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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大家选我当俱乐部主任，还兼任墙报委员。不管工作多么紧张，我一点也不感到疲倦，好像心里也安上了发动机。一清早，在小溪里洗过脸，就跑到竹林里读书。吃过早饭，跑到车间，分配完工作，就守着发动机。它那嘭嘭的响声特别使我愉快，整个心都随着这音乐的旋律跳动了。所长看到我已经担负了两个人的工作，叫我停止修枪。可是我总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劲，还能做更多的工作。我在发动机旁掘了个大坑，埋了一根木桩，把我修枪的老虎钳搬来，固定在木桩上。一边修枪，一边用耳朵掌握发动机的运动。一到跟上，我又成了“教员”，在俱乐部讲发动机和机床的构造原理，和同志们一起，研究各种技术问题。
这年春天，敌人沿着浙赣铁路向西进攻，萍乡煤矿被国民党反动派撤退时破坏了。逃到四川的弟弟来信说：大哥在武汉被敌人逮捕，关进了集中营，二哥死在敌人的刺刀下，妹妹逃到广西，年老的母亲流落到浙赣路的樟树镇，沿街乞食。家庭的不幸遭遇，不免使我心里有些沉重。多少个家庭在战争中毁灭了，多少人丧失了亲人！可是个人的不幸，不过是我们祖国人民经受的苦难的一部分。流泪，悲伤，不能结束这种苦难。只有英勇战斗，彻底消灭敌人，以战争来消灭战争，才能夺得幸福。个人的幸福只能包括在集体的胜利中。因为个人不过是一滴水，谁能从苦海中捞出一滴甜水？斗争也是这样，无数水滴汇合成巨流。一旦离开了集体，最大的水珠，也会干涸。我早已决心做一个革命战士，把自己交给集体，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那末，怎么能够只眷念个人的家庭呢！
一个星期日，吃过早饭，我跑到后山坡，躺在草地上看书。周围都是一丛丛的野花，忙碌的小蜜蜂们正在紧张地劳动着。不一会，做钳工的秦永祥，也拿着—本书从山下跑来了。
“我猜到你就在这里！”他打开书本，坐在旁边，狠狠地吸一下那浓郁的香气。“这地方真美！就跟花园一样。”
老秦从前是上海一个工厂的车工，抗战第一年就参加了新四军，先在数导队学习，毕业以后，调到兵工厂制造刺刀鞘。机工组一成立，又被调来做钳工。他是我们车间里的生产能手，又是俱乐部的文娱委员。他爽直热情，我们一见面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春天的太阳晒得身上有些发热。老秦站起来脱掉上衣，铺在地上，望着山洼里那一片黄色土房，凝神微笑着说：
“看我们工厂多好！才一年时间，发展得这么大，再过几年，说不定真能造出大炮呢！”
我也跟着站起来，望着脚底下的山沟。想到未来的日子，感到很愉快。
老秦回过头，忽然问我道：
“老吴，你将来准备做什么？”
我想了想，我一直是个工人，机器永远对我有一种魔力。当它平平稳稳地转动，像琴键弹出一个个动听的音符的时候，心里就愉快；当它发出杂乱的噪音，像一个醉汉发着呓语的时候，心里就不安，好像是亲人得了重病，恨不得把我的心掏出来，放进他的胸膛里去。这种感情，是任何一个热爱自己事业的人都会有的。可是，在我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最使我激动的感情：不仅要做一个热爱自己事业的人，而且要做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们的口号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在战斗中，又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做一个这样的人，是最大的光荣，也是最大的幸福。因此，我毫不迟疑地说：
“做个共产党员！”
秦永祥的眼睛立刻闪耀着光亮，他丢开书本，紧紧抓住我的手。热烈地喊道：
“太好了，太好了！”
那时候，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党还没有完全公开。不过，那些忠诚积极的人，在我们心里都印下一个特别记号，因为这些人平时都是大家的榜样。秦永祥就是受到普遍敬爱的一人。我向老秦说：
“老秦，我早就想参加党，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只是我有不少缺点，性情又急躁，恐怕离党员的标准太远了。”
“只要努力争取，党一定吸收你！”老秦说，“做个革命战士，最重要的，得有坚定的立场，对党无限忠诚，经得起任何考验，不管什么时候，都跟着党走，不变心！”
我们谈的很多。除了工作，学习，也谈了思想修养。老秦有段话，特别启发了我。他说；“个人主义最害人，自私自利，虚伪欺诈，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做个真正的革命者，要像对待毒瘤一样割掉它！”长时期以来，我也反复思索过这个问题。专为个人打算的人，实际上没有生活方向。成天在自私自利的阴沟里爬来爬去，弄得一身泥，满脸脏，走到哪里，臭到哪里。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思。我参加革命，并不是把自己存进银行里，打算捞一笔优厚的利息。因此，听了老秦的话，我就说：
“我认识到，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就是终身最大的幸福。我要把自己完全交给党，听党的话。希望你好好帮助我。”
老秦热情地鼓励了我，要我们互相帮助。还说：共产党员也都是从旧社会出来的，不是“超人”，即使入了党，也还必须在斗争中锻炼，靠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加强党性。一个人，只要不掩饰缺点，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就能够不断提高阶级觉悟。一个人，如果是真心革命，就不会让个人主义的灰尘迷住眼睛。这场谈话使我更加了解到革命战士要改造世界，同时也改造自己的意义。我正如我们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当相信自己“正确”的时候，常常表现得十分固执，单枪匹马，个人突出，因而也就过分看重个人的成败。谈话以后，我时时警惕自己的毛病，决心不惜牺牲一切，献身给伟大的工人阶级的党。
已经是初夏了。菜园里的黄瓜蔓爬上了架，这里是小白菜，那里是小萝卜。傍晚，我和几个年轻小伙子在菜园里烧水，只见罗克绳老远连蹦带跳地跑来了。他一把扭住我就走，高兴地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莫名其妙地跟着他跑出菜园。
“老秦已经把你的要求向党支部汇报了。”他边走边说，“经过研究，支部认为你可以正式申请入党。”
“真的？”
“真的！我做你的介绍人。”
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当夜，我坐在菜油灯下写入党申请书。并且写了详细的自传。我不断回忆起那些过去的日子，那些痛苦和折磨，我走过弯路，摔过跟头，是党告诉我正确的方向，把我引导到革命队伍里来。是党教育我培养我，使我懂得了生活的意义。现在，我长久的期待快要成为现实，我将成为党的一个成员。我忽然觉得天地都更加开朗了。
过了不久，一天晚上，月亮刚刚爬上山头，罗克绳领着我翻过一道小山梁，顺着林荫小路，走进一块不大的草地。月光穿过茂密的竹林，照着挂在树枝上的党旗，环境严肃异常。我只觉得心在砰砰跳动，脸烧得发烫。
支部书记宣读了我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罗克绳把他平时对我的了解作了介绍，然后表决。
“一致通过！”支部书记宣布。
我极力抑制内心的激动，在党旗面前，庄严地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工作，努力学习，不惜牺牲个人一切，誓为共产主义的最后实现终身奋斗到底！”
这一天是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八日。
我觉得，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快乐。我必须不辱设共产党员这个崇高的称号。
转移
上班的哨声响了，车间里沸腾起来。我检查了发动机的油箱，添进了煤油，握着摇柄开动了发动机。不提防摇柄一滑，落下来，把左脚踝骨碰破一个小伤口。在厂里，手脚破点皮算不了什么，像往日一样，我也没在意。
过了半个月，伤口还不停地流黄水，时刻隐隐作痛。一天早晨，我去山后镇上采购材料，翻山越岭，来回跑了五十里，当晚赶回来，同志们又拉我去麻岭坑参加晚会演出。化装时解开腿上的绑带，小伤口已经肿了，身上也发烧，我忍着痛演完了歌剧《一根扁担换支枪》，不料散会后就站不起来了。
同志们把我抬上担架，送到留守处门诊所，一试体温，烧到四十度。医生用小刀划开伤口，乌黑的脓血涌了出来，原来伤口内部全烂了。
第二天，我被送到军司令部后方医院，医生给我挖去腐烂了的肌肉，沿着踝骨挖了一个月牙形的大洞，足有半个菜碗口大。
我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伤口老不见好。心里惦记工厂，一闭眼睛，就好像听见发动机嗡嗡转动着。整天躺在病床上，心里又烦又闷。我实在忍不住了，请求医生发给我一些药膏绷带，腋下夹两根拐杖，一只脚跳回工厂去。正好半路碰见工厂派担架来接我。一回厂，我马上投入了紧张愉快的劳动。
这时候，国民党顽固派阴谋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调动了十几万人马，要消灭在江南敌后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兵工厂接到了撤退命令，连夜埋了机器，随着非战斗部队先撤。军医处和兵工厂跟着前卫部队走在最前边，刚离开茂林不远，顽固派军队就从中间插了进来。猛烈的战斗开始了。
我脚上的伤口还是那样大，拄着拐杖走，左脚一落地，就疼痛难忍，只好临时找到一副担架，请两个农民妇女抬着，随队伍撤退。
傍晚，我们撤到宣城地界，驻在一个大村庄里。大家忙着烧晚饭，我拿出药膏和纱布，坐在厨房的油灯下换药。庄外突然响起枪声，庄子里起了阵骚乱，老乡惊慌地向四外逃跑，国民党军队追过来了。
同志们急忙继续撤退。没有了担架，大家轮流掺扶着我走。我咬紧了牙，紧跟在队伍后面，伤口的血浸透了纱布和绷带，流进草鞋底。浑身衣服都被汗湿透了。
漆黑的夜，分不清小路的高低。队伍前进的速度正在加快，我的左脚猛地踢在路旁的大石头上，大拇指的指甲掀掉了一半，不停地流血，痛得我昏倒在路上，同志们轮流背着我跑了一夜。
行动更加困难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鬼子、汉奸汪精卫一个鼻孔出气，他们派出了正规军和大批特务，密密地布下了罗网，来搜捕我们的同志。
队伍要渡过长江去建立新的根据地，沿途经过敌人占领的许多城镇。我们这部分人不是战斗部队，又没有武器，只好化了装分散走。
我躺在一家农民的床上，无法行动。所长和同志们走到我面前，看着我发愁。我说：
“你们走吧，不要为我一个人，拖累了大家。”
“运铎同志，大家相信你经得起考验。我已交代老乡，好好照顾你。等情况缓和一点，你再去找我们！”所长说。
“你们放心，我爬也要爬过长江去！死也不落在敌人手里！”
同志们换上便衣，按照指定的路线出发了。罗克绳紧紧握着我的手，舍不得放开。我催他赶快上路：
“你快走吧，过长江再见！”
罗克绳眼里闪着泪花，半晌才说：
“你要好好保重！”
他走到门口，又回头看看。我没想到，这竟是永别。
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一次严重的考验。前面有八百多里路程，有敌人的严密封锁，时时都可能撞在敌人手里。心想，往前走一步，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