在昆明八邑会馆居住。
唐继尧对章太炎的接待甚为热情周到，每天下午都请章太炎一行到督军府欢宴，常至深夜，如此长达半个月之久。但谈话却东拉西扯，不接触实质性问题。孙中山来电催询，章太炎只得向唐继尧摊牌，以朋友绝交相威胁，唐继尧才勉强收下了元帅证书、印信和有关文件。然而，唐继尧仍不公开宣布就元帅职，所发公文、号令，仍称“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
11月4日，唐继尧率师赴贵州毕节，准备向四川进军，特聘章太炎为“滇黔联军总参议”，一同前往。章太炎任务尚未完成，只好同行。出发前，章太炎特制一大旗，上书“大元帅府秘书长”几个大字，颇引人注目。章太炎借此表示自己虽然表面上接受了“总参议”之职，却不就职，打出的旗号仍然是“大元帅府秘书长”。而且这个大旗，比唐继尧主帅的旗帜还要大三分之一，以显示其地位更高。此后章太炎又多次做工作，仍无结果。延至1918年1月，章太炎终于离开唐继尧，去了四川。
这段时间，孙中山频频给唐继尧发电报，还对唐继尧做了若干让步和迁就，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承认他自称的“靖国军”总司令。但是孙中山的苦心迁就和耐心等待，终未能达到目的。直到1918年5月，由桂系主使，滇系呼应，政学系表演，终于将广州护法军政府改组，排斥孙中山，与北方军阀妥协，使军政府成为议和机关。孙中山满腔气愤，于1918年5月4日发表了《辞大元帅通电》，指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军政府改组后，将大元帅改为总裁制，孙中山虽是七总裁之一，却处于无权地位。孙中山绝望之余，遂离开广州。前往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以失败告终。曾经拒绝就任元帅职的唐继尧、陆荣廷，在军政府改组为总裁制之后，立即宣布就总裁职，这与他们拒绝就任元帅职的消极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22年底到1923年初，支持孙中山的滇桂军打败了背叛孙中山的粤军陈炯明部。孙中山于1923年2月由上海返回广州，第三次建立广州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与和帮助下，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准备出师北伐。此时处境困难的唐继尧，派人到广州，向孙中山表示愿意参加北伐，讨伐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势力。孙中山考虑还是应当争取唐继尧，遂于1924年9月11日，在广州召集的政务军事联合会议上，推举唐继尧为广州军政府副元帅，并电促唐就职，率师北伐。孙中山任命唐继尧以副元帅兼川滇黔联军总司令，主持三省北伐军事。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唐继尧却再次拒绝就任副元帅职。
当时，唐继尧的主要意图是要发展自己的力量。他打出了讨伐“曹锟贿选”的旗帜，在昆明召集川、滇、黔、粤、桂、鄂各军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建国联军总司令部”于昆明，组建了建国军15个军，准备北伐，问鼎中原，所以根本无暇顾及广州军政府，因此拒绝就任广州军政府的职务。唐继尧再次拒绝孙中山广州军政府的职务，表明他在错误的道路上愈滑愈远。唐继尧根本不满足一个空头的副元帅职务，也不满意仅仅是川滇黔三省联军的总司令，他是想当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他的拒绝就职，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