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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冬天，外公又被抽去大修水利。不知为什么，硬要在好端端的平原上平行挖两条人工河。滑县位于黄河故道，挖地没多深就是沙土，一旦有大风，就卷起漫天的风沙威胁庄稼；河道不偏不斜，正好穿过村子西头，为此拆掉了好多房子。外公挖河时，村干部拿着大棒站在旁边监视，稍有懈怠就棒打脚踢。那时的口号是“宁叫人死了，不叫红旗倒”，挖河的农民每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经常有人在解手时就蹲着睡着了。碰到雨雪天气也不能停工，挖河的人就泡在在齐腰深的冰水中，晚上回到家时全身上下都结了冰，如同武士的盔甲一般。由于劳动强度太高，外公累得脱肛，经常鲜血淋漓。我小的时候在滑县老家农村住过两年，经常到那两条河边玩。其中一条河非常宽，低于地面，河床里全是沙土，从来没有过一滴水；另一条河则高于地面，河床里长满了青草，偶尔有上游的水库放一点水，形成一个个水洼，我们小孩子就在里面放羊、放牛。那条河边一个挨一个全是无碑的坟头，据村里老年人讲，那是“大跃进”时期挖河时累死的棒劳力。
挖河工程最紧张时，甚至出现了连续几天几夜不许停工、不许休息的情况。农民实在受不了了，就琢磨着逃亡。前面提到过的领着大姨探监的那位船姥姥，有一个儿子小名叫大臊，当年十七八岁，正是挖河的棒劳力。经常连续几天几夜不许睡觉，觉得自己快要累死了，就跟船姥姥偷偷商量着要逃跑。那时没有汽车等交通工具，逃亡全靠步行；白天不能走，也不能讨饭，否则被人家捉住送回来，那后果不堪设想。好在那时公共食堂还能吃饱，大臊就每天多领一个馒头，找个地方埋起来；又谎称拉肚子，每天在茅坑蹲很长时间，给村干部形成一个错觉。终于等到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大臊在干活时又谎称去拉肚子，船姥姥偷偷把干粮从土里挖出来送到大臊那里，于是大臊就逃跑了。村干部等了好长时间不见大臊回来，就派了民兵拿着枪去追赶，由于没有月光也没追上。大臊昼伏夜行走了四五天，来到了河南鹤壁市煤矿。恰好当时煤矿也在大跃进，就下井当了矿工。大臊这人运气好，逃亡算是成功了；有些逃走的人则被抓回来打得死去活来；还有一些人，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能回来，死活都不知道。
人被这样过度地奴役，但生产队的牲口却需要和正常情况下一样休息。这是因为，牲口算“集体财物”，是要爱惜的。那时一般的农民还没有刷牙的习惯和条件，但我父亲在农村演出时却亲眼见到过给牲口“刷牙”的情景。那天晚上演出结束以后，父亲他们收拾好乐器走到一个牲口棚旁边，见到几个男社员正在拎着个水桶，用大刷子挨个给牲口刷牙。我父亲他们头一次看见给牲口刷牙，觉得有趣，就站在一边看稀罕。给牛、马刷牙都还算顺利，刷到一匹骡子时出了事。骡子这种牲口有劲，但脾气很怪，不听话。那几个人见骡子总是扬着头不肯刷牙，就硬拽着缰绳，掰开骡子的嘴，那个拿刷子的社员就把手伸进去刷。那匹骡子受了强迫，突然把嘴一合，当场把那个刷牙的农民胳膊咬住，疼得他“哎呀娘啊”地大叫。等骡子张开嘴把他放出来，大家一看，骨头被咬折了。
那时的很多地方的农民每天要连轴转地劳动，深更半夜了还要往地里拉肥料。可是牲口已经休息了，拉肥料的汽马车就要由人来拉动。男劳力都被抽调去“大修水利”或“大炼钢铁”了，拉肥料的活就由女人来干。一般都是找一个身强力壮、有点二百五味道的女劳力驾辕，一、二十个妇女拉一辆车。当时很多妇女都还是小脚，跑不快；连我母亲这样的七八岁的小孩子也不能休息，跟在那些大脚壮年妇女后面累得气喘吁吁。老弱妇孺挤作一团，一边干活一边喊着口号，现场人声鼎沸。
我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的回忆录，虽然里面承认大跃进“劳民伤财”，但总是强调人民的“热情很高”。但是，真相并不是这样，我的父母，我身边的很多亲人朋友都是“大跃进”的亲历者，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老百姓对“大跃进”真的有什么热情。其实大家想一想就明白，老百姓怎么可能对这种完全的奴隶性质的劳动产生“热情”？也许“大跃进”的最初日子里，人们被那些美好的许诺给骗了，有点热情，但很快牛马不如的处境就让他们醒悟了，恐惧了。那时老百姓最大的愿望，不是移山填海，而是逃亡。那些鼓吹大跃进时人们“热情很高”的，要么是高高在上的官僚，被下面劳动场地的虚假热情骗了，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毫无廉耻地指鹿为马、胡说八道。
后来母亲所住的村庄也搞“聚家并屯”。开始分类那天，全村人排成一个长队，村干部站在前面筛选，哪些人该进男劳力营、哪些人该进女劳力营、那些人进老弱营，都由他们说了算。当时我的母亲只有七岁，本来应该进儿童营的，但因为个子比较高，加上出身不好被有意歧视，结果被送进少年劳力营，和十三、四岁的孩子干同样的活。村干部强行拆散家庭进行筛选时，农民全家人紧紧抱在一起，哭声震天，被民兵和村干部用大棒强行拆开。“聚家并屯”进行分类甄选时的景象，至今为止没有任何影视作品来描绘，在此我推荐大家看《欣德勒的名单》和《逃离索比堡》这两部电影，虽然里面反映的是纳粹集中营里的事情，但和大跃进期间的“聚家并屯”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的母亲被编入“少年营”后，每天从事的都是十几岁孩子们才能从事的劳动，如搬砖、挑土等，每天要劳动十六、七个小时。白天从事繁重的劳动，晚上还经常被押送着看“进步戏”。那时外婆、外公都已被拆开弄到七八十里以外的工地干活，三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母亲就和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们住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原来跟我们家邻居的女孩，叫春字，当时大约十五岁，对我母亲很好，看戏时总是领着这个七岁的小女孩。由于太疲惫，我母亲走路时都几乎要睡着了，所以“进步戏”的内容基本上没记住，朦胧中只对一句话有印象：“小妹妹，送哥哥，大炼钢铁……”
甚至就连这些少年儿童，也不能逃脱“拔白旗”的厄运。我母亲成分不好，每天谨小慎微的生怕惹来横祸，干活时都是在拼命，因此倒一次也没有被人家“拔白旗”。同村的文妞兄弟（「注」“妞”是滑县方言中对男孩的腻称，对女孩的腻称则是“妮儿”），当时一个八岁，一个六岁。文妞兄弟的爹是村子里有名的窝囊废，又刚死了娘，好欺负，因此每次干活休息时都被当作“白旗”拔出来。一群小孩恶狠狠地一拥而上，对这两个没娘的小兄弟拳打脚踢。两个小孩被打倒在地上，脸上糊满了鼻涕和泥土，一边挨打，一边抱着脑袋哭喊：“我的娘啊……”虽然我母亲当时只有七岁，但在外婆的教育下已经懂得不对弱者落井下石的道理，每次碰到休息了要打两兄弟时，母亲就撒谎说自己要去解手，避开这种场面。当时人人自危，每次看到文妞兄弟挨揍我母亲就直想哭，却又不敢。这两兄弟至今还健在，哪位读者要是不信那个时代对孩子也如此残酷，我可以安排实地采访。
看完“进步戏”也不能睡觉，深夜还要推磨，有时推着推着就睡着了。当时，村干部还指定了一个女人，专门监督孩子们劳动。不过这个女人心眼还不错，小孩们推磨推到半夜，早就饿得心里发慌，那女人一到这个时候，就说“去茅厕”避开一会儿。她刚一走，饥肠辘辘的孩子们就捧起那些还未完全磨碎的棉籽、麦粒和玉米粒，狼吞虎咽地往嘴里送。我的母亲因为出身不好，做事情不敢出格，总是吃上两口就赶紧把嘴擦干净，免得被心眼不好的人发现而招徕横祸。
马克思曾经愤怒地谴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雇佣童工、过度劳动的暴行，指责资本主义“自从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大跃进时期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比起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以何种方式、到何地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尚可选择，而在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旗号下，人们连选择的权力都没有，完全是奴隶性质的劳动。由于长期从事过度的劳动，我的母亲七岁就得了严重的关节损伤，终生折磨着她。
如今，大跃进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对于它带来的惨痛教训，也有高层的不少人出了书，进行回忆和反思。然而，站在高层体会大跃进，和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体会大跃进，完全是不同的感觉。来自高层的反思，一般都比较抽象，用一些枯燥的统计数据来分析，而涉及发生大跃进的深层次原因，则因为政治上的顾虑而闪烁其辞，将其推卸到“国际环境”之类的大背景下。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发生大跃进这样荒诞不经的事件，其主要原因不应当从所谓的国际环境去寻找，而应当从当时执政者的政治意图中来寻找。
对比苏联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九三○年苏联开始搞“集体化”和“工业化”以后，也曾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强制性奴隶劳动，之后也遭遇了大饥荒。可以说，中国“大跃进”期间发生的一切，是沿着斯大林主义的轨迹前进的。所不同的是，苏联的“大跃进”使得苏联在付出了几百万人死亡的惨痛代价后，工业取得了总量世界第二的成绩，支撑着苏联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而中国的大跃进，则在付出几千万人的代价后，仍然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斯大林与毛泽东统治时间相仿，其间苏联还经历了惨烈的卫国战争，但斯大林逝世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斯大林刚刚接手这个国家时要强得多；而毛泽东逝世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尚不及五十年代。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是斯大林不及格的学生。
谈到执政者的政治意图，我认为在极权主义统治者眼中，为了一个主观的、宏大的目标，他们是决不会吝惜千百万人人头落地的，因为人命是他们眼中最廉价的成本。这不是因为统治者的道德败坏，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种草菅人命的社会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并且为了政权长期进行残酷斗争的人们，自然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牺牲“人”的幸福，“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甚至“人”的生命；越多的人甘于牺牲，胜利的把握就越大。因此，建立政权需要牺牲，那么搞建设也需要牺牲。那么，这种需要不断牺牲人命的“建设”究竟还有什么意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