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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师，连同地方武装共一百零三万人，在东北广大人民支援下，发起辽沈战役。北宁线上的锦州，是联结东北和华北的一个战略要点。防守锦州地区的国民党军开始时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下的六个师，连同特种兵、后勤及地方部队约十万人，到九月下旬，国民党又空运一个师增援锦州。打下锦州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一个纵队和六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一个炮兵团继续围困长春；以五个纵队又一个师以及炮兵纵队主力、一个坦克营围攻锦州；以两个纵队配置于锦州西南的塔山、虹螺山一线，十一个师配置于彰武、新立屯以东地区，分别阻击由锦西、葫芦岛方向和沈阳方向救援锦州之敌；以一个纵队位于高桥地区为战役预备队。锦州地区的作战是从九月十二日开始的。正当人民解放军攻克义县，扫清锦州外围敌人时，蒋介石慌忙飞到东北亲自指挥，并急调北宁线华北“剿总”的五个师来援，连同原来在锦西的四个师，共九个师，于十月十日起开始向塔山阵地猛攻，但始终未能突破人民解放军阵地。廖耀湘兵团（国民党第九兵团）十一个师又三个骑兵旅由沈阳驰援锦州，被人民解放军阻击在彰武、新立屯地区。十月十四日人民解放军对锦州发起进攻，经过三十一小时激战，全歼该敌，俘虏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濬泉以下约九万人。锦州的解放迫使长春敌人的一个军起义，其余全部投降。此时，东北国民党军全军覆灭的命运，已成定局。但蒋介石仍然梦想夺回锦州，打通关内外的联络，严令廖耀湘兵团继续向锦州前进。东北野战军在攻占锦州后，就立即向东北方面回师，从黑山、大虎山南北两翼合围廖耀湘兵团。十月二十六日将廖兵团包围于黑山、大虎山、新民地区，经两日一夜的激战，全部歼灭该敌，俘虏敌兵团司令廖耀湘，军长李涛、向凤武、郑庭笈以下十万余人。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十一月二日解放沈阳、营口。至此，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敌人四十七万二千余人。锦西、葫芦岛地区的国民党军于十一月九日从海上撤向关内，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2〕 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当时的预计。后来，这个时间缩短为三年半左右。参见本卷《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3〕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决定，把原各大战略区的部队划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三类。将野战部队编为野战军。野战军以下辖兵团，兵团辖军（即原来的纵队），军辖师，师辖团。各野战军以其所在地区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各野战军所属兵团、军、师的数目，依各大战略区具体情况而定。后来，西北野战军改为第一野战军，辖两个兵团；中原野战军改为第二野战军，辖三个兵团；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辖四个兵团；东北野战军改为第四野战军，辖四个兵团。华北军区所辖的三个兵团，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关于健全党委制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日）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关于这个文件的意义，邓小平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说：“在我们党内，从长时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虽然在党内经常发生，但是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就受到党中央的批判和纠正。中央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个决定在全党实行了，并且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它的效力。……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的经验，促使那些把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扩大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
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例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当然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委员会又须分别为常委会和全体会两种，不可混在一起。此外，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通知。一九四八年九月会议是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集的。它是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因为在这以前，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分散在各个解放区从事紧张的解放战争，交通十分困难，不可能举行这样大的会议。
（一）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到政治局委员七人，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十四人、重要工作人员十人参加，其中有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同志。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检查了过去时期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
（二）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央委员会和全党领导骨干，表现了比较抗日时期更为良好的团结。这种团结，使得我党能够应付日本投降以后整三年内国际国内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并在这些事变中使中国革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摧毁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广大人民中的政治影响，抵抗了国民党的再一次叛变⑴，打退了它的军事进攻，使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到了进攻。
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两年作战中，人民解放军歼敌二百六十四万人，其中俘敌一百六十三万人。两年主要缴获，计有步枪近九十万枝，重轻机枪六万四千余挺，小炮八千余门，步兵炮五千余门，山野重炮一千一百余门。两年中人民解放军由一百二十余万人增加到了二百八十万人。其中正规军由一百一十八个旅增加到了一百七十六个旅，正规军人数由六十一万增加到了一百四十九万。解放区现有面积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五；现已有人口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四亿七千五百万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三；现有县城以上大中小城市五百八十六座，占全国城市二千零九座的百分之二十九。
由于我党坚决领导农民实现了土地制度的改革，现已在大约一万万人口的区域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土地大致平均地分配给了农村人民，首先是贫雇农。
我党党员由一九四五年五月的一百二十一万，增加到了现在的三百万（我党党员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以前为五万人，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以后降为大约一万人左右，一九三四年因土地革命顺利发展升至三十万人，一九三七年因南方革命失败⑵降为大约四万人左右，一九四五年因抗日战争顺利发展增至一百二十一万人，现在因反蒋战争和土地革命顺利发展又增至三百万人）。党在最近一年内，一方面基本上克服了并正在继续克服着党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地主富农分子）、思想不纯（地主富农思想）和作风不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不良现象，另一方面又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跟着大规模发动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斗争而产生的，部分地但是相当多地侵犯了中农，破坏了某些私人工商业，以及某些地方越出了镇压反革命的某些政策界限等项“左”的错误。经过过去三年、特别是最近一年的伟大的激烈的革命斗争，和对于自己错误的认真的纠正，全党的政治成熟程度是大进一步了。
党在国民党区域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这表现在各大城市中争取了广大的工人、学生、教员、教授、文化人、市民和民族资本家站在我党方面，争取了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站在我党方面，抗拒了国民党的压迫，使国民党完全陷于孤立。在南方几个大区域内（闽粤赣边区，湘粤赣边区，粤桂边区，桂滇边区，云南南部，皖浙赣边区和浙江东部南部）建立了游击战争根据地，使这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发展到了三万余人。
两年内，特别是最近一年内，在人民解放军中，实行了有秩序的、有领导的、由全体战斗员和指挥员一起参加的民主运动，开展了自我批评，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军队中的官僚主义，恢复了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期间曾经实行有效、而在后来被取消了的军队中的各级党委制和连队中的战士委员会制，这样就使军队指战员的政治积极性和自觉性大为提高，战斗力和纪律性大为增强，溶化了大约八十万左右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⑶，掉转枪口打国民党。两年内，从解放区动员了大约一百六十万左右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多的铁路、矿山和工业，我党正在大规模地学习管理工业和做生意。两年内，我们的军事工业，有了相当大的增长。但是还不足以应付战争的需要。我们缺乏若干重要的原料和机器，我们基本上还不能炼钢。
我们已在华北四千四百万人口的区域建立了统一的党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人民政府，并决定由这个政府将华北、华东（有人口四千三百万）和西北（有人口七百万）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事工业的领导和管理工作统一起来，以利支援前线，并且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将东北和中原两区的上述工作也统一起来。
（三）中央会议，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认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