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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又第一次提出了在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变化后，人民解放军将转入战略进攻，而实现这种战略转折的关键在于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和谈的大门已被蒋介石完全关死，中国人民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经过战争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才能在中国获得真正的和平。这是毛泽东在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他从抗战胜利后一年多来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它对中国共产党下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去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根据这个判断，十一月十六日，也就是“国民大会”召开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要代表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立即返回延安，南京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数人同国民党继续保持某种接触。
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向全党指出：
“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的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指示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来代替前一阶段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这不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变换；毛泽东是把它同蒋介石“自走绝路”连系在一起的。在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以后，毛泽东又观察了四个多月。随着蒋介石不顾一切地攻占张家口和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国内和平已经不再可能，客观形势迫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别无选择，只有下决心以战争为手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结束了同国民党历时一年多的谈判，率中共代表团多位成员回到延安。谁都看得出来，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已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关头。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毛泽东接着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他是不允许共产党在保持一块地方的条件下签订城下之盟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战争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毛泽东指出：过去几个月内消灭了国民党军三十八个旅，使有些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证明打歼灭战是可能的，也是能够改变战局的。毛泽东为解放战争的发展勾画了一张大致的蓝图，说：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就可以消耗掉美国七八年中援助蒋介石的所有积蓄，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大约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达成这一目标。毛泽东还指出：当然，我们还是应该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些，我们不但要准备三到五年，还要准备十到十五年。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对于现在是不是要马上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毛泽东主张可以按这个目标去做，但不必急于提出这个口号。⒅
一个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推动下，在全民、全党、全军的奋力拼搏下，很快就要到来了。
① 《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1558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7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86、1187页。
④ 中共中央致刘邓薄，贺李，聂刘，并告陈舒电，1946年6月19日。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86页。
⑥ 中共中央致刘邓薄、陈舒电，1946年6月22日。
⑦ 中共中央致聂萧刘罗，并告子华电，1946年6月28日。
⑧ 中共中央致林彪电，1946年7月11日。
⑨ 中共中央致罗荣桓电，1946年7月30日。
⑩ 中央军委致刘邓，陈，华中局电，1946年7月4日。
⑾中央军委致陈张黎，刘邓薄，张邓粟谭电，1946年7月13日。
⑿中央军委致聂刘，并告贺李电，1946年8月1日。
⒀《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628页。
⒁中央军委致聂萧刘罗电，1946年9月18日。
⒂《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1597页。
⒃《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05、1206页。
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19—1220页。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11月21日。
三十三、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在决心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指挥作战上来。怎样作战才能取得胜利？他从战争初期的实践中获得的最重要的认识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时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因此，他要求各级指挥员不论在战役上或战术上，都必须切实运用这一作战方法，而且“必须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强调指出：只有这样彻底大胆地集中兵力，“方能有效地歼敌”。
各战场的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继续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机动灵活地实行内线作战，不断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取得重要胜利。其中集中兵力比较多，战役规模比较大，因而歼敌数量也比较多的是华东战场。
华东地区，包括山东和苏皖两大解放区。四个月来，国民党军队由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以损失八万人为代价，攻占了苏中、淮南、淮北地区和鲁南解放区的部分地区，打通了胶济铁路，对苏北和鲁南形成一个长达一百五十公里的弧形半包围态势，并对联结苏鲁的枢纽——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构成直接威胁。
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在淮北和苏中战场上歼灭敌军一部分有生力量的同时，逐步收缩后撤，于九月十九日放弃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两军会师于淮阴以北，进行休整补充，准备再战。
这两个野战军的会师，集中了将近十万人的兵力，力量相当雄厚，为下一步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准备了必要条件。但此时，在东台到峄县的弧形战线上，国民党的徐州绥靖主任薛岳配置着四个作战集团二十五六个旅约二十余万兵力，不断发动攻势，不但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场上都掌握了相当大的主动权。要大量歼敌，困难极大，形势是严峻的。
毛泽东认为，改变战局的关键，仍在争取更多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这时主要要靠华东、晋冀鲁豫两大主力的协同作战。因此，他要求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并指出只要达成这个任务，“就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根据这个设想，毛泽东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频繁磋商，强调：
一，山野、华野应集中作战，开展战局，“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
二，会师后的第一仗必须打胜，因此要慎重选定歼击目标，掌握战机，精心组织。
三，为保证行动的一致，山野、华野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建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毛泽东还告诉陈毅、栗裕、谭震林以及华中分局、华中军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领导人的“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因此“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战机”。
四，部队集结休整的地点应选择在距敌较远的地区，以便诱敌深入，造成可乘之机，然后集中全力加以歼灭。
五，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主要以拖住国民党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以缓解华东作战的困难。
这些意见，尤其是集中两个野战军在一个方向作战、实行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主张，体现了毛泽东在战争逐步向解放区中心推移时怎样打大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对华东解放军以后的作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军队采取了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行动谨慎，力戒冒进，在十、十一两个月中，只对苏北、鲁南地区进行了若干次有依托的、规模不大的短距离进攻。所以，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基本上仍处于分别迎击敌军的状态，各自进行了几次以歼敌一旅左右为目标的战役，共歼敌约三万人，并没有能立刻实现预期的大规模歼敌的目标。
十一月中旬，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大会”开幕。为了给这个会议壮声势，蒋介石决定从郑州绥靖公署的序列中抽调精锐主力整编第十一师改归徐州绥靖公署指挥，命令薛岳立即组织一次对苏北地区的大规模攻势，并限定在攻势发起后半个月内“结束苏北战事”。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徐州绥靖公署拟定了一个以二十五个半旅约二十万人分四路会攻苏北的作战计划：以五个旅由东台向北进攻盐城、阜宁；以五个旅，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由淮阴北攻涟水；以六个半旅，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一师，由宿迁分向沭阳、新安镇进攻；以九个旅，其中包括机械化装备的第一快速纵队进犯临沂。四路中，又以从宿迁和淮阴出犯的两路为主力，企图迫使华东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在苏北的狭小地区同它决战，或北移山东。进攻行动统一在十二月十三日开始。
这时，放在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哪一路国民党军队作为首先集中打击的对象。十二月六日，陈毅得到整编第十一师正向宿迁开进，准备会同在宿迁的整编第六十九师进攻沭阳，以及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将同时配合行动的情报后，立刻向中央军委提出了集中主力首先歼击宿迁出犯之敌的初步构想。十二日，粟裕自盐城前线北进，同陈毅见面。在陈毅主持下，召开包括华中军区领导人在内的作战会议，最后确定歼击宿迁出犯之敌的决心和部署，一面组织部队开进，一面上报军委。十五日，毛泽东迅速批复了陈、粟的部署，并要求他们：“情况望随时电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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