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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去世的亲人，人们很难想起他们不好之处，而可能想起他们生活中好的地方。 一般的智慧认为，关于死人不应当讲他坏的方面，应当讲他比较好的方面或者缄默不语。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比人们所想象的更加深刻。 在死亡中有变得高尚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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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３自我认识
西，死人的脸有时是美的，因为人为了永恒而开始改观，脱离了所有的坏的东西。 如果我们创造性地主动地回忆死去的人，只能想起他比较好的地方，那是因为这是参与了对人的改造，积极地帮助了这种改造。 当在历史的展望中开始谈论和书写关于死去的人是坏的，甚至人们以正义的名义长久地这样谈论时，那是因为死去的那个人又回归到地上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善从恶转化而来，光明从黑暗转化而来）。那时，人是在展望中去看待他的改造和高尚的。 对于我们，死亡仍然是奇怪的事情，它是最后的恶，是不能忍受的离别；它又是彼岸的光明，爱的坦露，改造的开端。 爱与死是联系着的。 但是，爱比死有力量。 死是离别的悲惨，同时又是精神交往的继续。 当亲人去世后我们回到生活之中时会感到，与死亡比较起来，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死亡是在时间中的事件，这样就谈到时间的权力问题。但是，时间同样是事件，它是面向永恒那个方向的时间，我体验了莉季娅的死，投入她的死，我感到死亡成了很少可怕的事情，在死亡中体现了某种故乡的东西。 我仍然和妻子，和亲人们，和特别令人感动地关心我的人们在一起。不能想象，如果她离开了这种生活，我如何能够生活。每一天我都与她进行智力的和精神的交谈，有时进行争论。 她很好地理解我的思想，离它们很近。 我对她的关系始终是独特的。 我想，我的生活的戏剧性，我的自传的读者不会更好地理解的。 冲突在地上生活的限度以内是不能克服的，它们在永恒的生活中能否克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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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补充１６３
G我何时也没达到理想与现实的平衡。 这是与我的生活之不协调相联系的。 应当重复地说，我任何时候也不属于使感觉居于思想和意志之上的软弱的——消极的空想家。 为了了解我的特点，认识我的生活感受，重要的是了解我对那被称作“幸福的生活瞬间”的态度。 我何时都不相信在这个世界条件中的幸福，但认为幸福的瞬间是可能的。 不幸的是，我始终都不满足于不是永恒的而是时间的细碎的部分。 对人来说，喜悦永远是需要的，用别的不可能支持生命，对我来说，喜悦也是可能的吗？
在青年时代，我向往特别的生活热情，我的生命按通常的时间计算是在走向终结，但我没有感受到任何精神的衰老，甚至没有感到灵魂的衰老，我的敏感性，我的感受性几乎和青年时期一样地有力，我感觉自己是神奇般地年轻（非肉体的）。
但是，当我有比较高兴和喜悦的瞬间时，我立刻想起莉季娅已经不在了，回想起许多其他人全离开了我。 对我来说，喜悦永远是立刻被关于死亡的思想，关于人类苦难的思想，关于这个世界的生活的非正义性思想，关于所有事物的短暂性和易损性的思想所扫光。 仅仅存在一个领域，在其中我一直能完整地体验生命的热情和喜悦，这就是我的理智的哲学创造的领域。 在那里我不会被分裂。 创造地思维和写作是我的生活的不变的肯定的内容。 我如果不构思新的著作，那就不能是我。 我只能那样生活，这对我来说是灵魂的净化。现在我正在写关于不同的迫切的问题的文章，文章不是关于政治的，而是关于政治哲学的，然而我却内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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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３自我认识
生活于哲学书籍的构思之中。 这本书应当是阐释真理与公开性问题的①，是阐释上帝问题即所有问题之上的问题的。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上帝使我的全部生活受折磨。 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信那样的上帝。 这不是轻率的或者充满敌意的结论，而是严肃的和深刻的。 它是有益的，能够具有净化的意义。 必须彻底净化人们关于上帝的观念，它导致不信上帝。 必须批判启示录，揭露在启示录中存在的人所附加的成分。 必须射入光明，以使人的创造能够丰富自己的神性生活，这是人对上帝召唤的回答。 为此，必须拒绝静态的上帝概念。 这是我基本的课题。 有时我感到，实际上我一直在写着这同一个课题。 每一次当我写作新书时，我都在想捕捉对我来说最后的东西。 使我苦恼的是，人们不好理解我。 准确地说，我自己是有过错的。 我很少解释我的生活和思想中的矛盾。 我很清楚，我的主要思想是不好认识和理解的。 我的读者有时运用我的思想于自己的目的，有时便背离了我。 我怀疑，新书的出版能否对此有所帮助。 我的思想是很动力学的，我相信自己也就在这种动力性中。 然而，人们理解静力学思想比较容易。 我的系统推论自己思想的能力比较差，这妨碍了对我的客体化的中心哲学思想（它与我的存在主义体验相联系）的理解。 在我这里能找到与当代某些哲学家，例如，舍勒、柏格森、雅斯贝斯，特别是伯麦的联系点，按哲学的形式来说我与巴德尔有亲缘关系，虽然我和许多人都有分歧。我与基尔克果认识的很晚，只是在一点上与我们相像，
①这本书已经写完并在构思新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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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补充３６３
即主张个体的反对一般的，在其他方面我们简直是敌对的。无论何时，无论对谁，我都没有感到真正的同源，虽然经常在寻找并且准备对此加以夸张（我现在想到的是Ｊ。伯麦）。有时我对自己提出问题：我对未来的一代能有完全的了解吗？
我是一定时代的人，体验着一定时代的矛盾和斗争，同时又与时代对立而面向未来。 人在自身中承负着特殊的世界，很难被其他人所了解。 对人来说，这些不同的人的世界的全部交往是可能并需要努力的。 尽管我的思想足够丰富，但并没有很清晰地解决这个问题。 有时感到我的人的世界与其他人的人的世界并不相像，我的上帝和其他人的上帝并不相像。 总的说，最能理解的，是最陈腐的，消却了个体性、抽象的——一般的东西。 需要致力的伟大任务是把共性、一般放到最个体化的、原本的、唯一的东西中去理解。 这是那被称作存在主义哲学（它越出了一般解释的、客体化的、社会化的认识的界限）的困难任务。 还有，我的最后的最重要的体验，很多人应当发现但在任何自传里都不可能描述的，这就是死亡的体验。 我的书就在这种思考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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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１９４７年的补充
１９４７年是我因俄国而备受折磨的一年。我与苏俄的关系是真正的悲剧，并且人们不好理解。我感到非常沉重的失望。在英雄的斗争之后，苏俄所产生的进程远不是人们所指望的。自由没有增加，反而更少了。 阿赫马托娃事件和左琴科事件令人产生了非常沉重的印象。 辩证唯物主义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世界观。 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的统治集团都用它的标准校正杂志和报纸。 杂志使人感到非常艰难。 对东正教会的态度有了根本的改变，几乎给它提供了特权的地位。 但是，教会生活的范围是受限制的，而且教会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思想的自由。 在俄国，宗教运动有无可怀疑的增长，在俄国人民中基督教信仰是很强的。 由于革命与战争所经历的体验，在俄国人民内部产生了很重要的精神过程，这个过程还不能自我揭示出来。但它使我不安和痛苦，在官方教会中，在高等的教会等级制中具有保守的方向，具有恢复到１６和１７世纪的期望。 基督教被理解为拯救个人以达永恒生命的独特的宗教。 俄罗斯关于社会的和宇宙的改造的宗教思想，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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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补充５６３
基督教的新的创造时代的宗教思想的课题是没有的。 这种教会的保守方向正是苏维埃政权所鼓励的。 民族感情的增长可能是得到赞许的。 但是，存在着民族主义的危险，而民族主义会代替俄罗斯的普济主义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使命。同样，全面发展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也使人厌恶。 与此相联系，最使我苦恼的是最后两年里在侨民中形成的方向，一切都主要由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决定，或者是百分之百地无条件地接受它，或者是敌视它，排斥革命后俄国的一切。 然而，对俄罗斯人民的态度，对革命在人民的历史命运中的意义的态度，对苏维埃制度的态度，和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对国家政权的态度并不能等同起来。 我可以承认革命和革命的社会成果的积极意义，可以在苏维埃原则本身中看到很多肯定的东西，可以相信俄罗斯民族的伟大群众，同时，对现实的苏维埃政权我又可以作很多的批判，对意识形态的专政我可以是不可调和的敌人。 我像以前一样，在侨民中是很孤独的人。 当正统的东正教决定把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建立于这样的基本原则，即“如果不是由于上帝，那么也就没有政权”之上时，使我特别地厌恶。 帕夫尔的话有着历史的意义，而没有宗教的意义。 这些话是教会被奴役、奴颜婢膝的根源。 我对在苏俄产生的很多事物（我很好地了解其中所有丑陋的东西）持批判态度，特别的困难是我感到需要在敌视我的祖国的世界面前保护我的祖国，不能协调地解决这个问题，使我感到痛苦。 在最后的时间里我重又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两种本原：从一方面看，是贵族的本原，对个性和创造自由的贵族式的了解；从另一方面看，强有力的历史命运感，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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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自我认识
恢复到以前，从宗教根源中得出社会同情。 我不能不将这两种本原结合于自身之中。 我继续想到，在俄国，变化与改善只有从俄国人民的内在过程中产生。我这样想了２５年，而且和大部分侨民绝了交。
G１９４７年春天，剑桥大学授予我荣誉神学博士学位，这被认为是很大的荣誉。 在一个欧洲国家里，我还没得到过像在英国这样的赞许，对我的思想这样高的评价。 这样的评价在我被逐的沉重年代里支持着我。 过去，俄国人中得到名誉博士学位的有柴可夫斯基和屠格涅夫。这与其说是承认功绩，不如说是承认学问的水平。 我一直不很喜欢学院的圈子，认为自己是一个过于“存在主义”式的哲学家，比起学者型的哲学家来，我更是一个道德哲学家。 此外，我不是神学家，而是宗教哲学家。 宗教哲学是非常俄罗斯化的产物，而西方基督教始终不将它与神学相区别。关于上帝的对象我写了很多，剑桥大学和它的神学家注意热爱自由的方向，它认为我比同样列为候选人的卡尔。 巴特和马利丹要好。 ７月我为了接受博士学位而到了剑桥，像剑桥和牛津这样的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要举行极为隆重的中世纪式的仪式。穿上红色礼服，戴上中世纪式的天鹅绒帽子，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们在大厅中庄严地行进。 神学是科学中最高的，作为神学博士的我走在最前面。 我的后面，则是外交事务大臣贝文和印度总督韦维利元帅，他们获得了法学博士。所有这些很少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