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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老太本姓汤,活了七十多岁,她一生的财富就是四个儿子。在曹家她是个童养媳,没有自己的名字,随夫姓叫曹汤氏。曹汤氏比丈夫小七岁,但个子却比丈夫高半个头,她十七岁结了婚,年底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然后就不停地生,一共生了七个孩子,最后活下来四个儿子。她三十多岁的时候丈夫就去世了,听说她丈夫年轻的时候是个酒鬼,后来得肝病死的。丈夫死的时候,曹老太的大儿子才十六岁,二儿子十四岁,曹老三三岁,曹老四刚一岁。那一年又闹饥荒,曹家米缸里没有一粒米,郊外的树皮也让人扒光了,一岁的曹老四叼着母亲干瘪的奶头,把嗓子都哭哑了。曹汤氏想,一家人窝在一起可能都要饿死,于是把老大叫来,让他带着老二出去“搞嘴”,就是出去逃荒。自己也肩上背一个,怀里抱一个去要饭了。
母子们在长江边分手,一个往上游走,一个往下游走。曹汤氏对大儿子曹家旺说:“家旺啦,你老子刚死,又闹饥荒,这老天爷是不让我们穷人活呀,你带着你二弟去吧,能活一个是一个,好在我有四个儿子。等到饥荒过去了,一定要带着你二弟回来,要给曹家留一条根啦。”
曹汤氏说这番话时,是很悲壮的。她心里认为,自己和这两个小儿子恐怕活不过饥荒了,她希望快成年的老大老二活下来,传承曹家的血脉。
那时抗战刚结束不久,家旺和家昌两兄弟顺长江而上,一路要饭打零工到了武汉,在汉口码头上当短工。紧接着国共两党又打了起来,而且爆发了全面内战。家旺在汉口瞒着年龄参了军,是“国军”,国民党的部队,很快就开拔前线了。家昌因为年龄太小,部队没有收,就继续在汉口码头卖苦力,当搬运工。
家昌在汉口码头打了两年多工,已经是一九四八年了。国内的形势已经渐渐明朗起来,国民党政府已经如秋后的蚂蚱撑不了多久了。这时,家昌在码头上认识了一位地下共产党员,在他的介绍下,家昌去鄂西参加了解放军,是“共军”。
当“国军”的大哥家旺开拔以后,就杳无音讯,不知是死是活。而当了“共军”的家昌参军后,曾往宜市老家写过一封信,这也是他写给家里的惟一一封信,信中说自己参加的部队很快要进川,解放大西南。此后,几十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家昌的消息。
曹汤氏就背着老三家胜,抱着老四家厚沿江而下去乞讨,帮人浆洗缝补。她那两只在做童养媳时就被缠残了的脚,小得像两个紫茄子,真是三寸金莲。常人走路都是脚掌先着地,脚掌软,落地时对身体有缓冲作用。曹汤氏缠小脚时,把脚缠得像一个紧握着的拳头,因此也就没有了脚掌,她走路时全靠脚后跟着地。一步一步地,直震后脑勺。曹汤氏瘦高瘦高的,两只小脚仿佛支撑不了她那高个子,背上和胸前都有孩子,她不得不把腰哈下来,使身体平衡。她就这样一直哈着腰,再也没有直起来。
曹汤氏还会唱徽州小调,到人家门前行乞,先开口问主人好,然后拿出两块竹板敲着节奏,唱一段小调。曹汤氏的小调不是唱得好听,而是唱得诙谐,让听的人哈哈大笑,唱得最多的就是那首《宁愿嫁给种田郎》:
悔呀悔,
悔不该嫁给出门郎,
三年两头守空房。
图什么高楼房,
贪什么大厅堂,
夜夜孤身睡空床。
早知今日千般苦,
宁愿嫁给种田郎,
日在田里忙耕作,
夜伴郎哥上花床。
人们听后哈哈一阵笑,接着就会一碗剩饭、几块红薯、几个萝卜地拿给曹汤氏。那时老四家厚还在吃奶,可她已经没有一点奶水,就将讨来的饭放在嘴里嚼碎,和着自己的口水嘴对嘴地喂给小儿子,她就这样把瘦得只有一把骨头的老四养活了。
曹汤氏唱的小调,在徽州叫“哭歌”。是过去的徽州女人们,以一种如诉如泣的方式发泄心中郁闷的歌。
曹汤氏在江南要饭时,在一个小洼上,曾有一位死了老婆的鳏夫请她到家里帮着浆洗缝补,她在那儿一连住了几天,把这户没有女人的人家里里外外地清洗了一遍。那男人看她手脚麻利又会缝补又会做饭,就试探着问她愿不愿意留下来。曹汤氏真的走不动了,也背不动逐渐长大的两个儿子,她好想好想留下来,再也不外出乞讨了。可她想到了另外两个儿子,自己如果留下来,儿子们回到宜市,到哪里去找母亲呢?曹汤氏婉言拒绝了,又背着一个抱着一个继续上路了。
饥荒过去以后,她带着两个小儿子回到宜市,但她日盼夜想的两个大儿子,却一直没有回来。曹汤氏盼啊盼,一盼就是多少年,一直没有见到两个儿子回家。想得太苦的时候,她就会低声地唱:
生男啊,
不知啊,
娘亲苦。
生女啊,
报了啊,
父母恩。
生男啊,
也是空;
生女啊,
也是空。
唱着唱着,曹汤氏双鬓渐白,唱着唱着,已经是曹老太的她,就把一切都想通了。她对人说:“活着就是过日子。儿子死了,你也不能陪着他去死呀,日子不是还要过吗?我不是还有两个儿子吗?”于是,她照顾着身边的两个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女们。
经历过太多苦难的曹老太,有着很多自己特别的生活逻辑。后来小儿子曹家厚娶了一位农村姑娘,生了两儿一女,全部由曹老太一手带大。她带孩子有许多让媳妇不满的地方。比如夏天给孩子们洗澡,为了节约水,她会把三个孩子放在一个木盆里洗,两个男孩又特别顽皮,每天都是一身灰一身泥的,结果洗澡盆里就成了一盆泥汤。媳妇尽管是农村来的也看不过去,就说:“老太,水太脏了,换一盆水吧。”曹老太却理直气壮地说:“只有人脏水,哪有水脏人的?”
解放初期“肃反”的时候,有干部来调查老大曹家旺的情况,找到曹老太,问她有没有大儿子的消息。
她坐在那儿低头择菜,头都不抬地说:“死了。”
干部又问:“死了?尸首埋在哪里?”
她反问说:“都被炮弹打成灰了,哪还有尸首?”
干部悻悻地走了,曹老太继续择她的菜,连头都不抬一下,好像问的不是她家的事。
又有一天,民政局突然来了人,说接到上面通知,她二儿子曹家昌在进川剿匪时牺牲在川西了。差不多已经十几年没有听到二儿子消息的曹老太,好像听别人家的事一样,没掉半滴眼泪,提着篮子到江边洗衣去了。
后来,民政局给曹老太送来一本“烈士证书”,是塑料皮的,曹老太就拿这个塑料皮当钱包用,用它夹了家里的粮票、油票、肉票、布票,每次从证书里拿粮票去买粮时,都会骂:“要这个破本子有什么用?还不如配一点粮票给我,我们家两个大肚子汉儿子,总是吃不饱。”
一天,民政局又派来了一个干部,要在曹老太家的门楣上钉一块上面写有“革命烈士之家”的木牌。那时曹老四还没有结婚,曹老太在帮别人带孩子,一个月有几块钱的收入。曹老太刚刚把这个孩子哄睡着,想抽空洗菜给两个在码头上做工的儿子烧饭,这时民政局的干部来了,老太又是没好脸色给他,径直下楼去洗菜了。这位民政局的干部一脸的没趣,就想找块地方把牌子钉上去完成任务就走人。没想到在门上钉钉挂牌子时,把刚睡着的孩子给敲醒了,那孩子立即哭了起来,曹老太生气了,从楼下跑上来把民政局的干部骂得狗血喷头:“捶、捶、捶,捶你家的死人头啊?挂那个破牌子干什么,又不能当饭吃,还不如发几块钱给我花花!”结果,刚钉了一根钉子的民政局干部,被曹老太气得扔下牌子就走了。直到老太太死,门楣上那“革命烈士之家”的木牌还是用一根钉子歪挂在那里。
一生都哈着腰的曹老太,患有肺气肿的毛病,一到冬天就难过,喘气的声音楼上楼下的人都听得见。有时候邻居们听到她哼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仍然爬起来,给两个上班的儿子烧早饭。
曹老太对生活不满的最大宣泄就是骂人,谁都骂,谁都敢骂。但她也不糊涂,文化大革命中,她快七十岁了,就是不敢骂街道居委会的丁主任,因为当时曹老三被打成了“坏分子”,主要由街道居委会管制。有一次,住在一进的四斤儿指着刚刚离开的街道居委会丁主任的背影,逗她说:“老太,你不是说,你谁都敢骂?你骂丁主任给我听听。”
曹老太指着四斤儿骂了起来:“折寿的!”然后非常明白地说:“谁都敢骂?那不害了我儿子老三?”
曹老太也有她散心的办法,实在闷得慌,她就唱她家乡的徽州小调。有一首叫《嫁小姑》,让曹老太唱得有声有色:
油菜开花满地铺,
打锣打鼓嫁小姑,
小姑命不好,
嫁了个驼背佬,
进房又要牵,
出房又要驮,
隔壁邻居不要笑,
结发夫妻无奈何。
曹老太病重卧床以后拒绝就医,儿子要送他去医院,她说:“谁打了铁喉咙管不断气?知道自己要死了,还要到医院去送冤枉钱?钱花光了你们不活啦?我就在家里等死!”没有别的要求,曹老太就是要土葬,她有她的道理:“我苦了一辈子了,不能死了还遭火烧。”
至于棺材,要求不高,她说:“四块板一钉,入土为安了。”
两个儿子家境差,只能给她准备四块板的薄棺材。曹老太就一直在家里等死。
曹老太患的是严重的肺气肿,临死前,喘不过来气难受,就叫两个儿子扶她起来站一站。两个儿子一边一个把母亲架起来了,这一架让曹老太挺直了腰,啊,个子真高呀。第二天天还没亮,挺直了腰的曹老太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就像一个深深的叹息,然后就静静地躺在那儿,像睡着了一样,脸上没有半点痛苦的表情。好像在告诉人们:我这一辈子苦受够了,现在要睡了!
妈妈嘴对嘴喂大的小儿子曹老四像追魂一样,跑到窗前,朝着一片漆黑的夜空,叫了起来:“妈妈吔——妈妈吔——你回来,你回来呀——”好像要把已经走了的曹老太叫回来。那种特别的悲伤表现,老宅里的邻居们听了,都心酸不已。
挺直了腰的曹老太,带来一个新问题,儿子们给她准备的棺材短了。最后,来帮助入殓的人不得不将她弯蜷着放进了棺材里,直起腰来的曹老太,仍然弯着腰到阴间去了。
这就是曹老太的一生。临死前,她把两个儿子叫到身边,对老四说:“老三还没有结婚,你成家了,我死了后,你们还是要在一个锅里吃饭,这就是多一把米的事情,还可以省点柴火,穷人过日子就是要省,老三回家也有个热菜热饭吃。”
曹老四结婚了,曹老三就不能再在一个房里住了,他搬到了楼梯间,但饭还是在一个锅里吃。曹老四的媳妇叫翠兰,翠兰嫌曹老三饭量大,还餐餐要喝酒,就不高兴了。曹老太在世时,她不敢多说什么。老太死后一段时间,两兄弟还是在一个锅里吃饭。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翠兰不依不饶,最后曹老三也就没有脸再和老四在一个锅里吃饭了。
翠兰嫁给家厚,本以为到城里来能享享清福,没想到比在农村还累。白天要和丈夫一块去拉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