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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下的普及。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这就需要解决向工农兵学习的问题，和新的时代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深刻地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关于文艺批评，毛泽东说：我们要求的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对讨论中暴露出的许多思想问题，就其中比较重要的进行了分析。他最后说，延安文艺界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他相信经过整风，大家“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34）
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文艺工作者真正能转变立场，毛泽东强调对党内干部要进行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他说：“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他还说：要使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对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要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35）
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许多人感到思想上豁然开朗，在眼前展现出一个新的天地。会后，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斗争实践中创造出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比如，戏剧方面有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识字》，中央党校京剧队的《逼上梁山》，延安平剧院的《三打祝家庄》；小说、诗歌方面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等。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就能涌现出这样一大批优秀作品，是很不容易的。
看到文艺界的进步，毛泽东十分高兴。对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演出的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一组短剧《晋察冀的乡村》等，和丁玲、欧阳山写的介绍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模范人物的《田保霖》、《活在新社会里》两文，毛泽东都专门写信给予肯定和鼓励。他在看了平剧《逼上梁山》的当晚，写了一封信给该剧的编导杨绍萱和齐燕铭。信中写道：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36）
在延安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带动下，革命根据地及中国的文艺运动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也很关注中央研究院反对王实味的斗争。
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后，他在《解放日报》和《矢与的》墙报上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对他不满的现象提出批评。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缺点是可以而且应当批评的。但是，王实味从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使用了夸大事实、冷嘲热讽的语言，还说艺术家的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当时，“《矢与的》墙报本来贴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门口的一间大平房里，外单位有不少人跑来看。后来贴在布上，挂到延安南门外热闹的新市场，看的人更多，像赶庙会一样。”（37）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去看过墙报，认为王实味是“不讲成绩，抹煞成绩，只暴露黑暗”（38）。他说：“我们的工作中确实有许多缺点应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39）
随后，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多次大会，开展对王实味的批判。开始时，还是把王实味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但在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插手下，很快就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以后更把他说成“托派”，成为敌我矛盾，还牵连到别人，定为“反党五人集团”。这样，对王实味的斗争出现严重的偏差，并且对不久后开始的审干运动和抢救运动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一九四三年四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在关押期间，用“逼供信”的办法继续审讯。以后，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错误结论。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中央机关撤离，在从延安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经康生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批准，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这是一起冤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对王实味的被处决提出了批评。（40）
尽管普遍整风中也出现一些问题，但总的说来，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党内思想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讲到：“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41）
为了把整风学习进一步引向深入，中共中央成立总学委，以毛泽东负总责，具体工作由康生管。六月八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此后，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从延安推向各地，在全党范围内陆续普遍开展起来。
在全党普遍的整风学习运动中，毛泽东在给聂荣臻的电报中强调指出：“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而“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42）
八月三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将在延安的四十三名高级干部（八月八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增为四十八人）编成九个小组，由中央同志直接领导，联系本部门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编在第一组。毛泽东还提出：“要从讨论那些细小微末的具体问题，转入到集中火力检讨党内存在着的根本思想倾向，主要是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问题。”（43）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各地也先后召开高级干部座谈会，联系本地区的实际进行学习和检查。
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是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用两天时间，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逐条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的讲话对边区党清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纠正一些干部闹独立性的倾向，增强党的团结有重要意义。在闭幕会上，毛泽东总结道：“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的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44）
接着，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对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后来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没有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但张闻天已主动地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后，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开，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已由毛泽东作出决断。一九三九年七、八月的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主要是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他这样说：“我自己及中央秘书处在一九四○年五月间也搬了过来，实际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出来了。”（45）中共中央的工作其实已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作为主席而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是“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而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有的研究工作者以为，这个《决定》给予了毛泽东在整个党的工作中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最后决定权”，这是由于过分粗心或以讹传讹而产生的误解。
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为了统一各地区的领导工作，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进行了分工：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大后方工作统归陈云负责；敌占区工作统归杨尚昆负责。中央党校校长由毛泽东兼任。四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又决定，为指导工作便利，驻重庆办事处工作由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工作由任弼时管理。
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调整，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进一步得到巩固。
①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2年。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4页。
④ 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