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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
九、“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
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
十一、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十二、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⑶？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例如，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好似“一无是处”，而没有把延安的官僚主义同西安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区别一下。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
我和政治局的同志觉得，要有以上这些方法，才能把党委的工作搞好。除了开好代表大会以外，党的各级委员会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好，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把党委的领导工作提高一步。
注 释
〔1〕 见《老子》第八十章。原文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2〕 见《论语·公冶长》。原文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3〕 延安是一九三七年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西安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统治中心。毛泽东以此来比喻革命和反革命。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
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在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⑴中，存在着三部分人。一部分人坚持地走第一条路。无论他们在口头上怎样说得好听，在行动上他们是继续备战，继续卖国，继续压迫和屠杀要求真和平的人民。他们是蒋介石的死党。一部分人愿意走第二条路，但是他们还不能作出有决定性的行动。第三部分是一些徘徊歧路、动向不明的人们。他们既不想得罪蒋介石和美国政府，又想得到人民民主阵营的谅解和容纳。但这是幻想，是不可能的。
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基本上是第一部分人和第三部分人的混合物，第二部分人为数甚少。这个政府到今天为止，仍然是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的工具。
四月一日发生于南京的惨案⑵，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保护蒋介石、保护蒋介石死党、保护美国侵略势力的必然结果。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和蒋介石死党一同荒谬地鼓吹所谓“平等的光荣的和平”，借以抵抗中共八项和平条件⑶，特别是抵抗惩办战争罪犯的结果。李宗仁何应钦政府既然派出和谈代表团前来北平同中国共产党谈判和平，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条件以为谈判的基础，那末，如果这个政府是有最低限度的诚意，就应当以处理南京惨案为起点，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在南京上海的特务暴徒，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庆父不死，鲁难未已⑷。战犯不除，国无宁日。这个真理，难道现在还不明白吗？
我们愿意正告南京政府：如果你们没有能力办这件事，那末，你们也应协助即将渡江南进的人民解放军去办这件事。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逃难，免得再受蒋介石死党的气，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签一个协定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系统中一切愿意立功自赎的人们有利，对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有利，只对蒋介石，对蒋介石死党，对帝国主义者不利。不签这个协定，情况也差不多，可以用局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可能还有些战斗，但是不会有很多的战斗了。从新疆到台湾这样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国民党只有一百一十万左右的作战部队了，没有很多的仗可打了。无论签订一个全面性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而签许多局部性的协定也好，对于蒋介石，对于蒋介石死党，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一句话，对于一切至死不变的反动派，情况都是一样的，他们将决定地要灭亡。也许签订一个全面性协定对于南京方面和我们方面，都比较不签这个协定，来得稍微有利一些，所以我们还是争取签订这个协定。但是签订这个全面性协定，我们须得准备应付许多拖泥带水的事情。不签这个协定而去签订许多局部协定，对于我们要爽快得多。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准备签订这个协定。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如果也愿意这样做，那末，就得在这几天下决心，一切幻想和一切空话都应当抛弃了。我们并不强迫你们下这个决心。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⑸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注 释
〔1〕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李宗仁在孙科辞职后，任命何应钦继任行政院长。
〔2〕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南京十一个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六千余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谈判条件。国民党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在蒋介石授意下，指使军警特务凶殴示威学生，死学生二人，伤一百余人。
〔3〕 见本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4〕 事见《左传·闵公元年》。庆父是春秋时鲁国的公子，曾经一再制造鲁国的内乱，先后杀死两个国君。当时的人有“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的说法。后人常常把制造内乱的人比之为庆父。
〔5〕 见本卷《别了，司徒雷登》注〔1〕。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这个命令是毛泽东起草的。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以后，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这个命令，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第三野战军，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夜起，至二十一日，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四月二十三日，解放了国民党二十二年来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接着，又分路向南挺进，于五月三日解放杭州，五月二十二日解放南昌，五月二十七日攻占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七月，开始进军福建。八月十七日解放福州，十月十七日解放厦门。林彪、罗荣桓等领导的第四野战军，于五月十四日，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一百余公里的地段上，强渡长江。五月十六、十七两日，解放华中的重镇武昌、汉阳和汉口。接着，又南下湖南。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于八月四日宣布起义，湖南省和平解放。第四野战军在九、十月间进行衡（阳）宝（庆）战役，歼灭了国民党白崇禧军的主力以后，又向广东、广西进军。十月十四日解放广州，十一月二十二日解放桂林，十二月四日解放南宁。和第二、第三野战军进行渡江作战的同时，聂荣臻、徐向前等领导的华北各兵团，四月二十四日攻克太原。彭德怀、贺龙等领导的第一野战军，在五月二十日解放西安之后，同第十九、第二十兵团继续向西北国民党统治区进军，八月二十六日攻克兰州，九月五日解放西宁，九月二十三日解放银川，全部歼灭了国民党马步芳、马鸿逵军。九月下旬，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主席鲍尔汉宣布起义，新疆省和平解放。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同贺龙、李井泉等领导的第十八兵团和第一野战军一部，于十一月初开始向西南进军。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贵阳，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十二月九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宣布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十二月下旬，进入西南的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成都战役，全部歼灭国民党胡宗南军，二十七日解放成都。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人民解放军已经全部歼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
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