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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还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带来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加上有利的国际环境，就能使中国革命的前途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著作的发表，大大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它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作出了如此系统而清晰的说明，使原来令人感到眼花缭乱的纷繁的社会现象顿时显得那样井井有条而易于理解，使人们在复杂多变的局势面前感到心明眼亮，能够始终清醒地把握住基本的方向，保持一致的步伐。它在当时和以后很长时间内产生的巨大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新民主主义”这面大旗高高地举起来了。那么，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们的特点是什么，还有其他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发挥和说明。
一九四○年一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讲，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个长篇讲话，从下午一直讲到入夜点起煤气灯的时分。”“拥挤在会场里的五六百听众，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⑤一个月后，这篇演讲首先在《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稍后几天在《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自己说，他这篇讲话的“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⑥，但它的意义远远超出这个范围。
毛泽东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十分明确地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纲领。
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毛泽东主要概括了两点。第一，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伟大的一部分。第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关于后一个问题，过去中国共产党内存在过许多混乱的思想，主要是：有些人常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相混淆，急于在民主革命阶段采取一些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托陈取消派又认为中国现阶段既然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在将来再去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虽曾提出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但究竟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仍没有说清楚。直到这时，毛泽东从理论上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第一步是进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才是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行的。这两个阶段又必须相互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我们要建立的“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文章为这个新国家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宏伟蓝图。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能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他说：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国体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还有一个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可以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总之：“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提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在农村，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容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后，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说：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但是，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再一次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这样，毛泽东就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具体内容，把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为人们勾画出了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轮廓。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驳斥了顽固派散布的一种论调：你们共产党既然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推到后一个阶段去了，你们既然又宣称“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末，就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好了。毛泽东写道：“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他还具体分析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哪些相同的部分，也有哪些不同的部分。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篇具有严密的理论体系的文章，也是一篇有着很强论战性的文章。对这篇文章，毛泽东酝酿的时间很长，写作过程中反复修改，并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二十多年后，他还曾讲到：“《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⑦连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理论的反动文人叶青也不得不表示，自从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⑧文章在党内外更引起重大的反响，使许多人对当前奋斗的目标和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了清楚明白的了解，使越来越多的人奔集到新民主主义的大旗下来。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无产阶级是否掌握了领导权。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早就提出来了。但是，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无产阶级怎样才能实现领导权？这个问题，毛泽东也经历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而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作出了全面的论述。他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关于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毛泽东写道：“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十八年来的斗争历程作出的重要总结。
毛泽东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章，令人难以置信地，都是在极其简陋的环境中写出来。他住在延安杨家岭的两间窑洞里，里间是寝室，有一张木床、一个小木方凳、一个木箱；外间是办公室，有一个旧书架、一张作为办公桌的旧方桌，还有一些小方凳。他习惯于通夜工作，到天快亮时才睡，上午十时又起来继续工作了。当时担任他的保卫参谋的蒋泽民回忆道：
“毛泽东写文章是非常辛苦的。延安地区没有电，夜晚毛泽东写文章时点两根蜡烛照明，烛光昏暗而又跳动，很影响视力，容易使眼睛疲劳。毛泽东写累了，就揉揉酸胀的双眼，再继续写，一夜之后，他的脸上沾了一层烟尘。”“毛泽东写文章用的是毛笔。写前打好腹稿，然后挥笔而就，疾书成文。他写东西时，桌子上一般不放书籍和报纸，不参照别人的东西。”“他埋头书写很长一段时间后，往往要停下笔休息几分钟，或者点燃一支烟吸，或者站起来，到门外的空场上走一走。如果他表情是平静的，面带微笑，和我们或公务员唠几句嗑，那么，他已经完成一部分文稿了。”“毛泽东写好文章，有的进行反复修改后，让我们送给中央首长传阅，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都要送给朱德看，政治方面的文章送给王稼祥看，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他再一次修改。”⑨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作出这样巨大的理论创造？一方面因为他始终立足于无限丰富的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他认识上的每一步深化，都来源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