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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的西宁，天气异常寒冷。
从市区的大十字到青海日报社，布满了执行命令的军人。
根据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的指示，省军区的一支部队奉命军管青海日报。
夺了青海日报党政财文大权并控制日报的是造反派“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当时省军区党委不认为这个组织是一个可靠的革命组织，就象各地的观点一样，他们认为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的成分复杂，让这样的组织控制宣传机构，无产阶级军队不放心－－实际上共产党从来也没相信过新闻和言论自由，即使在最混乱的时候－－如果报纸当时控制在保守一些的组织手里，也许会得到军队的默许；越是左派，越是积极夺权的，越不可能得到支持。
“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拒绝了军队的要求。他们要求军队尊重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走资派那里夺到的权力。他们承认三结合的革委会，但不理解为什么军队要强行将造反派刚刚夺取的权力拿走。
军队不予回答，他们只是蛮横地要求群众让出权力来。
当军队强制性地向报社院子里开进时，学生、工人、报社带头造反的人员将第一批冲进来的官兵驱逐出去。
此时，西宁大街上看景的人感到形势紧张，纷纷散去。
雪花纷扬，恶劣的天气为严峻的形势添油加醋。
造反派一边加固防卫工事，一边希望与军队谈判。但是，丢了面子的军队，恼羞成怒。他们在寒冷的夜晚强行攻击报社。由党一手培养的军队用他们雄厚得无以伦比的物质力量和人力，向报社手无寸铁的群众发动猛攻。机关枪对着大门扫射，到处是被打碎的玻璃的碎片。有人喊叫：“你们这些人，胆敢夺无产阶级喉舌的权力，叫你们尝尝我们的铁拳！”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双方造成三百七十七人伤亡（其中死亡二百多人，绝大多数是群众）。消息传到北京，江青有意将这个事件作为二月逆流的例子，她问林彪办公室是否知道西宁事件，林办说从没接到有关方面的请示。江青遂将这一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
类似的事件使林彪寝食不安。
林彪没想到事与愿违，支左变成了支右。叫他们上东他们却上西，让他们捉狗他们偏偏去逮鸡抓鸭－－因为过去训练时用的诱饵就是鸡和鸭，而不是狗。武汉的百万雄师，山东的黑旗兵，江苏的保派，都是政治倾向比较保守的组织，而当地军队就是喜欢他们。如果设身处地想想，一边是有很多过去的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党员发展对象和干部子女组成的力量，一边是由历次运动受打击的、对书记和行政长官不满的、出身不很红不很纯净的人的组织，受党的传统浸泡过的军队会支持谁？
林彪冥思苦想，很难找到一个整齐划一的解决方法。“支左不支派”，这个由当时安徽领导人李德生发明的方子已经渐渐失效，因为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把自己说成是左派，而所有这些“左派”又都在互相攻击，武力冲突的事件不断增加不断升级。
在三支两军活动中，林彪和中央文革的关系也出现了新局面。林彪曾经问江青：“军队三支两军以来，象青海这样的事已不是一桩两桩。地方上的情况很复杂，有时军队很难说话。你们（指中央文革小组）能不能给军队一些指导？”
江青巴不得有这样的宗教裁判权，当即就愉快地答应了。
于是，鉴别谁是革命的谁不是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任务，主要落在中央文革身上。林彪也巴不得有这样一个裁判。这个时期，即从反对“二月逆流”到三支两军，是林彪和中央文革的蜜月时期。
那也是叶群最愉快的时期。
夏末秋初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陆定一和严慰冰。和陆、严夫妇有仇的叶群一听这个消息，兴奋极了。无论如何她要参加这个批判大会，为了解她多年积压的心头之气。所谓“多年积压”，是有一段故事的。
从六零年三月起，叶群和林彪就不断收到匿名信。信的内容，先是谴责叶群虐待林彪前妻生的孩子，后来就说叶群有作风问题。所谓虐待孩子，无中生有，不要说了。作风问题呢？也是扑风捉影。
确切地说，那是一次不成功的恋爱。一九三五年，叶群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初中部分学习，思想倾向左派。当时的青年团书记是高中部的一个身材魁梧的学生，叫豪。豆蔻年华的叶群已经粗知世事，对豪充满着敬佩。“一二九”运动以后，叶群和豪接触比较多。有时他们放学后会一起散步回家。那是一条僻静的小道，路边瓦砾间生长的野花，在大都市的角落里自得其乐。路上，他们谈笑风生，说话总是那么十分投机。叶群对豪的热情与日俱增。豪从叶群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那种热情看见了爱慕。
三六年春天，豪满怀信心地向叶群（那时叶群叫叶宜敬）写了求爱信。
可是叶群的回答出乎豪的预料。叶群告诉她：“我还太年轻，暂时不谈这事。”
豪的自尊心被损伤了。他迅速结束了在师大的学习，考入清华，与叶群断绝了关系。
叶群考上了天津师范学院附中，在大学部读书。这时的叶群已经是情窦初开的少女了。她那发育丰满的的身体，热情活泼的个性，加上当时反封建传统给妇女带来的思想解放，组成了叶群消耗不尽的生活热情。她功课好，为人机灵，善于应酬，成为师生熟知的人物。她的最大的特点是虚荣。五四以后，女人纷纷反对“夫人”之路，以拒绝作高官军阀的太太为荣，自由恋爱成为时尚。和名牌大学的学生恋爱，更是新女性最向往的浪漫。叶群有时在班上散布自己有个很好的男朋友，在清华读书，如何新派，如何优秀……
恰好豪的姐姐也在这个班读书。听到叶群的话很生气，她找到叶群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以前你拒绝我弟弟，害得他要死要活；现在你又背地里说爱他。这样多不好，如果你有意，就和我弟弟当面说去。当众这样说，不是太虚荣了吗！”
两个人谈崩了，就在学校里吵起来。
豪的姐姐告诉弟弟：叶群这个人很不实在，以后不要理她。
这次恋爱就象一出戏中间的过场一样过去了。
一九三七年以后，他们就没有任何通讯，断绝了。
无巧不成书。有一次叶群看电影，突然发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面目非常象豪。她叫吴法宪去问了，一点都不错，那个男子就是当年曾经向她求爱的男子。叶群心里倏然一动。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早已象标本似的封存起来的树叶神话般的恢复了绿色生命。
最初的交往动机是很实际的。因为当时有人怀疑叶群的党籍有问题，正需要一个人作证。叶群和豪联系上后，明确地表示希望豪能为她写一个入党证明。豪爽快地答应了。他正希望得到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靠山。
他们谈到了那段生活，叶群对青春往事记忆犹新。封存太久的老酒叫人一闻就醉。他们都还记得路边的瓦砾和瓦砾间美丽的小花，也记得街头小摊上的豆腐花和糖葫芦，还有那些关于西方爱情小说的讨论。感情的积雪无视年龄的揶揄，在灿烂的往事中融化着。孤独寂寞的家庭生活和紧张残酷的政治决斗，使叶群感到无聊和疲劳，她的心神很少休息，更难得的是这种美好的休息。权力带来的满足并不是全面的，有时反而更加衬托出人生的缺憾。在与豪的交谈中，叶群得到了短暂的但是幸福的精神侵略，虽然那不是自由的，但却是来自人性本身的自然表达。她多么渴望爱情，渴望简单而正常的人间生活！
豪的心情好象没有叶群那样激动。历史的镜头过于稀疏，看起来不象电影倒象幻灯。在每一个图片展现的缝隙里，他都能看见权力的背景。那个背景太冷峻了。他虽然希望和叶群接触，交谈中也不乏温馨的回顾，但是他害怕那个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林彪。在生命与爱情的权衡中，尽管他偏袒爱情，但是故意添加的砝码仍然不能平衡生命的天平。他时而跃跃欲试，时而望风而逃。豪被现实的危险和历史的温情弄得东张西望、忐忑不安。
叶群约豪夫妇去毛家湾去毛家湾看电影。那天放的是苏联电影《珐吉玛》－－－一个动人的俄罗斯故事片。放映中间，叶群以有电话找豪为名，把豪召到她的客厅里。叶群眉眼垂着，一副心事颇重的样子。
她凝视着豪，以叹息的语调说：“我心里，也老是觉得对不起人。那时还是小姑娘呢，不懂事啊。没想到那么一句话会对人有那么重的伤害。”
豪壮着胆子说：“这些年了，我经常想起过去。”
叶群突然显得羞涩起来，象个青春少女，嘟囔着嘴说：“怎么不是？老象欠了别人什么似的。可是话说回来呢，知道你在延安结婚的消息，我还难受了好一阵子呢。你也真是，一句话就跑得不见影了。”
豪没头没脑地说：“咳，想不到今天又见面了。”
“那时你帮助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很感激你啊。”叶群好象急于摆平地位和情绪之间的关系，努力拒绝心理上的波动。她把手放在脑后，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身子在沙发里胡乱晃动了几下。
豪说：“我们那时多么年轻！”
叶群好象不甘心就那样从难得的情绪中走出来。她改变姿势，双手交叉在胸前，晃了晃头和脖颈，然后忧郁地说：“初始的东西总是记忆深刻，难以忘记。很宝贵的呀。你那时是不是写了一封信？”
豪说：“那时，我们一起下乡宣传回来，就写了那封信，真是年轻不懂事。”
“不，不，你那时已经很成熟了，是我的老大哥。大姐那个人也是，实际上帮了倒忙。我那时一个女孩子，当然有些虚荣爱面子，大姐硬要明确关系，反而弄僵了…”
“都是命运的安排，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豪心不在焉地说。
“其实命运对人也就是那么回事。各人的日子，各人知道。早知道如此，开始也不敢呀！现在得处处谨慎，什么都顾全大局。真夫妻也罢，名义夫妻也罢，人很快就老了。我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我们忠于毛主席，政治上没有挑剔的…”
叶群虽然企图摆脱地位给她带来的情绪困境，可是政治压力还是不断地干扰她的表达。她的话很多，好象是在表白，又好象是在道歉；有些是对生活的抱怨，又有某些炫耀；她不断地在召唤什么，但又努力在拒绝她召唤的东西。有些句子，显得复杂而嗳昧，把豪弄得摸不着头脑。告别的时候，豪紧紧握着叶群的手。
叶群允许那种表达非平常感情的握手。她说：“回去就说接了一个机关的电话。”
根据半生不熟的理性分析和扑朔迷离的感情判断，豪在分手的霎那，情不自禁地吻了叶群的左腮。
叶群只允许那种幸福停留了一秒钟，就把豪推开了。
她向后退了一步，说：“不行。”
豪回到家里，仍然很不安，好象有所得，也好象有所失。幸福和恐惧同时占据着他的心。他一会儿品尝冒险带来的刺激，一会儿忍受危险降临时的折磨。他后悔，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