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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7日。
③ 毛泽东、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6年4月9日。
④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34、35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1页。
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6年5月28日。
⑦ 毛泽东：《关于西南事变的谈话》，1936年6月8日。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6月12日。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0—31页。
⑩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7月1日。
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7月27日。
⑿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信，1936年8月9日。
⒀毛泽东写给杨虎城的信，1936年8月13日。
⒁毛泽东写给杜斌丞的信，1936年8月13日。
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4、46页。
⒃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的记录，1936年8月10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6年8月10日。
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1936年8月12日。
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87、89页。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87、89页。
（2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15日。
（2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1月13日。
（24）毛泽东、朱德等给蒋介石的信，1936年12月1日。
（25）张学良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12月12日。
（26）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2日。
（2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28）张国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29）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3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31）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电报，1936年12月13日。
（32）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7日。
（33）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8日。
（34）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
（3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6）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7）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9）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36年12月20日。
（40）毛泽东给潘汉年的电报，1936年12月21日。
（4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3页。
（4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3页。
（4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报告和结论的记录，1936年12月27日。
（44）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电报，1937年1月1日。
（4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月2日。
（46）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月24日。
（4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57、158页。
（4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2月9日。
（49）毛泽东致彭雪枫电，1937年4月1日。
（50）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1937年3月1日。
（5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2月11日。
（5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23日。
（5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30日。
十八、总结历史经验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毛泽东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
毛泽东在对待理论工作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在他看来，有了正确的理论，才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停留在初级的感性阶段，而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它的内部规律性，用来自觉地指导行动；而这种正确的理论，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只能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和继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段富有传奇性的艰险而曲折的道路。它在实践中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也经历过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惨痛的失败；积累了许多超越前人的经验，也有过“左”的和右的沉重教训，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四年统治，更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但它是在红军长征途中举行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作了变动，其他问题还来不及解决。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谈到博古时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①可见，他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正在从根本路线上进行通盘的审视。
这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也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面对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订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关门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冒险主义以及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订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上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
陕北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文章已能传送到这里，也都便于毛泽东有可能从理论上全面地回顾和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并把这些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给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所作的报告。
在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都产生重大变化。“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长时间内无视这种重大变化。毛泽东在报告里，一开始便从千头万绪的现实生活中，十分鲜明地指明了当前主要矛盾之所在。他说：“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全国人民的生存已受到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接着指出：“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他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抗日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们具有两面性：既不喜欢帝国主义，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但在今天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他们是有变化的可能性的。即使是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也是要发生破裂的。
基于对现实状况的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为了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在党内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个问题的提出，同样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他说：
“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在这篇讲话中，他着重谈了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统一战线和关门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正相反的策略，作了强烈的对比：“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究竟哪一种策略的道理是对的呢？他依然用事实来作回答：
“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②
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报告，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