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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文革”的方式解决某些问题倒是来得很快，特别是针对现在各级政府都头疼的“拆迁”问题。五十年代末郑州市文化路在扩建时，有一家钉子户特别难说话，无论好说歹说也不肯搬走。后来政府给他家盖了一处新院子、新瓦房，在当时来说标准已经算非常高了，但那家人还是不肯搬走。于是，宽宽的文化路走到他们家那里就窄了一倍。就这么着从五十年代末一直拖到文革，一天中午突然来了一队红卫兵，二话不说就动手拆房子，半天工夫就把他家夷为平地。可怜那家子人，连家具也没抢救出来。
在郑州时，我们家住的大杂院隔壁就是一个农业研究所的家属楼，一楼住着一对科研人员。那家的孩子当时大约二、十三岁，是个儿子，大大的眼睛，双眼皮，喜欢养小动物。后来他养的一只兔子可能是被谁偷走了，还在阳台上用粉笔写了“偷兔贼，不得好死”几个字。文革开始后不久，那家好长时间见不到人。开始我父亲还以为他们回老家了，后来才得知，那家两口子都被打倒后关牛棚了，留下那个孩子自己独自在家。一天晚上，那个孩子用电线缠住自己的双脚，触电自杀了。父亲又经过那栋家属楼时，看到“偷兔贼，不得好死”那几个粉笔字依稀还在。
一九六七年春节前后，我父亲还见过一回郑州郊区贫下中农的一次“革命游行”。那时郑州郊区的贫下中农都还穷得叮当响，大冬天的连一件内衣都没有，人人赤身穿着落满补丁的破棉袄。那天正是雪后初晴，天气非常冷，那些贫下中农举着标语，一个个冻得缩着脖子，浑身哆哆嗦嗦地在街上走着。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八、文革三国志
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的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从控诉“大跃进”和“信阳事件”搞起来的。在“大跃进”和“粮食关”期间，河南的领导人吴芝圃“左”得出奇，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老百姓痛在身上、恨在心里。其实，无论是河南的吴芝圃，四川的李井泉，上海的柯庆施，其“左”得出奇，根源都在上面。上面本来就需要忠实的、不具有任何独立思考的执行者，敢直言说真话的干部，如同彭德怀、周小舟之类，在双轮双铧犁事件、反右派、反右倾等一浪接一浪的运动中，早就反掉了。因此，河南人从对毛泽东的迷信出发，把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归咎于吴芝圃，等河南造反派一起来，就把当时已调到广东的吴芝圃给揪了回来，也算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郑州最早的造反派组织是郑州大学里出来的，叫“郑大联委”，得到了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支持，其头头就是在文革时期河南省大名鼎鼎、家喻户晓的党言川。“郑大联委”联合了河南全境的大大小小七十多个造反组织，成立了“二七公社派”。刘建勋调走以后，代理省委书记文敏生反对“二七公社派”，一度把党言川等“二七公社派”头头们给抓了起来。文革初期我的父亲尚在大兴安岭，对郑州几个造反派分分合合的过程不太清楚，也懒得打听。但人处在那个大背景下，每天耳濡目染，也还是略知一二。反正到了一九六七年，郑州三大造反组织的形势有点像“三国志”：二七公社、河南造总、十大总部三足鼎立，后二者在河南省军区的支持下常常联合起来对付二七公社。当时的郑州市已被三者搅得地覆天翻、乌烟瘴气了，经常有武斗事件发生。特别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到八月之间，二七公社、十大总部之间武斗最为频繁惨烈。
从五月初开始，“十大总部”就派人将“二七公社”的人围困在一栋大楼内，断水断电，日夜攻打。可楼内的“二七公社”的人早就森严壁垒，坚守不出。外面“十大总部”的人攻不上去，就用吊车吊了一个火车轮子，硬是把大楼撞塌。一开始让吊车主司机撞楼，主司机是个老工人，知道这事的分量，于是他拒绝了。 “十大总部”的造反派打了他一顿，并高唱“革命的站出来，谁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于是他滚蛋了。他的徒弟年轻，革命态度积极，头脑一热主动请缨开吊车。攻进去后，把还没死的找出来一个个用梭镖扎死，那些人死前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跟真的要就义似的。
后来“二七公社”死于武斗的人被自己一方埋葬在郑州大学校园里，并立上“革命烈士×××”的墓碑，文革结束之后就被炸掉了。到了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随着武汉“七二○事件”的发生，十大总部的后台“百万雄师”倒台＇霸气 书库 ｜。＇，中央明确表态支持“二七公社”，形势迅速明朗化了，“十大总部”作鸟兽散。后来，那个用吊车撞开大楼的吊车司机也被找出来枪毙了，我父亲在郑州街头曾看到过枪毙他的布告。接着成立了以一些老干部和“二七公社”、“河造总”头头们为骨干的革委会，局势渐渐才平静下来。后来，“二七公社”头头之一，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头头申茂功在中共“九大”时还被选为中央委员。当时，国棉六厂的工人很是兴奋了一阵子，回家后还兴致勃勃地说申茂功长、申茂功短，仿佛是他们自己当了中央委员一样。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九、血洗戴子营
在家里放假好几个月以后，我父亲接到单位通知：单位派性问题基本解决，可以回来上班了。于是，我的父亲又返回了孟塬。回到工地才发现，单位内的武斗虽然解决了，但现在武斗成了枪口一致对外了，而且已经换成了真枪实弹。原来，是当地军分区在“三支两军”中支持铁Z局造反派，唆使他们去攻打一个叫做戴子营的村寨。
戴子营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寨，甚至还有土城墙、壕沟，不知道为什么得罪了军分区和铁Z局。那天中午，单位里的工人民兵在军分区代表的暗中指挥下，手持半自动冲锋枪、手榴弹，向戴子营杀去。只要是碰到这种事，我父亲肯定是根本不沾边的，但是他有几个熟悉的工友却去了。这些人回来时有死有伤，剩下来的则把攻打戴子营的经历讲给了我父亲听。
那天他们乘着汽车来到戴子营时，村里早已壁垒森严，寨门紧闭。原来人家也有民兵，也有半自动步枪和土炮。外面人“嗒嗒嗒”往城墙上打枪，里面人则依托着城墙以牙还牙向外扫射。扫倒好几个人后，压得外面人抬不起头来，一时间难以攻克。这时，穿着工人劳动布制服，化装成工人的军分区参谋们，已经制订了调虎离山的计策，用大量工人民兵佯攻寨门，加强火力配置，造成寨门吃紧的假象。戴子营的人都是没见过世面的农民，哪懂得战略战术，于是傻乎乎地一股脑往寨门那里跑。此时，已经挑选出来的铁Z局敢死队员们则从另外的方向悄悄翻过寨墙，攻进了寨内，来了一个“敌群开花”。
工人民兵进村后，戴子营的农民民兵仍不投降，就以寨内房屋、院落作为堡垒，继续与工人民兵展开激战。跟我父亲非常要好的工友史××当时与另一个工友孙××二人一组，沿着街道两边慢慢往前推进，孙××在前面，史××在后面。突然，只见孙××身上一顿，接着往后踉跄退了两步，倒在史××肩膀上。史××连忙将其扶起抱在怀中一看，孙××腹部中弹，鲜血从的弹孔里直往外喷，只几分钟就断气了。另外死掉的一个工友是个学徒工，姓卢，那年才十八岁，刚参加工作不到一年，他是在翻越一堵院墙时被土炮轰死的。他母亲是个寡妇，就这么一个儿子。
经过大半天激战，到天黑时戴子营终于投降了。俘虏们被五花大绑地押送回铁Z局造反派工棚内，还进行了审讯、拷打，又打死一个俘虏。是役，铁Z局的工人民兵死九人，伤数十人；戴子营的农民民兵死伤不详，但肯定比工人更多。死于武斗的几个人，后来都被埋葬在黄河大桥南岸的沙滩上，永远注视着大桥上南来北往的列车。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十、孟塬纪事
打下戴子营以后，有军分区支持的铁Z局造反派威震潼关、孟塬一带，没有谁敢惹了，造反派自然也很神气。有一回，有一列客车停靠在孟塬车站，几个乘客和乘警坐在车窗前的座位上唠嗑。乘客看见车窗外来来往往穿灰蓝色劳动布工作服的人，就问乘警那是什么单位的？那个乘警一边抽烟，一边显示自己见多识广，不屑地说道：“那是铁Z局的人，哼，一群土匪。”谁知，车窗附近恰好有个铁Z局的工人路过，他一听乘警这么说铁Z局的人，顿时伸个脑袋大呼起来：“弟兄们！这个屌乘警说咱们都是土匪！”
这一喊不要紧，顿时有几百个工人抄着家伙奔向列车，转眼工夫就把列车团团围住，十几个人上去就把那乘警给揪下来。那乘警吓得面如土色，一边哀求一边扇自己嘴巴子。可是工人们依旧不依不饶，非要把那乘警单独留下来审讯。列车长知道留下来肯定是凶多吉少，于是赶紧向孟塬火车站的站长求情。老站长来到工人们中间，跟大伙说道：“弟兄们，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了这小子吧，我保证他以后再也不敢了。”那乘警也挺配合，跪在地上一个劲磕头作揖，嘴里还高喊：“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孟塬火车站老站长跟铁Z局工人朝夕相处，大伙儿也挺敬重他，听他这么一说，再看看乘警那副熊样，也就算了。
自从一九六六年以后，伴随着到处串联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上的流氓明显多了起来。有一天，一列从四川开来的火车上，几个串联的红卫兵拿了列车售货员的苹果和啤酒不给钱，乘务员跟他们讲理，那几个流氓就打了乘务员。乘警去吓唬他们，谁知这帮无法无天的家伙连乘警都不怕，还把乘警给绑了起来。列车长听说这事，指示火车司机把列车停到孟塬车站后，通知了车站方面，车站又通知了铁Z局。
竟然敢在“铁老大”的地盘上撒野，这还了得！铁Z局掌握实权的造反派大怒，立即召集了一两千人，将列车围了个水泄不通，几十个工人上车搜查那几个流氓红卫兵。几个肇事的红卫兵一看这个架势知道不妙，连忙翻车窗想跑。可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跑得了，大部分当场被抓，只有一个跳下车窗后趴在车底铁轨上。几个坏小子被抓住以后一清点，少了一个，于是又全车厢里大搜索。我父亲则带着几个工人查看车下。偶然往车下一瞅，发现火车轮子后面藏着一个人，于是这小子也被抓了出来。然后，又从这几个坏小子身上搜出钢鞭、匕首、军刺、手铐等凶器。列车长向工人们道过谢以后，列车又前行了，留下这几个坏小子由工人审讯。先开始几个小家伙嘴还挺硬，骂骂咧咧的。于是，工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