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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第一次心脏手术，但是他对于这一切却一无所知。
我的头低垂着，上身的衣服很快就被脱得精光，暴露在空气里确实让我感觉有点冷，这也足以说明我是活着的。我希望女医生可以看到我胸膛的起伏，不管我的呼吸多么微弱，求求上帝让她看到！
快看着我的胸膛！快！
可是，她却看着对面，提高了嗓门在嘈杂的音乐声里问彼得：“你猜他是一个拳击手还是一个骑师？”
“拳击手！”彼得回答道，“当然是拳击手，你看他穿着拳击短裤。”
女医生解开我的短裤拉链，对彼得的话并不赞同：“你输了，小彼得，他是一个骑师。”
两个人将脸凑到一起，透过眼罩观察着我的身体，然后又合力将我的身体抬起来，脱掉了我的内裤和袜子。
“你想给他量一下体温，做一下全面检查吗？”女医生问。
“但是，这么做并不是非常合法，不是吗？”彼得的声音充满了迟疑，“那台录音机会记录我们在解剖室里的一举一动，凯蒂，我的意思是……”
这个叫作凯蒂的女医生向四周看了看，她深蓝色的眼睛似乎正在朝彼得发送什么暧昧的信息：“这里除了你和我，没有别的人。只要录音机一打开，我就会监督你的每一个步骤，至少别人会这么认为。但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可以摒弃那些繁杂的规章。如果你需要的话，我甚至可以把录音带倒回去。”
彼得有些惊讶地问：“你可以这么做吗？”
女医生笑了笑，说：“在4号解剖室，还有很多秘密呢。”
“我相信你们有。”彼得也笑了。
我想要冲着他们的脸大喊一声，让他们停止这样的笑容，但是无法移动哪怕一丝一毫。这种感觉太让人不舒服了！
解剖程序开始了，女医生开心地说：“让我们来翻烙饼。”我被迅速地翻过去，左臂撞到桌子的一边，一阵剧烈的疼痛顺着胳膊一直传了过来。
但是我能够忍受所有的疼痛，这证明我还活着。我希望自己可以被撞伤流血，让血液滴下来，做一些真正的尸体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彼得却将我的膀子轻轻放了回去。
我的脸朝下，鼻子撞在桌子上，因为受到挤压，一侧的鼻孔无法张开。如果这样下去，我会窒息而死的！我该怎么办？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却让我的注意力立刻离开了鼻子，一个巨大的物体——好像是一个玻璃棍，被粗野地塞进我的直肠。我又一次想要大声叫出来，但只是微弱地“哼”了两声。
“温度计已经插上了，我再把计时器打开。”彼得说。
“干得不错。”女医生为彼得让出位置，让他可以对这具尸体做实验。
彼得将音乐调小，打开录音机说：“实验标本是一个白种人，44岁，他叫霍华德·拉道夫·考特耐尔，住在德里市劳拉克莱斯特巷1566号。这些信息都来自救护车的表格，是从他的驾照上抄下来的。宣布他死亡的人是弗兰克·詹宁斯医生，死亡原因也许是心脏病，因为他的脊柱看上去完好无损，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现象。”
现在，我希望自己的鼻子可以快点儿流血。求求你了，快流血吧！我对它说。我希望血不光流出来，更要喷涌出来，让这个医生看看究竟有没有值得他们注意的现象。
“脖子上没有伤痕，也没有发热的迹象，背部和臀部也没有伤。右大腿有一块老伤疤，似乎是手榴弹留下的。”彼得还在继续录音，“很难看。”
最后，他终于拔出了温度计。
“35摄氏度，哎呀，这家伙几乎可以活过来了。”
“想一想他是在什么地方被发现的。”女医生的声音从另一个方向传过来，打开录音机之后她的声音又变得严肃起来，就好像在上课一样，“我们在夏天午后的高尔夫球场发现了他，所以就算温度计的度数是37摄氏度，你都不用觉得奇怪。”
“一点不错！”彼得似乎受到责备一样，他不再说话，用心检查着我的身体。我想让他注意到我的左腿，那里才是我要传达信息的地方。笨蛋，你看到了吗？
我敢肯定彼得一定看到我左腿的伤痕，那里感到一阵颤动，就好像是被蜜蜂叮了一下似的，又好像一个粗心的护士在注射的时候没有将药液推进静脉，却打进了肌肉里。
“他的左大腿上有一个蚊子叮咬过的痕迹，看上去已经感染了。”彼得一边说一边摸了摸，虽然他的动作轻柔，可是我却感到一阵剧烈的刺痛。如果可以发出更加响亮的声音，我一定会大喊起来。
女医生走过来说：“我想在解剖之前看一下这些被咬过的地方，虽然这样做不是很必要，但是你需要我帮你看看吗？因为你现在的样子看上去有点儿紧张。”
“哦，不。”那个笨蛋居然拒绝了女医生，“他的身上有很多蚊子叮咬过的包，看上去有……12个呢！也许他经历过一番丛林历险吧！”
彼得又轻轻地搬动我的身体，然后走出我的视线，我感到桌子开始倾斜。我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当他切开我的身体，体液就会顺着桌子向下流到收集盆里。彼得看着我的脸，我努力想要闭眼睛，但是徒劳无功。
我想起自己不过是在周六下午去打高尔夫，结果却变成了昏迷不醒的“白雪公主”。我和她唯一的不同就是我的胸口长满了毛而已，现在我只能等待宰杀家畜的大剪刀刺进我的上腹，让自己体会一下那是什么感觉。
彼得的动作开始越来越轻松，他检查写字板，查阅信息，然后对着录音机记录了一些话。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一生之中最羞耻的误诊，他一无所知。
他说：“现在是1994年8月20日，今天是星期六，下午5点49分，我要开始解剖了。”
我的嘴唇被揪起来，彼得就像是买马一样看着我的牙齿，然后检查我的下颚。他俯下身，触摸我的胸口，检查是否有瘀斑和肿块，然后又检查了我的腹部。
我突然打了一个饱嗝。
彼得瞪大了眼睛，微张着嘴巴，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我又一次拼命发出“呜呜”的声音，想要在嘈杂的音乐声中让他注意到此刻在他面前的是一个……
“死了以后还打嗝，这可是最糟糕的事儿了。”女医生“咯咯”笑着安慰惊恐的彼得，她的声音就好像是在吟诵一首诗歌一样轻松，这个过分乐观的家伙，如果她知道这个被提供做心脏手术的人还活着，那就太棒了。
彼得的脸色开始变得轻松起来，他说：“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可以开始做了，医生。”
虽然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试探，但是我知道自己的命运即将被改变了，这个年轻而又鲁莽的医生即将用一把大剪刀彻底结束我的生命。
我拼命想要将自己的舌头伸出来，哪怕是对医生做一个简单的鬼脸，但是除了嘴里隐隐作痛之外，我像被注射了大量的麻醉药一样动弹不得。
可是，我忽然感到一阵抽搐。抽搐？是的，没错，我确实抽搐了。
当我想要再次感受因为刺痛而带来的抽搐时，却又一次失望了。
彼得举起大剪刀，我大吼着：“不要！”但是声音却只在我的颅骨里回旋着，一点儿都发不出来。求求你们，不要这样，千万不要！
“哦，不，稍等一下。”女医生忽然说。
大剪刀带给下腹的压迫感稍微减轻了一些，彼得似乎有些恼怒地看着女医生，似乎她还不够信任他。
女医生走过来俯下身检查我的腹股沟，那里有一个伤疤，就在右大腿的最顶端。她的手慢慢抚摸着，似乎想要找到什么线索：“你还漏掉了这里，彼得。”
上帝拄着拐杖来了，门突然被撞开。
彼得惊恐地大叫了一声，女医生倒是显得非常冷静，她站起来用询问的眼神看着门口的人。
“不要切开他！”有人尖叫着，他的声音太大了，充满了恐惧，简直让我没有听出来那就是拉斯蒂的声音，“不要切开他，他的高尔夫球袋里有一条蛇，就是它把这个人给咬了！”
他们转过身来，眼睛大睁着，下巴似乎都要掉下来。女医生的手抓着我的身体，而小彼得只知道用一只手不停地挠着自己那件洗得干干净净的制服口袋，大家都显得手足无措。
“什么？你说什么？”过了好半天，彼得才开口问。
拉斯蒂口齿不清地嘟哝着：“快放平他，他没有死，只是说不出话来。他的袋子里有一条棕色的小蛇，我这辈子从未见过这种蛇，它应该出没于茂密的植物丛中，但是它现在就在他的高尔夫球袋里。这并不重要，我想这个人一定是被蛇咬了……天哪，医生，你们要怎么做？要弄醒他吗？”
女医生忽然尖叫起来，她迷迷糊糊地朝四周看了看，才逐渐反应过来拉斯蒂在说什么。她尖叫着将大剪刀从彼得的手中拿走，这个时候，我忽然又想起希区柯克的那部老电影。
离开4号解剖室已经有一年了，我的身体完全康复。虽然那次昏迷很难被治愈，而且让人很惊恐，但是一个月之后我就可以灵活地动弹了。现在，我还不能弹钢琴，当然我一直也不会弹钢琴，这只是说笑而已。
在那段不幸的经历之后的头三个月里，我感觉自己和精神失常只有一步之遥。除非你感受过用来作尸检的大剪刀马上插入你的肚皮，否则你不会明白我的意思。
在医院复诊的时候，我听到一位住在杜旁街的妇女向德里警方抱怨，她说自己隔壁的房子一直发出一股腐烂的臭味，后来警方去检查，发现那是一所空房子。
房子的主人叫作沃尔特·凯拉，是一个单身的银行职员，在他的地下室里发现了60多条各种各样的蛇，一大半已经死了，但剩下的却依然非常有活力，并且充满危险性，其中还有几条很罕见。
这个好像动物园一样的地下室里，每个笼子中都住着一条蛇，只有一个是空的。虽然从我的高尔夫球袋里钻出来的那条蛇后来一直没有找到，但我血液之中的毒素却被记录在案。我翻阅了很多和蛇有关的书籍，在经过一年的查找之后，发现一种秘鲁非洲树蛇，它可以造成人全身麻痹，而这种令人作呕的毒蛇却被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灭绝了。
8月22日，蛇的主人凯拉没有去德里社区银行上班，那也是我被蛇咬的第三天。那一天的报纸有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昏迷者从恐怖的解剖室死里逃生》，文章的作者还用我的话说：我曾经被吓瘫了。
最后还要说上一句，我和凯蒂——就是那位差点儿将我解剖的女医生——约会已经四个月了。
惊魂过山车
〔美国〕史蒂芬·金
我从来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惭愧。在我的母亲去世多年之后，我依旧一直无法安睡，每天在漆黑的夜中不断回忆着这些往事。
那时我还是缅因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虽然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但我的母亲珍妮·帕克却坚持让我去读大学，她用在餐馆里打工的收入支撑着我们两人的生活。
有一天，我正在宿舍里看书，忽然接到邻居麦克蒂夫人的电话：“你是阿兰·帕克吗？你母亲的病又发作了。”
“她怎么了？要紧吗？”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一些，却无法抑制狂跳的心，空旷的宿舍忽然变得燥热起来。
麦克蒂夫人说：“她不要紧，只是晕倒了。她让我告诉你不要担心，你就安心读书吧，等到周末回来看她就可以了。”
我怎么可能等到周末呢？我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