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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鳅》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国瑞为代表的一群打工者们，他们没有必需的专业技能，没有圆熟的世态眼光，他们游走在城市的各个缝隙，只想凭自己诚挚的劳动和善良的愿望谋取一份生存的位置，但喧嚣的都市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他们提供这样一种环境。这意味着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滑入各种欲望的陷阱之中，成为一种彻底的命运失控者。因此，蔡毅江由受辱者而慢慢变成一个复仇者，寇兰不得不忍受着一次次被蹂躏的处境，小解在受骗中艰难地还债，陶凤因欲望的引诱与洞吓而变疯，英俊魁梧的国瑞先是沦为富婆的情人和“鸭子”，继而又被高干子弟三阿哥成功地利用，成为他们谋取巨额非法利益的替死鬼。尽管小说也写活了吴姐、龚玉等一批特殊身份的人物，但就其审美内核而言，无疑是全力展示了当下现实中独特的打工群体的生存尴尬与内心困顿。他们想摆脱被利用和被奴役的命运，但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眼光；他们想恪守内心中的那份尊严，但又不得不时时承受各种屈辱性的非难；虽然他们最终不可避免地沦为这个欲望时代的牺牲品，但是，他们却以自身苦难而不失道义的生命，对那些知识者、权利者进行了无情的嘲解和有力的反讽。
为明确的信念而活着，并活出人生应有的尊严和道义来，让生命闪烁着恒久的高贵品质，这是尤凤伟在创作中一直恪守的审美理想。他以浓厚的体恤情怀，在不断还原苦难生活的各种场景中，以无可辩驳的方式再现了生命存在的特殊价值和意义，并使我们深深地理解到，疼痛也是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对抗存在和超越死亡的巨大力量。
4。结语：重返知识分子的职守
海因兹·迪特里齐曾说，面对人类和人类大多数人的重大问题，现代知识分子的阵营已无可挽回地出现了“溃败之势”。这种溃败之势，在我们当下的欲望化现实中，却变得尤为剧烈，特别是面对权力意志和物质利益的双重褫夺，“其机会主义和投降行为如倾泻的雪崩。”它所导致的结果，便如葛兰西所说的那样，很多知识分子“改变思想就像更换内衣一样随便”，以至于在今天，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已普遍羞却于提及道义、良知和尊严价值等这些人类永恒的品质，羞却于从人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角度来进行自我生存意义上的追问，甚至羞却于袒示自己内心深处苍白的精神质地和浮泛的灵魂状态。他们总是沾沾自喜地对别人指手划脚，却从没勇气对自己进行精神体检，没有勇气对一切既定的历史秩序进行富于创建的质疑，更没有勇气在“自剖”的层面上重新找回自己的精神立场。这是知识分子自身的不幸，也是人类在历史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潜在危机。尤凤伟显然已意识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并对之进行力所能及的反抗，这在当代写作中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尤凤伟的艺术追求，与我们这个时代异常浮躁的文学征兆显然是不相符的。这种不相符，是由他内心中所无法释怀的知识分子立场所决定的，也恰恰证明了尤凤伟对自身独立精神空间的顽强维护。他自己曾说：“我承认自己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即使有被别人视为浅薄的危险也不改初衷（真是没救）。正由于觉得‘责任’在身，在选择写作题材时总惦记着作品的社会性，着眼于那些对中国人命运有着深远影响力的方面。”因此，尤凤伟的小说虽非尽善尽美，但是他那稳固的内心立场，恒定的审美目标，浓郁的忧患意识，热切的拯救愿望，以及对知识分子角色与使命的自觉张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十分珍贵的品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继承的是荒诞的历史，这历史中混合了堕落的革命，误入歧途的科技，以及陈旧的意识形态。作为这个背谬历史的继承人，我们必须以鲜明而强劲的精神膂力，来重建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严，重塑每个个体的人在历史承诺中的职责和使命。尤凤伟的全部写作，就完整地体现出一个作家的这种使命和责任。别尔嘉耶夫在评价别林斯基时说到：“对他来说，文学批评只是体现完整世界观的手段，只是为真理而斗争的手段。”同样，对尤凤伟来说，写作也只是体现他的人生理想的一种手段，是他为了自己所认定的道义与公正，而进行不懈抗争的一种手段。
没有责任感的写作是可怕的。将责任定位在怎样一种社会历史的层面上，以何种方式来艺术地传达它，将决定一个作家最为基本的精神品质和全部的内心修养，也预示着他的创作将有可能抵达的某种精神深度。尤凤伟以不容置疑的姿态，强调自身写作的责任感，并非为了获取某种意识形态代言人的合法身分，而是明确自己坚持知识分子职守的精神立场，以及对民间社会深切关注的终极目的，表明自己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和救赎情结。萨义德说：“在世俗的世界里——在我们的世界，经由人类的努力所制造的历史世界和社会世界里——知识分子只能凭借世俗的工具；神启和灵感在私人生活作为理解的模式是完全可行的，但在崇尚理论的人士使用起来却成为灾难，甚至是野蛮的。的确，我甚至要说，知识分子必须终生与神圣的幻景或文本的所有守护者争辩，因为这些守护者所造成的破坏不可胜数，而他们严厉残酷不容许不同意见，当然更不容许歧异。在意见与言论自由上毫不妥协，是世俗的知识分子的重要堡垒：弃守此一堡垒或容忍其基础被破坏，事实上就是背叛了知识分子的职守。”在我看来，这段话是对尤凤伟反潮流式写作的最好注解。
文／洪治纲（文学博士，一级作家，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SEQUENCE·
第一部 京畿秋千架
一
北京人大都知道西城区有个草庙子胡同，就像重庆人知道歌乐山有白公馆渣滓洞一样。将其相提并论自会使人想到前者与后者一样不是个温柔瑞祥之地。日本人占领北平期间这座胡同的24号大院是他们关押抗日志士和共产党人的地方，后来当了副总理的薄一波和当了北京市长的彭真都曾在这里被关押过。日本人投降国民党接收了北平，他们在这里关押政治犯人。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这大院也做了同样的用场。一条不起眼的胡同被历代统治者都委以重任，使人想不通这地场究竟有何玄妙。说起来这里实在是普通而普通，寻常又寻常的了，不了解情况的人即使走到近前都不会发现这里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凶险地。胡同里人来人往，大门口没有岗哨，墙上没有电网，从敞开的大门看进去与许多北京人的住处没有任何区别，可当你走进去，再拐上一两个弯，你就会感到气氛不对了，你脑袋里会一下子跳出两个字：监狱。
我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关押在这座赫赫有名的草庙子胡同政治犯看守所。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天是西方人过的圣诞节。苦难从这个日子开始使我终生都对主难以产生亲和，尽管我知道这没来由，可当没来由的灾祸突降于身时你迷乱的思绪也只能没来由。我没有查过中国当年的历书，那个飘雪的寒日当是冬至的前后日。冬至——冬天不期而至。而对于我，长达二十二年的人生严冬也就从这一天开始。
我被关进24号牢房，犯人代号是28611。
我不想对牢房多做描写，古今中外描写牢房的文字已经够多，况且牢房就是牢房，不是家居、旅店和宾馆。不要奢望牢房会给你的生活带来舒适和安定。但我发现这间关押我的24号牢房有些特别：只有门没有窗，像一座洞窟。这不由使我想到了大仲马笔下的巴士底狱。头上亮着一盏狱灯，很昏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堆犯人坐在一个从墙这头通到另一头的大通铺上吃饭。这时已快吃完了，因为犯人们正在进行吃饭的最后一道工序——仔仔细细舔自己的碗。来了新犯人他们俱无动于衷，只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看，仍然干自己的事。只有一个四十岁模样的长脸犯人认认真真地打量着我。我也看看他。给我的印象是他的眼睛很有神。看了一刹他开口问道：刚来的？我点点头。他又问：姓名？我答：周文祥。他再问：从哪儿来的？我说K大学。这时所有的犯人便一齐把眼光瞅向我，似乎突然之间我变成了一个让人留意的怪物。正诧异间，长脸犯人开始向我自报家门，说：我姓崔，大伙儿叫我崔老，是这牢里的头儿，以后有事就问我。介绍完自己，他又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