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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是谁？他会打炮吗？”在趵突泉，有人向他诵读和讲解了一些诗联：“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张宗昌听不懂，不耐烦地说：“什么他娘的狗屁诗！老子一句也听不懂！看俺张大帅做一首来。”于是，顺口胡诌道：“趵突泉，泉趵突，三股水，光咕嘟，咕嘟咕嘟光咕嘟！”随行人等听了，笑不敢笑，只好敷衍：“好，好，好。”
后来，张宗昌出了一本名为《效坤诗抄》的诗集，大都是些换汤不换药的“仿抄诗”或打油诗，现抄录三首供大家“欣赏”。
大风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泰山
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天上闪电
忽见天上一火链，好像玉皇要抽烟。
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
张宗昌的这些笑料，传至京津地区，这些地方的人们就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了济南，无形中给勤劳善良睿智通达的济南人脸上，抹上了一道挥之不去的黑灰。
能屈能伸
1923年秋，张作霖急于报第一次直奉战争的一箭之仇，于是在奉天举行陆军演习，以考察自己的部队是否能对曹锟、吴佩孚开战。当时的张宗昌虽然收了很多人马，但有很多是土匪出身，纪律败坏，尽管张宗昌力加整顿，但队伍中的土匪气还是很浓。另外，为了给部队发军饷，张宗昌又偷偷地种鸦片烟，这事被捅到张作霖那里去后，总参议杨宇霆便说：“每年花100多万，养着这帮人种鸦片烟，那太不成话了。这次演习，要是看着他们不行，就把他们就地解决，遣散算了。”
由此，检阅大员郭松龄对张宗昌的这支部队要求特别严格，而演习那天正好又下了大雪，田野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但地里全是高粱茬子，硬挺在地上，又被雪给遮盖了。张宗昌的士兵在雪地卧倒，因为看不见高粱茬，结果很多人因此受了伤。张宗昌看到后，心里就很不痛快。
在休息的时候，张宗昌带着几个随从找了间房子进去暂避风雪。进屋后，张宗昌满腹牢骚地蹲在炕上，把随身带着的烧酒拿出来喝，他边喝边骂道：“他妈的，这是哪个龟孙制定的计划，把我们弄成这样！”
正骂着，郭松龄突然推门而入，他听到张宗昌的牢骚话，便问道：“你在骂谁？”张宗昌说：“这是我的口头语，并不是骂谁。”郭松龄顿时大发雷霆，气势汹汹地指着张宗昌的鼻子大骂道：“我×你妈，这也是我的口头语！”
听了这话，张宗昌的脸色由红变黑，他从炕上一翻身跳下来，随从们大惊失色，以为他要翻脸拿手枪打郭松龄，不料张宗昌跳下炕却突然改口对郭说：“郭二大爷，你×俺妈，你是俺的亲爸爸，还有什么说的？”郭松龄无话可说，气呼呼地走了。
郭松龄走后，张宗昌的参谋还想去拉住郭，替他们劝解一下，但张宗昌一把拽住参谋，不让他去劝。之后，张宗昌满不在乎地对参谋说：“你听我说，我叫他爸爸……反正他不是我爸爸！”
张学良在得知郭松龄与张宗昌的骂架之后，随后便亲自来视察张宗昌的部队，并试图加以劝慰。张学良到后，看见张宗昌的部队器械一新，武器精良，不免有些吃惊，便问张宗昌这些武器是哪里来的，张宗昌回答说是收编白俄溃兵时接收的，并且主动送了十箱手雷给张学良。
张学良回去后，向张作霖报告了张宗昌部队情况，张作霖也认为张宗昌可以重用，于是张学良让与张宗昌关系不错的另一位奉系大将李景林去把张宗昌请到沈阳，然后又把郭松龄请来，说：“我们这个团体，内部不要闹意见。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联合起来，同心协力地对付直军，打倒吴佩孚。茂宸（郭松龄的字）和效坤（张宗昌的字），不要把你们别扭的事情搁在心上。”
由此，郭松龄向张宗昌赔礼，彼此表示歉意后，这事也就算过去了。李景林趁热打铁，提议四个人结为兄弟，于是彼此关系更进了一步。由于在这次的联合秋操中表现出色，张宗昌所部被改编为奉军第三混成旅，成为奉军的正规军，各方面待遇也得到了提高。一年后，张宗昌的这支部队便作为奉军的主力军参加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虽然张作霖对张宗昌的部队待如亲兵，但张宗昌心里却不糊涂。在出战之前，张宗昌对部下说：“这回我们要是战胜了，毫无问题，什么都有……要是战败回来，奉天是不会养活闲人的，到时我们就找个山窝去落脚吧！”
开战后，张宗昌的第三混成旅作为奉军第二军的前锋进攻热河北部，首先遭遇的是直系劲旅董政国部，在经过一番血战后，张宗昌迫其退却，并攻克冷口，奇袭滦州。而此时正好冯玉祥倒戈，直军一片混乱，张宗昌乘机挥兵追击，并大肆收编溃散的直军，其部队一下就膨胀了七八倍，成为奉军中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只有到了这时，张宗昌才算是扬眉吐气，多年寄人篱下的他，终于占据一方，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军阀之一。不久，张宗昌就此衣锦还乡，当上了山东督办。
惊天绑架
在许多人眼里，军阀张宗昌是个胸无点墨的“狗肉将军”，靠着给奉系军阀张作霖卖命和组织流亡白俄军团，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中国横行一时。殊不知，他还干过一起震惊世界的涉外事端，那就是悍然劫持并炸沉苏联客轮“列宁纪念”号，同时绑架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的夫人达半年之久。
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后，北伐军从军到师几乎都有苏联顾问参与指挥和制定作战计划。这还不算，苏联还在华北积极支持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面对苏联支持下的两股铁流，在北京组建安国军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其门下张宗昌惶恐不安，除了军事上顽抗外，他们还企图拿苏联在华人员开刀。
1926年年底，消灭吴佩孚集团后，广东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根据安排，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等人乘火车沿粤汉铁路前往武汉。巧合的是，鲍罗廷的夫人鲍罗廷娜刚随苏联外交信使抵达上海，准备与丈夫团聚，遂决定搭乘轮船前往武汉，而鲍罗廷娜乘坐的就是刚在上海完成任务的苏联客轮“列宁纪念”号。
1927年3月1日，“列宁纪念”号航行至南京下关附近，桅杆上高悬的苏联国旗引起了当地海关人员的注意。当时中国海关由驻北京办公的英国籍总税务司安格联掌控，安格联得到伦敦的训令，积极配合张作霖等军阀对进出中国港口的苏联船只实施重点缉查。根据安格联下达的“通令”，南京海关人员拦下了“列宁纪念”号，在登船检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三名自称苏联外交信使的白人男性和一名自称“格鲁斯堡夫人”的白人中年妇女。由于苏联信使以“外交行李享有豁免权”为由拒绝检查行李，海关人员立即向驻当地的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报告。
张宗昌随后派出白俄士兵登船检查。交涉中，白俄士兵强行检查了那名白人妇女携带的行李，结果搜出一份写有俄文“鲍罗廷夫人”字样的文件。获悉此事后，张宗昌如获至宝。3月6日，鲍罗廷娜及3名苏联外交信使、47名船员被押往济南。
鲍罗廷夫人被扣的消息传出后，舆论为之震惊，武汉国民政府各机关和团体纷纷通电斥责张宗昌的暴行，希望北伐军“速张挞伐，灭此朝食”，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也连续三次向安国军政府提出严重抗议。3月21日，苏联驻华使馆代办约见安国军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警告说安国军政府应立即下令张宗昌放人放船，否则苏联政府将“采取相应对策”。
在张宗昌眼中，国际公法毫无约束力，他现在琢磨的是如何利用鲍罗廷夫人迟滞北伐军的前进。为此，他派人秘密赴汉，给鲍罗廷带去一封书信，要求鲍罗廷“以自身之威力，督促双方签署休战之协议”。但鲍罗廷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我相信中国人民的能力，他们一定会很好地保护她的。”
得到鲍罗廷冰冷的回复后，张宗昌恼羞成怒，将“列宁纪念”号挟持到长江入海口，然后邀请上海的各国媒体目睹他们是如何把苏联轮船炸成废铁的。紧接着，张宗昌又把鲍罗廷娜等人解送北京，交由张作霖处置。
这时候，张作霖在日本支持下，正进行疯狂的反苏反共活动。4月6日，张作霖派兵冲击苏联大使馆，逮捕了在使馆避难的李大钊等人和10余名苏联外交官。4月28日，张作霖绞死李大钊后，放出风声说要处死鲍罗廷娜及苏联外交人员。5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向中国驻苏代办郑延禧递交公函，严厉警告北京当局：“此等人员（指鲍罗廷娜等）若与李大钊等同一命运，则苏联政府将采取相当之手段。”
7月10日，北京高检厅开始审判鲍罗廷娜等人。审判持续一周未有进展，后突然传出消息：鲍罗廷娜被释放了。原来7月16日，美国参议院议员皮汉拜会张作霖。会谈期间，张作霖吹嘘说：“我最近杀了20多个赤色分子，明天我要杀鲍罗廷太太了。”一听此话，皮汉大惊失色，他警告张作霖，如果不经审判而处死鲍罗廷娜，“那么西方媒体会把您看做禽兽。在西方，即便判决妇女有罪，也很少处以极刑，更何况鲍罗廷娜是一位外国女士。”张作霖听后颇为沮丧，恰巧负责审理此案的高检厅法官何隽前来请示，张随口说：“或可开释。”一向对苏友好的何隽抓住这个机会，马上当庭开释鲍罗廷娜，然后弃官跑到天津租界避难。就在宣判结束仅两小时后，醒悟过来的张作霖又下令搜捕，但“夫人已不知去向”。对被释放也感到疑惑的鲍罗廷娜躲进东交民巷一个外籍人士家中，几天后经蒙古返回苏联。不久，武汉国民政府背叛大革命，鲍罗廷遭到驱逐。7月27日，鲍罗廷离开武汉，取道西北返回苏联。至于“列宁纪念”号的船员，后来由苏联政府支付了25万美元赎金，才被允许回国。
超级大票友
张宗昌的最大爱好，那就是听京剧，这在当时是出了名的。
张宗昌与当时著名的京剧演员关系十分密切、融洽。1925年4月，北洋政府明令发表他任苏、鲁、皖、豫四省剿匪督办，继又任命为山东省军务善后督办，彼时恰值其母60大寿，张宗昌大宴宾客，祝寿三天。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等名伶，均应邀至徐州演唱堂会，生、旦、净、末、丑各行名角荟萃一堂，盛极一时。其后督鲁时期，张宗昌在督署里建有戏楼一处，曾先后在济南、北京、掖县老家演唱堂会。“九·一八”事变后，他回归北京，仍不时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和西城石老娘胡同私邸以及奉天会馆（即后来的西单哈尔飞剧院）举办堂会演出。应邀演出的仍然是这些名伶。
堂会演出的戏，有的在外面剧院是无法听到的，例如余叔岩与梅兰芳同台演出《打渔杀家》。在西城石老娘胡同私邸小戏台，还曾演出《六五花洞》，饰潘金莲者除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外，尚有筱翠花（于连泉）、王幼卿，名丑如萧长华、慈瑞泉、曹二庚等均参加演出。旦角是一流旦角，丑角是一流丑角，如此众多一流名角在当时能同台演出，实属难能可贵。若非张宗昌倡议，并出资置办行头，恐难实现。
19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