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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折可适这种不太关心民政的武人，也听说过在陕西发生的一些事情。
石越在陕西推行的另一个引起举国议论的重要举措，便是他与刘庠一道，断然改革了陕西一路计算户等的方式，下令牛马桑树，凡十匹（树）以内，不必计为户产。这个措施推行之后，陕西路内有无数的民户户等下降，其相应的赋役也因此大为减轻，无异于一次大规模的减税。而在另一方面，农户们也没有了顾忌，敢于大胆的种植桑树，牧养牛马，生产的积极性立即提高。虽然陕西路当年因此两税收入大减，石越与刘庠的考绩都被评为“下”，但既然皇帝陛下决定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此事也得到了陕西路士大夫的普遍支持（自己不需要承担政治风险却可以坐享其成的事，大多数人都不会吝啬自己的支持），这件事终于也得以坚持下来。
但老天永远是公平的。
既然你能得到长期的好处，就必须忍受短期的损害。连折可适这种几乎不懂民政的人都知道，至少三至五年之内，陕西路都必须接受两税大幅减少的现实。石越在《秦报》上撰文为自己辩护之时，也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虽然从长远来看，民间的富裕会使得陕西一路最终恢复元气，从而导致农业的恢复与商业的繁荣，商税农税都必然会有相应的增长，但是石越本人也承认，他绝没有不切实际的奢望。无论是农业还是商业，都需要时间。牛马不会一年满圈，桑树不可能一年成材，这只是简单的现实。
为了弥补两税上的损失，石越必须另觅善法。
想在短期内获得最大的利润，内陆永远比不上沿海。
泰西诸国对于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的追求仿佛没有止境一般，海外贸易的利润并没有因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遥远的市场远远没有饱和，宋朝从中攥取了难以想像的丰厚利润。而处于大宋海船水师控制之下的环南海地区，似乎是一个天然的宝库，香料、木材、药材、粮食……它八成以上的产品卖到宋朝本土，只有不到两成被运往西方以及高丽、日本国。然而，即便是宋朝本土的需求，也不是仅仅只限于初步开发的环南海地区所能满足的。因为土着居民对于劳动缺乏兴趣，而愿意远赴海外的宋人是绝对少数，特别是北方的宋人，有着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所以，尽管私下里使用强迫或欺诈的手段役使土着居民的情况渐渐普遍，但在南海地区经营的宋朝商人，始终面临着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境。制约着宋朝海外贸易再一次飞跃性提升的诸种因素中，航海技术只是微不足道的问题，劳动力的缺乏、生产能力的落后、海船总运量的局限，才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切，归根到底，都要归结到有限的生产能力之上。
对于沿海地区而言，需求与价格并不是问题，产量与运输才是症结所在。大宋的物产，总能给西方的人们惊喜，甚至连胡椒这样最平常不过的东西，也能在西方卖个好价钱。
但对于内陆地区而言，需求与价格都是问题，产量与运输则是更大的问题。
穷困的农民购买力有限，商税与关税以及高额的运输成本、有限的产量，都限制着价格，居高不下的价格反过来又进一步限制人们的购买力。在这里，几乎没有捷径可走。商业的繁荣必须以农业与手工业的发达为基础，否则就是缘木求鱼。
石越并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
但是，陕西路也有陕西路的长处。
在陕西一路，驻扎着总数十余万的禁军。与石越出生的时空的普遍误解不同，宋朝的禁军享受着极好的待遇，其购买力远非普通民众可以相比。为军队服务的贸易很快便成为陕西商业的主流。石越提供了种种方便，让商人们掏空禁军官兵的口袋，然后他再从中厘税，以弥补税收的不足。
除此以外，陕西路还可以与西夏、吐蕃互市，这种受控制的边境贸易虽然不能与海外贸易相比，但是边境贸易毕竟是边境贸易。从仁多瀚手中买到牛马，除了满足了军队的需要之外，石越下令将牛租借给有需要的农户，收取相应的牛租。另一方面，他不仅允许民间商人与西夏、吐蕃人互市，还公然放宽数量与种类的限制，以扩大贸易总量，自己从中抽取十分之二的关税。
这种种措施，使得陕西一路商旅渐多，作为陕西中心的京兆府长安，其商业自然也相应的繁荣起来。但尽管如此，熙宁十二年与十三年的时候，无论是石越还是刘庠，都知道府库其实是何等的拮据——这一点点开源的措施所带来的收入，相比推行种种建设所耗费的钱财，以及为使民众休养而流失掉的税赋来说，简直可忽略不计。
这两个人都只是为各自的理由而咬牙坚持着。
石越是能够面对现实的人。连现实的问题都不能处理好，却整日幻想着民主与自由，这是空想家们的事情。在石越看来，与其臆想着做后世的“导师”，羊角风似的幻想着带领诸夏民族走向光荣的未来，还不如踏踏实实做一个“名臣”实在。没有今天的人，是不会有明天的。所谓的“名臣”，不就是能把握住今天的人么？
在石越看来，一个富强的宋朝，需要一个富强的陕西。一个大陆国家，如果她的内腹地区是虚弱的，这个国家的强盛，始终只能是外强中干。中国历史上强盛一时的两个大帝国都拥有强盛的关中地区，这绝非只是一种偶然。
所以，能够让陕西恢复元气，这种程度的付出，是值得坚持的。
刘庠想得没有石越深远。
他坚持的理由很简单，也很朴素。仅仅是出于一个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的良知，便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所做的一切，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在刘庠看来，既然这些措施推行之后，百姓得到好处，而陕西路的官府还能够运转，西夏亦无边境之患，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坚持？
一个敢于在王安石权势熏天的时候公然冒犯王安石的人，对于自己的官运，是不会太在乎的。
刘庠偶尔会忧心的是，如果自己与石越不能坚持到成功的那一天，会不会人亡政息？但是这种忧心往往只会一闪而逝，这种不由自己控制的事情，其实没有必要多想。哪怕是他明知道下一任转运使明日就会来京兆府，中止自己的一切善政，他也不会放弃今日的努力。
百姓宽得一分便是一分，宽得一日便是一日。
刘庠的想法十分简单。
这背后的努力与艰难，折可适不可能知道太多。折可适出身于武将世家，自小习武，束发从军，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是在陕西路的延州军中度过的，调回河东府州，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所以，对于京兆府长安城，折可适并不陌生。他不止一次到过长安，但却没有一次有今日这般震撼。
虽然不再是汉唐的京城，也屡经战乱破坏，但是长安城一直延续了它的宏大整齐庄严肃穆，那种规模与气质，正如它整齐对称的街道坊市，遍布全城的坊墙一样，顽固的保持下来，仿佛一千年间没有任何改变。战火可以烧掉它的建筑，但是它却会在一次次被破坏后，顽强的恢复自己的旧观，那种气质，仿佛是永恒不变的东西。任何人一进长安，都能感觉到汉唐的气息，都会从心里面不自觉地生出一种仰慕与崇敬。
但是，在熙宁十三年，当折可适站在长安城中之时，他敏锐地觉察到了长安城气质的变化。这座古都似乎在一夜之间，沾染上了汴京城的市民风气，少了一点高高在上，多了一点平易近人。在长安街边叫卖的声音，还夹杂着许许多多的外地口音，更让折可适一时间颇难适应。对于长安城来说，这是自唐亡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的盛况，但对于很少读史书的折可适而言，他只觉得长安城变得陌生了。
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
“天威卷地过黄河，
万里羌人尽汉歌。
莫堰横山倒流水，
从教西去作恩波……”
豪迈了亮的歌声伴随着整齐的步伐从折可适身后传来。折可适心中兴起一种莫名的亲切，连忙转头望去，原来是一都禁军出操归来，经过安抚司辕门前面的街道。这些士兵没有穿标示他们隶属军队的背心，但是从队首那面迎风飘扬的长箭贯日军旗，可以知道这是神锐军的士兵。
“驻守长安的，是神锐五军还是六军？”折可适在心里暗暗揣度着，无论如何，他承认这是一支士气高昂的军队。目送着这一都士兵走过，折可适不由自主地在心里轻声哼起飞骑军的军歌，一面在心里想着，沈括上章建议禁军诸军应当拥有自己的军歌，以激扬士气，的确是个好主意。
“三十遴骁勇，
从军事北荒。
流星飞玉弹，
宝剑落秋霜。
画角吹《杨柳》，
金山险马当。
长驱空朔漠，
驰捷报明王……”
飞骑军的这首军歌，说起来，还是选自石越的诗词配谱而成呢。“我们折家与石子明，看来还真有一点缘分。”折可适一面想着，一面收敛心神，牵马快步向安抚司衙门走去。
石越送走一位长安的富商之后，终于按捺不住，对侍剑吩咐道：“今日断不再见客了。要不是为了这破马政……”他一面说着，一面叹了口气，起身便要往后院走去。在繁忙的政务军务当中，能和自己的宝贝女儿多呆一会，实是一种难得奢侈。
“学士。”当石越为人父的角色一日比一日清晰之后，便极少有人再来叫石越“公子”了，所有人都自觉的改换了称呼。侍剑同情地看了石越一眼，苦笑道：“有一位客人，学士只怕非见不可。”
“喔？”
“府州折克柔派人送信给学士。”侍剑从手中厚厚的一叠名帖中，抽出一张来，递给石越。
石越只瞄了一眼，便饶有兴趣地笑道：“折可适？河东折家的人？”对于折可适，石越并不陌生，他摇了摇头，笑道：“看来确是非见不可。”
“要不要请潘先生？”侍剑谨慎地问道。
“不必了。”石越抚陕之后，幕府之中的人才大增，他总共养了十几位幕僚，但是真正能倚为心腹的，始终只有潘照临与陈良。但先是驿政，后是马政，两桩事情几乎让陈良没有一分闲暇；而筹措即将到来的战争后勤，又将潘照临累得整个人都瘦了一圈。石越还清楚地记得驿政初成之时，筋疲力尽的陈良大病了一场，几乎把命都丢了，后来整整将养了三个月才康复。有了这前车之鉴，眼见着对西夏的战争几乎不可避免，石越可不希望自己的首席幕僚也被累垮。
“去请他进来吧。”
“是。”侍剑应了一声，转身走出厅去。
石越坐回到帅椅上，望着侍剑的背影，无奈地叹了口气。在陕西的这两年，全身心地投入到一系列的军政事务当中，石越颇能得到一种满足感。在内心的深处，对于朝堂中的勾心斗角，游走于各种势力之间，进行着平衡与妥协，他渐渐生出了一种厌恶的情绪来，并且下意识的回避着这一切。这两年间，他悍然推行许多引起争议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源于这种厌倦与懈怠的情绪。人类这种动物有时候是非常奇怪的，如石越，当他凭借着小心谨慎与妥协积累了相当的政治资本，达到高位之时，竟然会突然间厌倦小心谨慎与不断的妥协，反而凭仗着自己的政治资本进行“蛮干”。
“难道我是骄傲了么？”石越再一次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