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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骑，东晋只有水陆军八万。在两军隔淝水对峙的时候，晋军将领要求淝水以北的秦军让出一片战场来，以便晋军渡水决战。秦军应允后撤，但一退即不可遏止，晋军乘机渡水攻击，大败秦军。
〔37〕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为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继续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事业，在江西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这次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州、汕头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38〕 参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8〕。
〔39〕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发动秋收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九月间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的修水、铜鼓、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地领导的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月间，毛泽东率领这支军队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40〕 见本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5〕。
〔41〕 见《孙子·军争》。
〔42〕 AB团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一九三○年五月起，赣西南苏区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
〔43〕 指江西省中部介于赣江和抚河两条河流之间的地区。
〔44〕 参见《战国策·魏策》。原文是：“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45〕 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一九三五年十月，意大利法西斯出兵进攻埃塞俄比亚。埃军进行阵地战，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埃塞俄比亚人民在一九四一年与反法西斯盟军配合，赶走了意大利侵略军，恢复了国家的独立。
〔46〕 这里所说的藏人，主要是指西康（现在分属四川和西藏）、甘肃的藏族。这里所说的回人，是指甘肃、青海、新疆的回族。
〔47〕 刘，指国民党军刘和鼎师。
〔48〕 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任前线总司令，其指挥部均驻南昌。下辖：左翼集团军，何应钦兼任总司令；右翼集团军，陈铭枢任总司令，驻吉安；预备军，卫立煌任总指挥，驻临川。
〔49〕 蒋光鼐原是第十九路军总指挥，第二次“围剿”时，由蔡廷锴任代总指挥。第三次“围剿”时，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第六十师、戴戟第六十一师和韩德勤第五十二师被编为右翼集团军第一军团，蔡廷锴任代总指挥。这里的“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应是“蔡廷锴、戴戟、韩德勤”；下文的“蒋、蔡、韩”应是“蔡、戴、韩”，“蒋光鼐、蔡廷锴”应是“蔡廷锴、戴戟”。
〔50〕 第三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打上官云相师、郝梦龄师、毛炳文师，三个胜仗共歼敌一万余人，缴枪六千多支。
〔51〕 南雄、水口战役，包括池江、梅岭关、大余、水口圩等战斗，共击溃陈济棠的粤军十五个团。其中水口圩战斗，击溃粤军十个团。
〔52〕 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一般用两句，说破题目的要义。承题一般用三句至五句，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概说全体，是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也称为八比。毛泽东这里用写作八股文由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的展开过程，来比喻革命发展的各种阶段。但在通常的场合，毛泽东则用八股文这类东西去比喻和讽刺教条主义。
〔53〕 见《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五八九年，齐、晋两国的军队会战于鞌（今属山东省历城县）。战斗一开始，齐顷公以为胜敌至易，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此”，指这些敌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先消灭了这些敌人，再吃早饭。结果齐军被晋军打败。后来人们常以此形容斗志坚决，要立即消灭敌人。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⑴，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这对于指挥内战、制造分裂、并欲在这次事变中置蒋氏于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⑵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失望，已显而易见。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
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⑶，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我们将在蒋氏撤兵后看他是否确守信义，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⑷，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这些条件的实行，首先需要确守信义，并且需要一些勇气。我们将于蒋氏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之。
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三字作何解释。但是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因此，我们劝蒋氏将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将“反动派”三字改为革命派三字，改得名副其实，较为妥当。
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⑸、何应钦⑹等的阴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⑺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⑻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共产党早已于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中将此种赞助的诺言许给蒋氏和国民党了⑼。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全国人民信任共产党的言行，实高出于信任国内任何党派的言行。
注 释
〔1〕 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因受中国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积极布置“剿共”军事，下令镇压西安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同时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随后被释放回南京。
〔2〕 指西安事变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亲日派。这些人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借西安事变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以便利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并乘机夺取蒋介石的统治地位。
〔3〕 蒋介石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由洛阳抵达南京后发表的。
〔4〕 上海爱国领袖，指当时在上海领导抗日爱国运动的全国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他们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到一九三七年七月才被释放。
〔5〕 汪精卫是当时国民党中亲日派的首领。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起，他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贯主张妥协。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