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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沼泽这把火烧起来，可不像三楼那样容易灭，不多时就会蔓延到前院来，可能还会烧到外面的庄稼地里去。我退出院门，摸出手机报了警。
下午四时许，我穿着新买的衣裤鞋子，站在沼泽边，踩在还蒸腾着热气的草木灰烬上，向警察指出那具白骨的大概位置。几块大面积的木板被扔在已经没有草的沼泽淤泥上，两个拿着铲子的警察跳在木板上，开始往下挖。不多时，就挖到了白骨。
附近有许多庄稼汉都在围观，见到真挖出了死人骨头，一片哗然。
有一些孩童也围着看热闹，这个时候好些父母都捂住了他们的眼睛，呵斥他们回家去，自己却不舍得走开，还想留着再多看几眼。
我往那些孩子身上扫了一眼，瞧见有两个站在一起的十一二岁光景男孩子，脸色有些紧张。紧张和恐惧是两种不同的情绪，其它孩子的表情就是标准的恐惧，他们是被白骨吓到了，都扭头不敢再看，有胆小的还哭起来。但这两个孩子，却偷偷往白骨瞥一眼，又瞥一眼，一副想看又怕别人注意的模样，十分鬼祟。
我不禁多看了他们几眼，发现其中一人的头发间有几根枯草，再看他们的鞋子，在前帮上也有几根枯草茎。联想起那些门上的小小脚印，外加上两次目的性不明确的放火，我心里就有了数，向身边的警察耳语了几句。
这些动作并没有多作隐瞒，两个小孩子眼神本就在白骨和警察间飘来飘去，见我和警察说话，眼睛往他们那里瞧，撒腿就跑。
这哪里能跑掉，两个警察追上去，后脖领一抓，他们就不敢再动。一个稍矮的哭起来，另一个壮实点的嘴里嚷嚷：“干什么抓我，你们干什么抓我。”
先前在起火的那幢楼里，警察已经采到了些脚印。那楼十几年空着无人打扫，走廊里有风灰还少些，相对封闭的楼道里，每级楼梯上都是很厚的一层灰，脚印清清楚楚，除了我的之外，还有两个人留下的小脚印。这下和两个男孩的鞋底纹路一对应，完全吻合。
当警察给这两个还在上小学的男孩上了手铐，准备带走的时候，人群里一个女人突然哭倒在地。她并不是两个孩子的父母，此时放声大哭，边哭边往沼泽边爬，旁边人拉都拉不住。
她爬到沼泽边，半个身子探出去，后面两个乡亲抓着她的脚，她双手扑打着，嘴里喊：“丫头啊，丫头，我的女儿啊！”
下面的尸骨已经被警察挖出了一半，可以见到她死时的姿态，一只手向上奋力升着，头努力抬起来，另一只手横摆着，非常痛苦。
这妇人被抱住她腿的两人合力拉了回去，跌跌撞撞站起来，冲到两个男孩面前，一边撕心裂肺的哭骂着，一边打。两个男孩中有一人的父亲在，连忙冲上来护住自己的孩子，却不敢还手，另一人被警察挡住。
旁边的人就议论开了，这一个村子的乡里乡亲，谁家出了什么事情都知道。妇女这么哭闹起来，顿时就让别人猜到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这妇人的女儿小英，和两个男孩是玩伴。这座空着的精神病院，本就是附近男孩子的游乐场，小英因为和男孩玩在一起，也时常到这里来玩。两年前的一天，三个孩子出去玩耍，只有两个回来。大人问是怎么回事，两个男孩一口咬定说小英到田里去小解，就再也没回来。他们说的地点离精神病院很远，小英父母根本就没想到，自己的女儿居然是死在这儿的水塘里，一直以为女儿被拐走了。伤心之下，还存了点念想，盼着像有些故事里一样，过个十几二十年，长大的女儿能再找回来团聚。
现在这具小孩的白骨出现，两个男孩又是这般反应，大家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两年前这三个孩子来精神病院玩，小英不慎跌入沼泽，没被救上来淹死了。两个玩伴怕担责任，竟谎称小英走失。
早晨我在院门口听见的动静，应该就是这两个孩子躲在田里偷看我。估计这件事情已经成了他们的心结，日日夜夜担心被揭穿，常常徘徊在精神病院附近，守护着他们的秘密。我掉进沼泽后发现了白骨，这两个小孩惊恐之下，竟要把我烧死灭口。小小年纪就这样歹毒，固然是长期被这个秘密压抑的缘故，但也让人心寒。
我中午的时候已经在警局做过笔录，不过现在真挖出了尸骸，两个小纵火犯又被擒获，我免不了要再次去警局。
这次却换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刑警给我做笔录，他拿着中午的笔录对照，看有什么已经问过的就不重复了。
“你一个人为什么会跑到那儿去？”他问。
“哦，这个前一次已经回答过了呀。”
“小年轻的字写得飞起来，看不明白。”他说。
于是我就只好再回答一遍。我并不准备说谎，原本我一个外乡人，跑到武夷山不游山玩水，反而直奔一个破落无人的精神病院，就是件极古怪的事情，如果说不出个道道来，根本过不了警察这一关。
当然，即便我照实说，听起来也挺离奇，所以我略略简化了一番，压根没提阳传良的事情，只说作为杨展自杀时的在场者，想要追踪他自杀的真正原因。从他的前妻那儿得知，十多年前杨展曾经有过强烈的自杀倾向，而这种倾向，可能和武夷山市精神病院有关。
我这么一简化，固然是能说得过去，但中午记录的那个年轻警察，看我的眼神就很奇怪。在他看来，我大概是个不务正业，好管闲事并且听风就是雨的无聊记者吧。
“杨展？”
老刑警没有接着问我下一个问题，而是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
“是的，你知道他？”
他没有回答，慢慢眯起眼睛，额上的皱纹聚拢到一起，像《星球大战》里的尤达大师。
“最后一个也死啦。”他低声说。
我把这句话听的分明，后脖子的毛刷一下子站起来了。什么叫最后一个也死了，究竟死了多少人，究竟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等我意识到的时候，自己已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向前走了两步。我看着这个刑警，问：“你能不能告诉我，当年在杨展身上，在那个精神病院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
老刑警却低下眼去，不和我对视。他把面前的本子和笔收起来，拢在手里在桌上顿了一下，站起来说：“就问到这里吧，你可以走了。”
他转身先行离去。我不甘心就这么放跑一条大线索，在后面大声问道：“您就给我一句话点个醒，不然我找到这家病院，大不了多费点工夫，也能查出来当年发生过什么事情的！”
老刑警停下来，回头看看我，说：“你找不到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武夷山市精神病院了。”然后他走出了笔录间。
这个老刑警姓姜，叫姜明泉，离异独居，儿子在北京读大学，今年六十岁，再过两个月，就退休了。他爱抽云烟，但云烟贵，常抽的是红塔山。爱酒，钟情于泸州老窖，有了好酒，就买点小菜，可以回家自己慢慢喝上两三个小时。
今天姜明泉和往常一样，六点半才离开警局。他推着自行车从后门口出去，刚要骑上去，就瞧见了在电线杆子下等着的我。
我拎了个塑料袋，里面有一瓶酒，一条烟，还有两个熟食。
“猪耳朵好下酒，还有点花生。”我说。
他看看我手里的东西，又拿眼瞅瞅我。
“你倒有心，是个做记者的料子。”然后他眉毛一竖，问：“不过，是哪个王八犊子告诉你这些事情的？这嘴还带不带把门的了？”
我忙解释：“我托了上海公安的朋友，找到他在福州市局的同学，再转托到南平市刑侦队的陈连发。”
“这老家伙。”姜明泉咕哝了一声。
“要不，咱们找个地方坐坐？”
姜明泉摇摇头，也不说答不答应，伸手去衣服里摸烟。
“我这儿有我这儿有。”我飞快把那一条烟拆了一包，递过去。
他接在手里，抽出一枝摸出火机点上，把烟揣进衣服口袋里，吞吐了一口云气，说：“别在这儿傻站着了，边走边说。”
“我就是想问问武夷山市精神病院的事情。”
“已经没有啦，1992年11月份，所有病人都并到了南平市精神病院去。从那时起，就再没有武夷山市精神病院了。”
1992年11月？当年的9月份南平市精神卫生中心刚刚对精神病院做过评估，两个月后，精神病院就不复存在了？
“是为什么会被并掉的，在那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吧。我了解到在1992年至少在精神病院里出过七……哦六宗自杀案呢。”我想起有一个人是在家里煤气中毒死的，不算死在医院里。
“六宗自杀案？”姜明泉嘿嘿笑了几声，说：“老陈的面子，我也不好完全驳了。当年精神病院的案子，就是我查的。说点给你听，也不是不可以。”
我心里一阵激动，等着他说下去，没想到他却沉默了许久，只顾抽烟。
这种时候我当然也没法催，只好等着他自己开口。
抽了半根烟，姜明泉忽地长长叹了口气，说：“我本来不想提这件事的，非但不想提，连回想都觉得……”他没把最后的词说出来，大约是觉得有点掉份。
然后他自嘲地笑笑，说：“这一行干得久了，总会碰到破不掉的案子。破不掉的案子碰得多了，总会有那么一两件，让人打心眼里觉得古怪。我干这行快四十年，算起来，当年查精神病院那一摊子事情，最让人心里发毛。”
说到这里，他往我脸上瞧了一眼，大约是看我眼睛发亮，一副洗耳恭听惊天大隐秘的模样，说：“你也别指望听见什么精彩故事，当年的事情说穿了一句话，有人自杀而已。”
我心里纳闷，问：“就是有人自杀？您开玩笑了吧，光是几个人自杀，能让您这个老刑警心里发毛？”
“嘿，当年我可还没这么老。再说，有人自杀，那得看是多少人自杀了。”
“啊，多少人？”我立刻意识到，当年死在精神病院里的人，必然不止六七个。
“多少人啊，嘿嘿。”姜明泉只是使劲吸着烟，并不答话，似是在回想往事，又似在掉我的胃口。如果是后者，那他很成功，我心里就像有十七八只爪子在挠一样，盼着他下一秒钟就说出答案。但另一方面，又有些畏惧，仿佛当年发生过的那些可怖事件，在姜明泉还没说出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散恐惧的气息了。
我和他默默走着，拐过街角的时候，他已经把烟抽完，将烟头扔在一棵行道树下。我以为他终于要开口，却不料他又点上了一枝。
有本事你把我送你的一条烟都抽完也不开口，我在心里想。
然后他开口了。
“这精神病院啊，文革的时候就有了。那一阵子，被逼疯的人不少啊，我二舅就是被送在里面，也是自杀死的。这不稀奇，精神病院嘛，当然自杀率高啰。到了八几年的时候，隔一两年，那儿就会有病人自杀，最高的一年，八九还是九零年，一年里自杀了两个病人。这还是死成的，没死成被抢救回来的，那就多了。这都正常，精神病院都这样。”
他说到这里，停下来走进路边的熟食店，又买了一份猪肚子。
“九一年的时候，精神病院的老院长退休了，调了个年轻的新院长过去，三十多岁，叫金斌。这个人啊，是我们武夷山市本地人，大学考出去以后，毕业就在福州当精神科医生，被市卫生局当人材引进回来了。我们武夷山市虽然小，但是能当精神病院院长，管着几十号人，还是很不错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