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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蒋氏政权不重视民族产业的发展，其政策和资金导向也就可想而知：首先办工业得不到资金上得支持。1940年的数据显示，国民党四行对工业的贷款仅占其放款量的3％；而43年的数据更糟，该年重庆银行业对商业的贷款占其放款量的96％，而工矿业两的贷款合计还不到其放款量的1％。这说明蒋氏政权缺乏长远眼光，只知道赚短平快的商业项目的利息。
其次，好不容易中国有了些工业，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支持，反而千方百计进行压榨。非令其倒闭而后快。像生铁1941税为1。28元，1942秋便到了90元，工业酒精1943得税额是1939年得169倍，由于基本工业原料成本暴涨，下游加工产业自然是手中拮据，无力谋求发展了。关卡林立交易不畅更是常事，从国民党陪都重庆到福建要过七八十个关卡，卡卡交钱，所以这条路在工商界人士中得了个西天路的美名。
第三，国民政府法币恶性贬值，国统区通胀率创造世界纪录，导致工矿业名赚实亏，“货币税”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民党所谓“黄金十年”发展比较快的三大产业：机制面粉业，纺织业，火柴业。投资的不是民族资本家就是日资的，实在看不出国民政府干了些什么。勉强统一了货币，还把东北丢了，到了1933年，日资欣欣向荣，咱国资倒日落西山。日本之虎狼之心已明，也知道沿海地区可能卷入战争，可还是不重视后方建设，直到淞沪会战爆发后，才想起组织工商企业内迁，结果整个转移过程乱成一团，而且遭遇到大企业家的强烈抵制。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1938年失武汉之后，国统区钢产量仅为战前的3％，电力14％，水泥5％，化学1％，棉纱1％，面粉2％。
所以抵制日货也是经济战场，我们经济上不能战胜日本，那我们就是穷国，弱国，泥足巨人，让我们吸取历史教训，及早经济备战军事备战，不要让中华民族再沦落到最危险的时候。
我真的不是抵制日货的人，我看日本动画，有一句话我仍记着：不要惧怕邪恶的强大，你不是孤军作战。
我也曾用日本相机，拍照我中华大好河山；我也曾用日本机器的摩托车来实现我青春时期对速度和风的憧憬冲动。
今天我也在用着美国芯片的电脑在上网，用日本摄像头聊天……。
但是我绝不会去给老婆买日本化妆品，绝不自己或和他人去吃日本饭馆，我在尽力向每个亲友国人宣传80年前为什么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是因为不抵制日货，是因为我们在经济领域的战场上首先被敌人打得头皮血流，惨不忍睹。
其实最该抵制日货的不是我们老百姓，我们老百姓买日货能买多少？
最该抵制日货的是国家领导人，他们把我们的大葱卖贵点，大蒜卖贵点，白菜卖贵点，稀土卖贵点，煤炭卖贵点，企业卖贵点，股票卖贵点，领导们在经济战中打一个小胜仗，就是我们应当庆祝的节日。
我们老百姓抵制日货，就相当于村里百姓杀个鬼子兵，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而正规军击杀鬼子一个小队，一个大队，拔除一个炮楼，打下一架飞机，消灭一个坦克，炸毁一个飞机场、弹药库……。那才是我们胜利的希望
所以我们不要麻木的等待，我们要呼唤自己的子弟兵，参加自己的子弟兵，锤炼锻造出打鬼子的队伍。
也希望我们打鬼子的队伍，能吸收打鬼子的老百姓入伍当兵拿起枪。
屡败屡战 九十三传经倭国
五岛以前是中倭边境，福江是原来倭国遣唐使的最后一个港口，张之瑜和朱之瑜来到福江，这福江岛是五岛的最大岛，是人口最多的地方，在这里汉语是通用的语言，书写都是用的汉语，王直近百年的影响和中华移民的潜移默化，直接变成这里繁华的人口和市场。
博山的陶瓷和棉布是倭国贵族最喜欢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在倭国普及率非常高，所以销路很好，日本火山多，各种矿脉多，盛产金银，所以用日本比较多的金银来换取生活必须品是利润非常高的，郑芝龙就是垄断了中倭贸易，而成为海上霸王。
五岛假如没有郑成功，可能汉人还要多一些，郑成功不仅带走了绝大多数汉人，还带走了非常多的倭人，所以现在五岛人迹比较稀少，张之瑜下船在福江转了一圈，发现这里确实是移民的好地方，水源丰沛，气候温和，应当能容纳几万移民。
就在这时，一阵天摇地动，张之瑜连走几步，稳住身形，这是什么，难道是地龙翻身？港口里的波浪明显增大，两旁破旧的木屋有的在晃动之下摇摇欲坠，张之瑜怕宫秀儿担心，没有朝岛的深处走，加快步伐，返回了船上。
下一站就是长崎，长崎的规模不算小，商人很多，郑一成的伙计很精明强干，把货物卖完后又忙不迭地采购倭刀，珍珠，有不装满船不罢休的架势，朱之瑜和张之瑜都下了船，因为要给朱之瑜找到一个安顿的地方，毕竟人在异乡，还是要多做准备。
长崎港内十分繁忙，来自中国，琉球，朝鲜，西班牙，葡萄牙的商船；络绎不绝，当然还是中国的商船最多，朱之瑜不善农桑，在这异国，又没有人请他吟诗作赋，张之瑜暗暗为他担心生计问题。
这里的船多来自福建浙江，福建商帮在长崎有一个商会，占地十几亩，庭院巍峨，气概不凡，张之瑜和朱之瑜来到这里，就像到家一样高兴，炎黄子孙世界到处落地生根，没想到在小小的倭国，还能看到熟悉的面孔，亲切的乡音。
海外华人以明为正朔，大多不承认满清朝廷，所以张之瑜和朱之瑜都如同遇到知音，商会会董叫郑自强，张之瑜以为他是郑成功的人，不过郑自强否认了与郑成功有血缘关系。
在倭国，郑成功威名赫赫，大家不叫他郑成功，叫郑森，字大木，他母亲是平户岛的一家倭人，所以很多倭人提起郑成功也像自家人一样自豪；所以郑自强的姓氏在这长崎也让他凭添几分优势，生意做得顺风顺水。
张之瑜帮朱之瑜在这里买了套房子，在这里，银子不值钱，瓷器值钱，三套碟碗就换了一套半新的木屋，依山傍水，幽静清秀，就是书太少，而且这里的笔墨纸砚也贵得惊人，但朱先生自得其乐，最喜欢院外的竹子，茂密葱郁，令人精神持之一爽。
二人还未在新屋坐多大时候，外面来人送来一张名片，来人不会说汉语，但是名片上的字迹却很工整，一看便知，是本地豪强有请，有郑自强作陪。
这次会面是在崇福寺中，主持是福建福清著名的隐元长老，隐元和尚精研佛法，云游遍中国，拜访名师，终于开悟佛法，创建了佛教史上著名的黄檗宗。
福州崇福寺还是日本长崎崇福寺的祖寺。明崇祯二年（1629年），该寺超然和尚东渡日本长崎圣寿山建“圣寿山崇福寺”，并为该寺第一代住持。以后，该寺与祖寺时有往来，关系密切。寺内有舍利塔两座，其中一座为古月和尚墓塔；另有碑刻一块。
黄檗宗为中国明代高僧隐元隆琦禅师于1654年来日本后传授弘扬的禅宗之一派。尽管继承了临济宗的流派，但直到获得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的许可在宇治兴建了黄檗山万福寺之后，才使黄檗宗得到正式承认。
万福寺取中国明朝的建筑模式，是其他宗派所不见、可以感受到中国式情调的寺院。
山门屋脊饰有摩伽罗像。所谓摩伽罗即为恒河女神的坐骑，是指栖息在那里的鳄鱼。在亚洲，通常用于被称作圣域结界的入口的门、屋脊、佛像的装饰上。
在天王殿的正面，建有在中国被称为弥勒菩萨化身的布袋和尚坐在弥勒净土的兜率天的坐像。因其有以一笑可以消除一切不平烦恼的福德之相，被敬为诸结吉祥良缘之神，并且传说其袋中尽装财宝，所以认为布袋和尚所到之处都会有幸福降临。在其背后供奉着韦驮天塑像。在中国，韦驮天是守卫佛陀的护法善神之一。
在万福寺，正殿被称作大雄宝殿。正面是佛陀像。在其两侧供奉有佛陀十大弟子中的迦叶、阿南两位。在左右两壁安置着十八罗汉。在日本的寺院中一般安置十六罗汉，而在万福寺加进了“庆友尊者”、“宾头卢尊者”成为十八罗汉。
此外，还有被称作木鱼原型的鱼鼓、卍图案的栏杆等。
在这里还可以品尝到黄檗僧人带来的中国式素斋——普茶料理。
作为开山祖师隐元禅师传来日本的食物，有人们广为知悉的隐元豆（芸豆）、作为拌竹笋等经常食用的孟宗竹、夏天常享用的西瓜，还是“寒天”的起名者。
开山祖师隐元隆琦（大光普照国师）
上承代表中国明朝末期临济宗的费隐通容禅师之法系，成为临济宗正传第三十二世高僧，曾任中国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的黄檗山万福寺（古黄檗）的住持。
应来自日本的多次邀请，于承应3年（1654）、63岁时携弟子20余众东渡扶桑。受到后来成为禅师弟子的妙心寺住持龙溪禅师及后水尾天皇以及德川幕府的尊崇，获赐位于宇治大和田的约30万平方米的寺院用地，并于宽文元年（1661）创建了禅寺。依古黄檗模式，取名为黄檗山万福寺，并担任住持。
隐元禅师的禅风随之极尽隆盛，超越僧俗皈依其门下者众。禅师著述有《弘戒法仪》，制定了《黄檗清规》，使丛林规则为之一变，使已处于停滞状态的日本禅宗得以重振，其功绩卓著之举，称之为中兴日本禅宗之祖师，当之无愧。尔后，禅师所弘扬的临济正宗*一脉传承至今。
禅师功德无量，在世之际，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均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由当时的皇室特赐国师称号或大师称号。
临济宗和黄檗宗现在日本有寺庙子院7000多座。
隐元禅师的功德荫及了朱之瑜，当地的士绅日本人叫安东寿，这次请客就是想拜朱之瑜为师。
朱之瑜在张之瑜的陪同下面见了安东寿，安东寿那恭谨的礼数让张之瑜很震惊，因为在中国，汉唐古礼已经失传了，没想到在东瀛倭国还有人研习恪守，更发出了中华礼崩乐坏的感慨。
（历史事实是：顺治十七年（1660年），受郑成功、张煌言邀，返国抗清，于是即刻动身，于十月十九日返归厦门。明年夏，郑成功和张煌言会师北伐，收复瓜州，攻克镇江，朱之瑜都亲历行阵。北伐军一度进军顺利，收复四府二州二十四县，直抵南京城郊，兵威震动东南。
然而由于郑成功目光短浅，盲目屯兵南京坚城之下，贻误战机，且律兵不严。至七月，北伐军在南京城外被击败。郑成功转而退驻福建沿海，后行师海上，不得已而趋兵台湾，张煌言则数年后被捕遇害。
朱之瑜鉴于复明无望，又誓死不剃发，“乃次蹈海全节之志”，学鲁仲连不帝秦，再次凄沧渡日，永不回到故国了。这年冬，最后一次东渡日本，未能获准登岸，困守舟中。
当时日本施行锁国政策、“三四十年不留一唐人”。日本学者安东守约经已在日定居的陈明德介绍，以手书向朱之瑜问学，执弟子礼。朱之瑜为安东守约“执礼过谦”的恭敬、“见解超卓”的学问所动，复信安东守约。信中，朱氏悲喜交集，悲则国破家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