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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修建铁路和伐木的“汉族兄弟”一点也不友好。
大兴安岭确实是个自然宝库，不仅空气新鲜，物产也很富饶。鄂伦春人偶尔也将打来的猎物卖给加格达奇那家唯一的饭馆。那一段时间，父亲和他的工友们吃过不少稀罕的动物，有驼鹿、狍子、松鸡、狗熊、雪兔、獐，等等，价格也非常便宜。不过，大兴安岭也有令人恼火的地方，比如蚊子特别厉害，甚至能够将铁路工人们住的帐篷叮穿。除了蚊子，还有小咬，这玩意成群结队，专吸人血。到夏天时在外施工，必须把全身从头到脚遮得严严实实。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三章 人间“天堂”（1958～1965） 八、好不过毛泽东时代
在大兴安岭期间，我的父亲听老工人说了一件事。当时刚刚经历过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的大饥荒，许多关内的饥民流落到大兴安岭林区谋生，被林场招作临时工。大概是一九六二年前后，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击了大兴安岭地区，由于得到了气象部门的预报，林场职工和铁路职工得以顺利撤出危险地区，惟独将这些民工“忘记”了。洪水到来后，把这些民工和家属围困到一个高地上，断了粮食。一个多月后当人们重返林场时，几百名民工和家属全都饿死在那里，无一幸免。现场尸骨纵横、惨不忍睹。三十年以后，父亲向我转述这件事的时候仍然充满了满腔悲愤：难道民工不是人吗？难道他们不都是“贫下中农”吗？为什么不把他们一起撤走？为什么不空投一些粮食？那些饥民背井离乡、辗转到关外只不过是为了求一口饭吃，可万万没想到这里竟成了他们的葬身之所。
一九六四年夏天，父亲所在工程队附近的加格达奇林业局有一位工人妻子上吊自杀了。当时加格达奇是个小地方，林业局的工人和铁路局的工人之间互相都很熟悉，我父亲也认识那个工人和他的妻子，两口子都很厚道。那位自杀的女人是山东人，原本已经结婚生子。一九六○年大饥荒袭来，那女人的父母兄妹均被饿死。眼看着全家都已经饿得奄奄一息、束手待毙，那女人心一横从山东老家逃到东北求活，辗转来到加格达奇。
当时，加格达奇还是个偏远小集镇，女人特别少。林业局的工人虽然都有不少积蓄，但好多工人年纪不小了还娶不到媳妇。这位工人当时已经三十出头了还是单身，遇到这个比自己大两三岁、孤苦伶仃的女人后，就想娶她做媳妇。于是，这个女人以嫁给林业局那位工人为条件，每月往老家邮寄粮食和钱。正是这些宝贵的钱和粮食，帮助原来的丈夫和孩子们捱过饥荒活了下来。
随后的几年里，这个女人又为新的丈夫生下两个男孩，但心里仍然牵挂着原来的丈夫和子女。就这么着，几年时间里那女人每年都从东北到山东往返几次，两边都难舍难分。假如两个丈夫之间有一个不好那还好做出选择，问题是东北的丈夫对这个女人非常疼爱，又算是这女人全家的救命恩人；山东老家的丈夫则因为是自己媳妇做出牺牲才救活了全家人的性命，对这个女人更是好上加好。可怜的女人夹在两个好男人之间，无论丢下哪边都无法承受。天天受到煎熬，最后只得以死求得解脱，留下两个孤独的男人和几个年幼的孩子。
在大兴安岭期间，我父亲还认识了一个印尼归国华侨，姓特别古怪，姓“遆”，一般的汉语字典里根本就查不到这个字。此人是个土木建筑专业大学生，印尼华人富商的儿子，人们都叫他“遆疯子”。当时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分裂为两派：支持共产党的和支持国民党的。每年十月一日，支持共产党的华侨张灯结彩，挂五星红旗；每年十月十日，支持国民党的华侨则敲锣打鼓，挂青天白日旗。遆疯子一家属于支持国民党的一派，独独出了个遆疯子拥护共产党。一九五五年，二十二岁的遆疯子读大学期间与家庭决裂，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回到大陆。刚回来时到处被作为爱国华侨的典型披红挂绿，很是荣耀了一阵子。
谁知好景不长，一九五七年，正当踌躇满志的遆疯子即将完成学业，打算用所学的建筑知识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的时候，“反右”运动开始了。遆疯子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海外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身份，注定了他在劫难逃。于是，这个与家庭决裂的爱国青年被打成右派后送到大兴安岭改造，后来也参加了铁路成了我父亲的同事。遆疯子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满腔热情竟然受到这样的报应，受刺激太深，显得疯疯癫癫、语无伦次，也不和其他人打什么交道。因此，当时跟遆疯子一起干活的工人们大多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只知道他的绰号。
我父亲和遆疯子处境多少有些类似，同命相怜，二人之间关系远比一般人密切。遆疯子和别人在一起时满口疯话，但跟我父亲在一起时却总是沉默寡言，偶尔和我父亲谈一谈自己的家庭和亲人。遆疯子一辈子都没有结过婚，像他这样有海外关系、本人又是右派背景的疯子，别人躲都躲不及，谁敢接近他？到了一九八○年，改革开放开始了。遆疯子见政策放松，就申请回印尼探亲并获得批准，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结束了他二十五年噩梦一般的生活。这时，人们才知道原来遆疯子并不是真疯。
在东北时有一次局里在哈尔滨举行文艺汇演，我父亲也去参加了。父亲他们这个处所演的节目是大合唱《好不过毛泽东时代》。那首歌的歌词是：“高不过蓝天，深不过海，好不过毛泽东时代……”我的父亲一边唱，一边回忆起大跃进、大饥荒时期他的所见所闻：赤裸上身干活的农妇，山坡上的万人坟，被民兵押送的俘虏，被“拔白旗”的农民，饿死的民工，自杀的妇女，遆疯子……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对，高不过蓝天，深不过海，好不过毛泽东时代。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三章 人间“天堂”（1958～1965） 九、无名英雄
一九六五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在加格达奇火车站附近，我的父亲和另外四个工人在工班长的带领下坐着轨道车到工地干活。轨道车是铁路工人常用的一种交通工具，下面是火车的铁轮子，上面是平板，在铁路上可以用手推或者手摇驱动把向前走。由于速度不快，轨道车的刹车装置比较原始：用一个木棍绑在车身上，刹车时拌动木棍，使木棍摩擦车轮停下来。
几个人在轨道车上有说有笑，不知不觉中走到一个很长的下坡。由于势能作用，轨道车突然加速，并且越走越快。工班长见状急忙扳动刹车棍，可是没想到绑刹车棍的绳子因为日晒雨林已经沤糟，一下子断了。在势能的作用下，失去刹车装置的轨道车就如同脱缰的野马，速度越来越快。工班长大惊，急忙拿着木棍跳下车，把木棍朝车轮底插去，想让车掉道。谁知车子跑得太快，木棍插了个空。工班长又拾起木棍在后面猛跑着追赶，可是根本就追不上了。
斜坡的尽头就是加格达奇火车站，站内正停着一列油罐车。我父亲他们几个已经看到了车站内正在徐徐行驶的机车所冒出的白色蒸汽，而且越来越近。其他在车上的几个工人见状纷纷跳车逃命，转眼间车上只剩下我父亲一个人了。但我父亲没有跳车，他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轨道车这么快的速度，如果撞上了车站内停靠的油罐车，那将会是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恶性事故。一定要想办法让车停下来！”当时车上已经没有其他可用的工具，我父亲就脱下了自己的羊皮厚袄叠起来并用袖子扎紧，使它成为一个枕头的形状，趴在轨道车上等待机会。
失控的轨道车此时已经像飞一样的驶入火车站区。这时，前面出现了一条铁路岔道（「注」岔道口铁轨间有间隙）。我父亲一看，感觉这是个机会，就在轨道车走到岔道的一刹那，猛地把羊皮袄塞到了车轮下。只听“咣当”一声巨响，轨道车掉道了。我父亲也被巨大的惯性从车上甩出一二十米远，跌落到地上。好在东北冬天厚厚的积雪如同软绵绵的毯子，我父亲被甩到地上以后，除了有些皮肉擦伤以外没损伤到骨头。一掉道，轨道车就没什么劲了，又“垮啦垮啦”地在枕木上滑行了一段距离之后，渐渐停了下来。就这样，我父亲用自己的机智和勇敢避免了一场恶性事故的发生。
这件事发生以后，工人们回去向上级汇报了。单位闻讯后派了几个人向我父亲核实这件事，但核实完了就再没人提起他的事迹了。一九六五年虽然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但在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导方针下，已经日益强调家庭出身了。以我父亲那样的出身和经历，自然属于异己分子，是没有受表彰的资格的。随后，单位召开了表彰大会，受表彰的不是冒着生命危险使轨道车掉道的我父亲，而是那个工班长。领导在大会上撒谎说：工班长从轨道车上跳下来以后没有自顾逃命，而是机智地阻止了轨道车的前进，这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态度”。会上授予工班长一个英雄称号，但对真正的英雄，我父亲的事迹却只字不提。我父亲并没有争什么，因为他早已经明白：无论自己做出何种英勇壮举，在那个制度下都是“不可信任的人”。
尽管上面如同祥林嫂一般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灌输“阶级感情”，但是人与人之间朴素的情感和良心却战胜了伟大领袖的号召。那次表彰会结束后，戴着大红花的工班长私下找到我父亲，红着脸地对他说：“这个红花应当你来戴，要不是你，别说戴红花，我连这个工班长也干不成了。”我父亲早就已经习惯于逆来顺受，于是微微一笑，回答道：“这有啥，让你戴你就戴呗，当时如果你还在车上，肯定也会想到这个法子。”说完，无名英雄轻轻地拍了一下戴着大红花的英雄肩膀，坦然走向林海雪原。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三章 人间“天堂”（1958～1965） 十、如此“友谊”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半期，都自认为真理在手的中苏双方之间争吵愈演愈烈。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苏共也是世界第一个共产党。从共产国际建立开始，就实行了严格的组织策略，所有国家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因此，毋庸讳言，苏共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就具有严重的“老子党”作风，对兄弟党颐指气使，甚至逮捕和处决兄弟党领导人，清洗、解散兄弟国家共产党组织。实际上，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苏共在许多方面已经有所收敛，但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也并非一时所能完全扭转。所以，中共反对苏共“老子党”作风的斗争应当予以肯定。
但是，中苏之间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什么长波电台、联合舰队，也不是反对“老子党”作风。苏共存在“老子党”作风好几十年了，为什么以前可以忍受，现在收敛了一些却反而不能忍受了呢？一个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都可以放弃，那么一个长波电台（「注」苏方提出建设长波电台起因是，一九五八年四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写信给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在中国南部合资建设一座新的大功率长波电台，苏方出资百分之七十，中方出资百分之三十，建成后由双方共同使用；中国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