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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眼神渐渐变得忧郁,暗淡无光。他披着有三块纱布补丁的毛巾被,经常独自一人沉思冥想。他已经连续六个多月没吃肉了。一个雄心勃勃要在二三十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国,刚刚吹牛两年,就达到了这个高峰——他的最高管理人都吃不饱肚子。饥饿和营养不良使他的两条腿开始浮肿。他不得不每天加些野菜充饥。那个夏天,毛泽东吃的野菜主要是马齿苋。周恩来说:“老是这样不行啊,吃点肉吧。”
毛摇头说:“大家都不吃。你不是也不吃吗?”
那天晚上,他召集身边的七个服务人员来吃饭。没有肉,当然更没有酒。所有的奢侈就是在菜里多加了些盐。毛泽东从一团烟雾中走向大家时,渐渐可以看见他面上的痛苦。他呼吸很重,手里拿着山东省关于饿死人的报告。
当他将筷子伸向那盘马齿苋时,手里的筷子不停止地颤抖。他终于没能夹住那些半紫色半绿的野菜。他极其沉痛地说:“怎么搞的呀!怎么连饭也吃不上了?”
警卫员荆山要给毛泽东烧一茶缸麦片粥。
毛泽东摇头说:“全国都吃不上饭。我,睡不着觉啊!”
荆山小心地叹息着。毛泽东坚持没要麦片粥。他反复问荆山这是不是真的,说明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些都是事实,希望这只是做梦。他在屋子里转悠了好长时间,才把李银桥叫来。
“小李,我决定派周围的服务人员下去搞个调查。”毛泽东面无表情地说。
“需要多少人?”李银桥问:“到哪里去?”
“就去山东。”毛泽东对他们说:“只有一个要求,回来讲真话。”
李银桥报告了周恩来。周当天晚上就把要派的人安排好了。
次日,当杨尚昆前来汇报情况时,毛却变了主意。他在给杨尚昆的信中说:“除了汪东兴外,你们都下去。不去山东了,改去河南信阳。那里情况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了一个药包。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六十七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了不起的毛泽东,你还知道体恤自己的服务人员,怕他们饿死!你的决定的确是无比的英明——不去山东,真是太对了!那时的山东,真可以说是饿殍遍野,尸横村巷。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舒同先生,那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当他在济南修建毛、林、周、朱的豪华宾馆时,三分之一皮包骨头的农民正陆续走向坟墓。从天上的飞鸟到地下的昆虫,从草根到树皮,老鼠、蝎子、蚯蚓、蛤蟆,一切可吃不可吃的都吃了,最后就只好吃人。到处都有用死人的肉掺着胡萝卜作成的丸子在出卖,卖丸子的人将猪、狗、牛、驴的骨头放在旁边,以便证明自己的货物不是人肉。鲁南的乡村死人最多,很多人死了没有人去埋,因为丧事事主没有办法提供饭食——如果有,还会死人吗?有一个叫作圣贤道的教会,宣扬说上级派下去的工作人员脱产干部的心可以生吃,有的村庄发生了生吃革命干部的事件。毛泽东想必是知道了那些血腥的故事,才没有派他的勤杂人员去山东。我们的领袖多么伟大!
六个人临行前,向毛泽东告辞,问毛还有什么嘱咐。
毛泽东指着他碗里的一种野菜,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认识这种草吗?它的名字叫马齿苋。这种草为什么营养高?因为它不怕太阳晒。为什么它不怕太阳晒呢?因为它当初保护过太阳。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十个太阳,人都受不了。于是有个叫后翌的人将太阳都射了下来。九个死了,仅存的那一个也受了伤。受伤的太阳落在地上,变成一只乌鸦。它想到树荫下休息,树不同意;它想到草下养伤,草也不同意。因为它们都曾经被太阳晒苦了。只有一种看上去不起眼的草,愿意收留那个受伤的太阳,情愿用自己的叶子掩护太阳。后来,太阳恢复过来,又飞上天空。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
“原来那草就是马齿苋啊!”天真、忠诚而且倍受皇恩的服务人员感叹地叫。
“是的。这种草很有远见。”毛说:“没有马齿苋,我们现在连个太阳都没有,黑古隆冬的多不方便!你们要有远见,也要教育朋友们坚持。去吧,回来告诉我个实际情况。”
这些人回来以后,说:“人民不喜欢吃食堂,下边对吹牛很有意见。”
毛泽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当时我就对那些人说过,产量十万,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可他们还是捅到报纸上去。有些科学家也跟着瞎说,不科学了。都不对我说实话,我就是孤家寡人,事情就得砸锅,是不是?你们说了真话,很好。我党需要诚实的同志。”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五月十四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到河北邯郸去调查。他们发现到处怨声载道,成千上万的人饿死了。邓颖超说:“死了这么多人,我看应当给主席写报告。”周恩来说:“主席不相信有那么多人饿死。”邓颖超说:“可那是事实啊,我们都亲眼看见了,为什么不能说?再说,主席也派人下去调查了,都是事实嘛。主席的指示,前些日子不是传达了吗?”周恩来看看自己的妻子,为妥善起见,补充说:“主席只相信自己看见的。明白吗?当然啦,你是党员,向上反映情况,也是你的权利。但一定要注意措辞,不能说得太冲了。一说急了,他接受不了,适得其反。”邓颖超说:“主席有时就象小孩子似的。”周恩来说:“这事全国都发生了,咱一两个人着急也没用。”邓颖超说:“早听彭老总的劝告,不至于此!”周恩来很不客气地瞪了妻子一眼。
这年夏天,到处都是灾难,黑暗无边无际。
大量人口因饥饿而死亡,到处怨声载道。据各地区的秘密调查统计,从五九年到六一年已有两千万人因为营养不良而死。毛泽东告诉周恩来:“不要用这个数字。敌人看了会高兴,朋友看到会伤心。此即所谓亲者痛仇者快也。具体是多少,你考虑个数字,最大也不能超过一千万。”周恩来答应说一定照办没有问题。
毛又问周:“你看,这样的结果,到底是因为什么?”周眉头紧锁,很认真地说:“原因是多方面的。苏修卡我们,影响了我们的工业生产。我们要独立自主,就得有钢铁。大家去炼铁,就会影响农业生产。加上自然灾害,事情就集中到一起了。当然,我们的干部工作方法也有问题,没有搞好秋收。一句话,苏修卡脖子,自然灾害打棒子。”周恩来见主席仍然沉浸在迷惑和痛苦中,就补充了一句:“一个民族要独立自主,就得付出点代价。而伟大的民族是不会被困难所压倒的。”
“说得对。你说得对极了!我们中国人,是不会,也不可能受制于人的。要想法走自己的路,这就是探险,就得学习。探险能不受到点伤害吗?上学能不交点学费吗?付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我们不应当老是盯着几个死尸哭泣。要看整个民族的利益和民族精神。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想到这么一层的!很多人只是悲天悯人的事务主义者,你不同。”毛泽东着实地夸奖了周恩来,并且约周恩来常来说话。
周恩来是党内外至今最受人们好评的高层领导人。
但是,他也是党内最老辣、最狡猾、最会看风使舵的人。
周恩来生于一八九九年,原籍浙江绍兴的保佑桥。这是个大家族,叫做“百岁堂”——周家曾经有五代人不分家的盛况。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僚家庭,曾经出过一门三举人。作为旺盛而保守的家族,周家人都非常善于处理人事关系。
周的祖父曾经当过江苏淮安知县。周在淮安读私塾,渡过幼年时代。后来,即十一二岁时,随四伯到沈阳,入教会办的盛京小学。在教师中,一位教史地的教师姓高,对章太炎推崇备至,并向周灌输顾亭林、王船山的学说,周对在《国粹学报》上写文章的黄季刚很景仰;另一位老师姓樊,喜欢保皇党,经常介绍周读《新民丛刊》,喜欢读梁启超的文章。这些既为周打下了文字基础,又使得周兼容了不同思想成分。
他相信的,主要是儒家的秩序道德和纵横家的权谋。文革期间,他的弟弟周恩寿因为在政协里头和王光琦(王光美的哥哥)一起学习,被视为反党集团。谢富治呈报拘留,看周怎么办。周签字是:拘捕。周恩来六亲不认的立场人所共知。在后来汹涌发展起来的文革中,他说:“我不下苦海,谁下苦海。”
周恩来一九一七年留学日本。一九二零年随勤工俭学团赴法国留学。一九二一年组织中共旅欧支部,成员有邓小平、李富春、蔡和森、李维汉、陈毅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共的重要军事将领。次年又介绍朱德入党。这些都是周恩来的权力基础。一九二四年回国,正逢国共合作,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当时的教官叶剑英结为至交。两年后,周出任中共军事部长,成为中共军队最早的实力人物。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与朱德、贺龙等领导了南昌起义,成为中共军队的创始人。
这个资格,使毛泽东不能不看重他。周恩来本身又是那种博问强记,经验丰富,办事细致,口若悬河,机智雄辩的人,毛泽东既戒备他,又不得不倚重他。每当艰难的时候,毛泽东都会从周恩来那里看见简洁的方案,高度的效率和合乎分寸的方法。
虽然周恩来差不多为毛确定了近乎完美的解释灾难的方法,但毛在直感上仍然没有解除那几千万生命的压力。如果那个两千万的数字是确实的,那么实际上因为饥饿而死的就决不是这个数字。毛泽东,怎么会不了解他的部下呢?那些人是只知道向上爬的官僚,什么事情都能够编造出来。说他们是人,那不过勉强顶个人数是了。有了好事,他们将一说成五,说成十。有了坏事,又一再缩小。调查是两千万,实际上至少要翻一翻,四千万。
四千万啊!它等于半个苏联,等于两个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十个新加坡,二十个比利时!然而,这么一些活生生的人,居然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突然消失了。四千万饿死鬼的冤魂换来了什么?没换到什么,连一个真实的数字都换不到,连良心的刺激都换不到,连公开的报导都换不到!如果屈死的人能够成为冤鬼,他们一定会释放鬼火吧?那些死骨所燃烧的磷火,应会煽动多少尚未泯灭的良心!他们的吼叫,应能震动多么沉重的历史?四千万生命啊,只换来这样一点点虚假的数字,我们太可怜了!
毛泽东希望很快忘记这个数字。战争已经培养了他冷峻残酷的性格。死人无所谓。要奋斗,要胜利,就会有牺牲。可是这一次很讨厌,四千万生命的沉沦,使毛泽东久久难以轻松。他的心中充满怨恨、不解和不服气。怨恨谁呢?怨恨那些只知道做官不知道踏实做事的官僚。平时有屁不放,只报喜不报忧,到处都花团锦绣似的。实际上呢?狗屎!什么都不是,比不是还糟糕!如今可好,千人吃肉,我一人交钱。老百姓不把帐记在我毛泽东头上吗?!
他迷惑不解,思绪纷乱。当年那个中国,何等的混乱,何等的贫穷,是我和我的朋友领导人民统一了中国大陆,打倒了那些军阀、官僚和资本家,使中国得到了和平。难道和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