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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渐渐暖和了。柳树枝头已经绽出了鹅黄色的嫩芽。设计工作进入最紧张的阶段。我日夜忙着绘图，忙着去机器旁作实验。当感到过度疲倦的时候，就跨上小红马在田野上奔驰，让脑子被风吹得清爽些。整个的心都被图样钉住了，吃饭，睡眠，似乎都成了多余的负担。晌午，勤务员小顺子轻轻地推开门，把饭菜放在桌上，倒了一碗开水。到天黑，小顺子送来晚饭，桌上的饭菜还一点没动，筷子整整齐齐地摆在一旁，小顺子噘起了小嘴，用手掩着图纸，抱怨起来：
“厂长，你怎么老不吃饭啊，只顾你完成任务，我的任务就完不成啦！”
“对不起，小顺子，现在‘做总结’吧！”
他一直站在旁边看我吃完，才收拾起碗筷，笑眯眯地走了。
装配车间的女同志和那些家属大嫂们，一下班就去找小顺子问我换衣服没有，要不就跑进屋来翻床底，寻找要洗的衣物。她们还送些零食给我晚上吃。
一种对事业的共同责任感，一种阶级的友谊，把大家的心都联结在一起了。大家的心都在为一个目的跳动，共同分担苦恼，共同分享快乐。
图纸交到各个车间，同志们抢着干。半个月后，第一批枪榴弹和第一支枪榴筒造成了。谁都想尽力把自己的创作做得更漂亮一些，还在枪榴筒上镀了一层蓝黑色的电光。
春天说来就来了。工厂后边的荒地上铺上一层新绿。警卫连的战士们在荒地四周布置了岗哨，不让行人走进射击地区，我们的枪榴弹第一次举行实弹射击。
小顺子扛着枪榴筒，跟着我走到靶场上。谁也猜想不到这第一枪是什么结果，也许打不响，也许枪榴弹在枪榴筒里就炸。为了避免意外事故，我在一个干水塘岸上，选中一棵大柳树，用绳子把步枪捆在树干上，枪口卡上了枪榴筒，筒口正对着荒地；再把枪榴弹装进枪榴筒里，拉开枪栓，推进了无头子弹，扳机上系一根小绳子。等同志们隐蔽好了以后，我趴在干水塘里，一拉小绳子，轰隆一声，枪榴弹射了出去，火光一闪，在爆炸中，尘土卷着黑烟向上冲起，破片呼啸着四散，惊得野兔子在荒地上直打转。
听见第一个枪榴弹的爆炸声，正像母亲听见自己的胎儿坠地后的哭声一样，那种喜悦，那种激动，是无法形容的。可是我也看见，枪榴弹在空中飞行时，摇摇摆摆地极不稳定，这就要减低命中效率。同时测量了射程，只打到二百二十公尺。这样的射程不值得满足，不应该是最后的结论。对我们来说，任何成果都永远不是最后的。
我重新设计一个枪榴弹图样。把弹体的弧线加大，减少空气阻力，把枪榴弹重心再往尾部转移。经过试验，枪榴弹能够一直向前奔驰，不摆动了。可是射程总不过二百三十四公尺。
枪榴筒和枪榴弹的各部分，都做过仔细的考查，没有毛病，剩下来的就是发射用的无头子弹，一定又和以前试验迫击炮弹一样，问题出在无烟火药上。
我把意见告诉老秦，他也同意这个看法。我俩找着装配车间的老马，一块儿把火药研成碎末，又混合了另一种火药，使它燃烧加快，接连装好了几个子弹，再去打靶。
我装好枪榴弹，推上子弹，蹲在地上，朝荒地打了一枪。只听一声响，枪榴弹没影了。它跑到哪儿去了呢？同志们都昂起头向远处张望，忽然荒地那边传来低沉的爆炸声。大家低着头向前奔去。
打开皮尺—量，射程五百四十公尺，增加了一倍多。
同志们一路兴高采烈地谈笑着，还哼起了小调。
这些日子，我一直忙着搞枪榴弹，司令部几次来信了解情况。现在可以作一详细的汇报了。第二天，我带了两个同志，扛着枪榴筒，挑着枪榴弹到司令部去。
参谋长看过枪榴筒，招呼我们坐下，拿起电话筒，命令立刻布置靶场。师长、政治委员、参谋长都去了。一连打了十几发枪榴弹，个个都炸得很漂亮。
试验完了，罗师长拉着我的手，一起走进参谋长的办公室。参谋长问道：
“你们一个月能生产多少？”
怎么回答呢？我们只有一部车床，每个月要制造三百发迫击炮弹，其他机器只能造子弹，没有别的生产工具。参谋长看见我有些迟疑，就问：
“有什么困难吗？”
罗师长也关注地等着回答。我觉得叫苦不好。战士的荣誉感也鼓舞着我们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我回答首长：
“困难不少。我们一定想办法克服。”
参谋长又拿起枪榴弹筒，提出许多重要的改进意见。我们根据指示，又使生产时间缩短了许多，射程提高到七百多公尺。
由于精兵简政，军工部缩小编制，改为军工科。在这以前，吴帅孟部长因为积劳成病，不幸去世了。司令部派我担任科长。
当时，淮南根据地已经有了四个兵工厂，都由军工科领导。责任是更加重大了。除了技术工作，还要处理很多行政事务、财务支出、材料采购等等问题。但是最挂心的还是枪榴弹。我住到工厂里去，一边布置各厂的生产，一边计划枪榴弹和枪榴筒的生产。我们设计了制造枪榴筒的机器，造了几部制造枪榴弹的小车床。在大殿上又建立了一个新的车间。
我们制造的枪榴筒和枪榴弹，很快出现在前方。
枪榴弹第一次立功，是在边境的桂子山上。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的战士用枪榴弹打死了八十多个日本鬼子。指挥战斗的成钧旅长，特地把一支从鬼子军官身上缴获的手枪送给我，作为制造枪榴弹的奖励。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战斗的季节。稻子熟了，遍地是金黄色的谷穗。搞群众工作的同志们动员老乡们快收、快打、快藏。民兵们武装起来，布置了一道道的了望哨。工厂的工人也组织了收割队，轮流帮老乡抢秋。
一大队鬼子和汉奸伪军，到我们的来安县来抢粮。这地方周围是山，鬼子到了半山腰，坐在山洼里休息，命令伪军打头阵。那些伪军刚翻过山梁，我们的枪榴弹就像雨点一般飞过去。战士和民兵们的射击技术还不够熟练，枪榴弹全飞远了，没有打着伪军，可是，正好落在山梁后边鬼子休息的地方，一下子打死十几个。鬼子拖着死尸，拔腿就跑。伪军们见势头不好，也跟在后面跑了。
拆定时炸弹
我们的材料始终很缺乏。炮弹的发射火药和炸药，多半是从没爆炸的敌人的炮弹和炸弹中挖出来的，钢是主要材料之一，多半靠民兵们破路，去拆钢轨、道钉，夹板，工厂拿手榴弹和地雷作交换。车间里的铁锤、钢凿、锉刀，车床上的旋刀，造子弹的钢模子，都是用钢轨做的。许多同志化了装，冒着生命危险，挑了担子到敌人占领的城市里，替人修补锅碗，收集破铜，凑齐一担子就送回根据地来。有的材料不容易搞到，就不得不花巨大的代价。像翻砂用的红砂土，需要数量很多，敌人控制得很紧，只好派战斗部队强攻敌人的据点，夺取些过来。还有些同志化装成难民、商人，小贩，跑到上海、南京去，收买破机器，拆卸开来，分别坐着小船、推着独轮车、挑着担子，弄回根据地来。往往要好几部破机器，才凑成一部能用的。也有不少同志被敌人查出，有的被杀害了，有的被关进了监牢。我们的兵工厂，就是在许许多多同志舍生忘我的劳动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材料越来越少了，同志们就寻找代用品。做炮弹引信用的铜，一向最缺乏。用钢来造倒可以，就是没条件大量生产！收集来的破锡壶、锡蜡烛台，是一种柔软金属，不能做引信。我们打算用铅来代替铜。没有炸药。就用自造的黑色火药。这种火药做鞭炮倒挺好，但不知道能不能引起炮弹剧烈爆炸。我们决定试试看。
同志们把炮弹里填满了黑色火药，装上铅引信，在荒地上架好了迫击炮。炮弹打炮筒里轰出去，落在远处的洼地里，只听见轻微地响了一声，这炮弹突然又从地里射到空中，尾巴向前，迎着我们飞来。
十多个参加试验的人，丢下迫击炮，拔腿就跑，炮弹紧紧在后面追赶。
炮弹掉在炮座旁边的草地上。同志们都惊呆了，奇怪，射出去的炮弹怎么会回来呢？
等了一阵，炮弹没爆炸，也没有再蹦起来的意思。我们跑到炮弹跟前，只见那炮弹躺在地上，还是完整的，摸一摸，挺烫手。只是信管已经被火药气体冲掉，炮弹头上露出安装信管的一个大圆口，炮弹里的黑色火药全部燃烧完了。
炮弹究竟怎样回来的呢？原来当炮弹从高空下坠，钻进潮湿的土地以后，土地就成了一支火箭弹筒。信管发火后，引起炮弹里黑色火药的燃烧，立刻把这软金属做的信管打掉了，露出一个圆洞，这样就形成了火箭弹的喷口。炮弹里的黑火药压得太紧，不能迅速烧完，它就只得继续燃烧，火药气体的激流冲出喷口，打击空气，把迫击炮弹变成火箭弹，利用反冲力推动炮弹仍旧照路回来。
这次试验失败了。铅不能用，我们就用铸铁来制信管，没有发射药，就派人到敌占区去收买废电影片，当无烟火药原料。
炸药成了珍宝。敌人进攻时，工厂的同志宁愿撇下自己的背包，也要抬着火药转移。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一部分工人陷入包围。一个火药箱被敌人枪弹打中，火药爆炸了，烧伤了两个同志。大家抬着负伤的同志和其余的火药箱，终于突围出来。
敌人的封锁越来越紧，战斗任务越来越多，弹药的需要就更加迫切了。没有材料，炮弹造不成，同志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我专心实验材料，却一直没有很好效果。
但是，有一次，我们意外地获得了大批材料。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用上了我国西南部一些基地，有时派飞机到日本占领区轰炸。在一个秋天的深夜里，月竟没出来，只有星星在黑暗的空中闪烁着。天空响起了轰炸机马达沉重的声音，震得茅屋直抖。我披上衣服，走到院子里，只见美国“空中堡垒”的巨大黑影闪着红绿信号灯，向南边飞去。不一会，觉得脚下有一阵轻微的震动。
东方刚露出鱼肚白，司令部得到报告，在仪扬区（仪征和扬州两县交界地区）发现了八颗炸弹，都没有炸。参谋长马上打电话给军工科，叫我赶快去想法挖炸药。
我得到命令，心里很高兴，正缺材料，材料送上门来了。洗了手，找了三个同志，带了拆炸弹的工具，跨上四匹快马，飞箭样地向仪扬边境奔去。
我们刚到当地驻军司令部，电话铃就响了。
我接过听筒，远处传来参谋长亲切的声音：
“你是吴运铎同志吗？我刚才忘了嘱咐你：你现在只剩下一只手，千万要当心！如果有困难，你们就回来不要冒险。”
我心里一热，身上长了勇气。我说：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有人说，搞兵工是和死亡为邻，弄信管更是老虎嘴下拔毛，早晚会给吃掉。但事实并不如此。兵工是一门科学，只要摸清它的规律，控制住它，就能把发生危险的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尽管我们的科学知识可怜得很，时常感到不够应付，可是由于战斗的要求，我们总是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