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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也正如那险恶的漩涡。人一陷进去，就跟着旋转，挣扎，呼喊，……我在生活的激流中，左冲右撞，冒着风险，步步搏斗，景况一点不见好转。在我跟矿师闹翻以后，又被调回到原来的富源煤矿，照样受欺压。我开始怀疑起来：拼来拼去，最后吃亏的还是我，得胜的总是那些坏蛋，这是什么道理？哪里才有出路呢？
正好抗日战争爆发，把我带进热血沸腾的生活里。
矿上的小学举办了抗战讲座，讲师就是小学的干仲儒校长。一到晚上，工人成群结队去听讲。我家也成了爱国工人们的集会场所。不久，我们租了两间房子，贴上标语，搬来桌椅，组织了工人时事座谈会。我们又在矿区的要道口，竖起木板，每天下班。把报上的消息抄写在大张的纸上贴出去。
从武汉来的救亡青年，一到大冶，就来找我们，教我们唱歌，给我们解答问题。就像一阵春风吹来，长期冻结的冰河奔流起来了，工人们唱出了内心的声音：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我们组织时事座谈会的消息一传出去，山后利华煤矿的工人也动起来了，还特地派人来要求我们帮助。
我时常乘上煤车，沿着空中索道，越过丛山，到工棚去开会研究工作。在这火热的日子里，工人之间变得更亲密了。我感觉到个人的力量不是增加了一两倍，而是千万倍。
一天黄昏，我沿着灰尘滚滚的公路回家，迎面来了一群人，领头的是干校长，他老远就向我喊道：
“老吴，快来！我们正找你！”
干校长一手拉着一个穿工人服的人。那人向我点头微笑，不等我问活，他就自我介绍说：
“我叫张明，是来这里向你们学习的。”
我楞了一下。干校长接着说明他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工作，才从武汉来的，准备在矿区建立发行站。
从这以后，张明天天来找我。他从国民党监狱里刚出来不久。偶然掀起衣裳，身上就露出一块一块的疤痕。他受过电刑，坐过老虎凳，他不屈服，坚持过来了。最初我还管他担心，他是这样瘦弱，看来一阵风就会把他刮倒，但是他常常东奔西跑，成天不落脚，参加座谈会。找人谈话，直到深夜，好像永不知累，有一天，我问张明，他这劲头哪里来的？他笑着说：
“这是大家的事，干起来才有劲。就是累，心里也快活！”
张明还说：一个人眼光远大，目标明确，生活才有意义。从他那里，我开始懂得了革命道理，了解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我们受穷受苦受压迫，难道是因为懒惰吗？不！我热爱劳动，而且花了心血，我们工人是不靠欺诈生活的。我总希望把活干得更好些，也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感到真正的快乐。难道说我们愚蠢吗？不！我们凭耳朵就能听出机器有什么毛病，甚至用鼻子也闻得出发电机内部发生了什么障碍。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费了许多心血，还被踩在脚下？原来不是别的，只因为社会上有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在这个吃人的社会里，真正的劳动者受轻视，受压迫，苦不堪言；而那些吸别人血汗过活的人，脚不动，手不抬，天天养尊处优。这真是太不合理了。为了最后消灭这人类最大的不平，许多先驱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被绑赴刑场的时候，他们被活活钉在门板上的时候，都不曾对革命事业发生丝毫动摇，他们为伟大的理想牺牲了个人的一切。活在世界上，就应该做一个这样的人。
张明还说：中国工人阶级受的痛苦非常深重。本国的剥削阶级的剥削压迫以外，还要加上外国的剥削阶级——帝国主义的侵略，苦难重重，要想得到解放，凭个人力量是不行的，只有更多的人都觉悟了，行动起来，才能达到目的。团结斗争就是胜利的保证。在今天，应该首先集中力量来反对当前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胜利，然后才能建设理想的幸福的社会。
我明白了这些道理，就希望我的伙伴们也能赶快明白这些道理。《新华日报》是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的，我觉得应该让它广泛地送到工人们手里去。我们在矿上成立了《新华日报》推销站，专门请了一个小孩送报。每天下午四点钟，由汉口来的轮船一靠码头，小孩就上船去取报纸，按时送给订户。张明见工人们生活困难，不收报费，但是工人爱护自己的报纸，省吃省喝也要交报费。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表面上虽然允许《新华日报》公开发行，暗中却想尽一切方法来限制，有时借故没收报纸，有时在轮船码头上，毒打报童，抢走报纸，我们就组织起来“护报”，使报纸能继续发行。最后矿上强迫摊派国民党反动派出版的反动报纸，硬在工资内扣除报费，但是始终得不到工人读者。
不久，张明走了。他撒播下的种子，在矿工中间生长了。这时候，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的消息越来越多，而八路军却开向最前线，工人们把一切希望都放在遥远的北方，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线，把北方和我们联结起来。我细心地阅读着八路军的每一个战报，每一个缴获的数目字。有一次报上说，朱总司令号召全国人民募捐为八路军战士制备防毒面具，我像接到了动员令一样，半夜里跑到小学校去借来一架油印机，自己刻蜡板、印收条，天一亮，就去找工人们募捐，凑了四十多块钱，当天由邮局寄给了《新华日报》。我们觉得，寄去的不只是钱，还有我们的心，用我们工人的心保卫我们自己的战士。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害怕工人群众觉醒，他们极力打击工人时事座谈会。
大冶本来也有个御用工会，不过这个“工会”并不在矿区，却在离大冶十多里的黄石港。成年累月跟工人不照面，成了“走狗不走”。现在工人起来了，矿上才觉得走狗远了使唤不方便，就连忙益起新房子，门口挂上新招牌，把走狗叫来，要他们就近来欺压工人。
御用工会的头子，是我小学同学，他一到大冶，就跑到我家来，一见面开口就说：现在“工会”已经成立，应该把时事座谈会取消。接着把说头一转：
“老弟，放着清福你不享，当共产党有什么好处呢？”
我勉强压制内心的愤怒，冷冷地问他：
“说完了吗？”
“我劝你是为你好，你看共产党有几个落得好结果！……”
在我脑海里，立刻浮起一副刽子手的凶相来。我捏紧拳头对准他的鼻子喊道：
“你再不滚蛋，它就认不得你了！”
他冷笑两声，转身走了。
我把这事告诉了工人伙伴们，大家很气愤。都说：
“他有胆子，就叫他碰碰看！我们还干我们的。”
我们团结得更紧了。每天晚上照例在大树底下读报开会。工头和御用工会一个鼻孔出气，他们接连几天加班开夜工，把工人关在车间里，不让出去，并且恐吓青年工人们说：
“你们不怕掉脑袋吗？吴运铎是个提着头玩的人，你们跟着他哄什么！”
接着，矿山上又传起各种谣言，说我组织什么暗杀团。工人们都知道这谣言的来源，它丝毫不能动摇大家追求真理的意志，老年工人们常跑来安慰我：
“运铎，别泄气，那些坏蛋不是打击你一个人，是打击我们大家啊！只要干的对，我们什么也不怕！”
的确也没什么可怕。哪怕变成土，只要是铺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让伙伴们大踏步走过去，那也值得：
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战线逼近了武汉。矿上的经理们瞒着矿工，黑夜里一批一批地把大皮箱搬到码头上，连哈巴狗也跟着太太小姐们上了船。原来这些家伙打算先送走家眷，回头炸毁煤窑，撒腿逃跑，就不管矿工的死活了。
消息一传出来，谁也没心思干活。早晨，我走进机电车间，伙伴们就围在一块儿商量，要矿上发给安家费。不多工夫，全矿的机电工人都集合了，大家又拥到锻造间。没来的就只有那些工头和反动工会指定的组长们。我跳到铁砧上，高声喊道：
“同事们！是咱们拿出力量的时候了！他们是人，咱们也是人。要退都退，要留都留。再说，咱们生在矿山，长在矿山，几辈子都在这里扎了根，连逃的地方也没有！我们只有一条路，敌人来了，就跟它拼！经理是中国人，就该爱国，不能叫他们逃跑！”
“对呀！”
“找经理去！”
大家鼓掌，呼喊，涌出了车间。
站在门口的机电工程师一把拦住我，把我拖到公事房，悄悄说；
“运铎，你怎么这么傻！叫别人去闹，还不照样有你的份！经理说只要你不闹，他给你双份也行。……”
我气愤极了，这不是叫我出卖同事吗？大家已经行动起来，我也顾不得和他计较，不等他说完，我就狠狠带上门，转身跑开了。
我们马上召集青年工人看守发电机，防止坏人破坏，并且派人值班，保证继续发电。因为发电厂一停工，煤窑就会淹掉。在敌人没有占领矿山以前，我们是不忍心让煤窑毁掉的。
傍晚，矿工们一出煤窑，就跟机电工人的队伍汇合了。矿工们跑到锅炉房，打开汽笛的汽阀，举起鹤嘴锄敲断汽阀的把手，汽笛冲破夜间的黑暗，发出嘹亮的叫声。这是我们总动员的信号。因为汽阀的把手敲断了，在锅炉的蒸汽没放完以前，谁也无法让它停止吼叫。矿工们得意地笑着，很满意自己的发明。
那汽笛鼓足了我们的力量，刚下窑换班的矿工也扛着鹤嘴锄出来了，他们自动在窗口站上岗，看见谁要下窑，就喊：
“要活命的都去找经理！”
工人队伍奔到经理大楼前面的广场上，奔到矿警局门前的堆煤场上，要经理答复工人的要求。到处响着一个口号：
“反对逃跑，武装抗日！”
天黑了，大楼里灯火辉煌，经理们正在清理公文印信。工人队伍一到广场，他们连忙灭了灯，紧紧关上大门。还派出狗腿子，来分化收买工人。大家看穿了鬼花样，当场把狗腿子赶跑了。坚持到半夜，经理们不敢露面，工人们也一直不散。我们没想到，就在那黑洞洞的大楼里，官僚资本家们正在策划着对工人下毒手。
突然，黑夜里响起了枪声，子弹呼啸着，穿过广场的上空。一个连的反动军警，像群疯狗，直冲过来。工人倒下一大片，队伍散了，到处是呼喊声、叫骂声。连星星也直哆嗦，好像要掉下来。
二十多个工人牺牲了。广场上洒满了殷红的血。血的事实教育了我们：国民党反动派极端仇视人民，有枪不打日本鬼子，却未屠杀手无寸铁的爱国人民。但是反动派没有杀退我们，我们掩埋了伙伴的尸体，继续斗争。
第二天，热血沸腾的工人们紧紧包围了经理大楼，包围了反动工会，要求严惩凶手，要求抗日自由。工人们团结得更紧了。经理们被迫答应谈判。我和几个伙伴被推为工人代表，去办交涉。
“你们谁是头？”一个经理不怀好意地问。
“我们都是头，有话你就说吧！”
“忙什么，请坐请坐！……”
“我们能等，恐怕大家等不得！你没看见外面吗？”
“啊啊……”
正义在我们这边，经理们到底屈服了。惨案发生以后，《新华日报》发表言论谴责国民党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