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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老周以外，铁Z局还有一位叫王宝成的炊事员，解放前给地主喂过猪，解放后则给公家喂猪。山西的冬天很冷，王宝成看到那些刚出生的小猪娃在猪圈里冻得瑟瑟发抖，于是生了怜悯之心，把那些猪娃抱进自己的被窝里。这事被《铁路工程报》的记者知道了，赶紧来采访他。问了一些细节以后，记者还要引导他的阶级情感，就问：“那以前你给地主喂猪时会不会这样做？”王宝成说：“那当然了，地主的猪娃也怕冷。”那个记者一听，也就不报导他了。
统治者的政治衰败还表现在工人之间相互称呼上。在五、六十年代，同事们总是互相称呼“同志”，表现出一种为了某项远大理想共同奋斗的愿望。到了七十年代，人们间私下的称呼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了毫无任何政治意味的“师傅”。铁Z局的工人中，再也找不出一个人，互相之间私下以“同志”相称了。假如有谁私下称呼别人“同志”，那么被称呼为“同志”的那个人不是觉得这人有毛病，就是觉得这个人准备找自己的碴。因为，那时侯假如要对谁进行批评或者组织处理时，领导总是郑重其事地把这个人称呼为“同志”，说“×××同志的行为是错误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文革后期，“四人帮”大搞形式主义，号召各级干部“白天一把锁，晚上一盏灯”。所谓“白天一把锁”，就是指干部白天下基层、蹲点；所谓“晚上一盏灯”，就是干部晚上回到办公室，加班加点地办公。这种貌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实际上根本就不把人当成人来看待，能做到这样的，恐怕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因此，自然也不会被真正执行。当时我父亲见到的干部们，白天办公室确实是“一把锁”，但都在家里呼呼睡觉；晚上也确实是“一盏灯”，但都是几个人凑在一堆打扑克。一九七六年我父亲他们出去汇演，到了附近的榆社县革委会、还有好几个公社，每到晚上，无一例外地看到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干部们都无一例外地在里面打扑克，还声称在学习“五十四号文件”。当时也不兴赌钱，输了的要么钻桌子，要么脸上贴纸条，要么头顶洗脸盆。他们还在一些平原地区看到一些土堆起来的“人造梯田”，是“农业学大寨”时搞的，好好的平地，硬是劳民伤财地弄成了凸凹不平的“梯田”，这也算中国这个国家的一个特色。可以说，来势汹汹、席卷一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此时，的的确确成了强弩之末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八、“七五·八”洪灾
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天灾人祸，接连不断。一九七五年八月发生的“七五·八”水库垮坝事件，可以说是一次惨绝人寰的大灾难。从一九七五年八月五日开始，形成于太平洋上的第三号台风移至河南西南部淮河上游一带。台风带来了超强降雨，从八月五日～八月七日的短短三天时间里，降雨量竟然达一千六百毫米，超过了该地区年均降雨量的两倍。
这次暴雨发生之前的几个月，恰逢当地持续干旱，因此当八月四日下雨时，各大小水库都开始蓄水。由于雨量太大，水库又只蓄水不放水，导致水位转眼就超过了警戒线。当水库的人们惊慌失措地去开启泄洪闸时，却发现铁闸早已锈死，无法泄洪。结果，到了八月八日凌晨，当下游的人们还处于睡梦之中时，板桥水库等几十座大中型水库相继发生漫顶、溃堤。霎时间，滔天洪水如万马奔腾般倾泻而下，几十米高的水墙将沿途的村庄、房屋、人畜一扫而光，漯河、西平、遂平、临泉、新蔡、汝南、平兴等七个市县被水淹达数米深，共有二十九个县市受灾，涉及一千二百万人，造成了惨重的人员和经济损失。垮坝后，在炸开下游蓄洪区堤坝分洪时，也因时间仓促没有通知蓄洪区内的群众转移，再次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
然而，当时全国在一片“莺歌燕舞”的形势下，对这次特大洪灾的详细情况却没有给予公开报导。查找当年的报纸，也只能发现几段关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慰问河南省军民》和《河南省军民奋力抵抗洪水灾害》之类的报导，给人的感觉是似乎那里有水灾，但没什么大不了的。至于死亡人数，现场惨状，则一律绝口不提。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惯例：报喜不报忧，掩盖真相；可以对别的国家发生的灾难或幸灾乐祸，或慷慨解囊，独独见不到自己国度里的灾难。
我的大姑父作为《解放军报》的工作人员，乘坐河南省军区派遣的直升飞机飞到了灾区上空。当时洪水已渐渐退去，飞机飞行的几个小时之内的范围之内，大地上所见满目疮痍，村庄荡然无存；水面上漂浮着人畜的尸体，以及箱子、木板等家什；在一洼一洼如同湖泊大的水边上，则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白花花的、淹殁者的尸体，浸泡在水里；那些露出水面的大树上，全都爬满了绿头苍蝇，黑压压的，把树枝都压弯了。
如今，“七五·八”事件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了，究竟有多少人死于滔天的洪水，至今却还是一个迷。民间对死亡人数的争论从未停息，从一万人、十万人到三十万人的说法都有，彼此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从来没有什么官方机构，去认真地调查一下当时究竟死了多少人。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九、公物还家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伴随着对政权的厌恶和失望，铁Z局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再那么大公无私了。那时，车间里偶尔也有人忙碌，但大家都不是在忙公家的活，而是在忙着给自己添置家当。好在车间里木料、钢铁这些东西应有尽有，于是大家每天打柜子的打柜子，磨菜刀的磨菜刀，做沙发的做沙发。连那些做沙发用的弹簧，都是心灵手巧的工人们自制的。
当时我到小朋友们家去玩，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大堆的齿轮、仪表等东西。当时也没多想，现在才明白，那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把“属于自己”的国家财产往回偷。或者自己留用，或者卖破烂挣点钱。后来才知道，这种现象在当时居然还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公物还家”。铁Z局内普遍的枕木、铁轨、各类工具就不必说了，几乎家家都有；有几家东西特别出奇的：有一家竟然放了好几百个上海产的“电磁继电器”，只是为了把它拆开拿出铜丝去卖；另一家和煤炭用的铲子，竟然是用半厘米厚的不锈钢板做的，我们小孩子根本就拎不动；还有一家，则用无缝钢管当柱子盖棚子。这些偷来的东西就在领导的眼皮子底下，可是根本就没人管，因为领导们自己也并不干净。
盗窃公共财物的风气，逐渐地成为了一种人们看来非常正常的事情，在文革结束以后也没有被刹住。领导蚕食鲸吞，工人小偷小摸。无论是多大的家业，也经不起这样的蛀蚀。无数国有企业，就这样被慢慢地被偷盗一空，千疮百孔。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企业需要自己找市场，讲效益利润。于是乎这些空壳企业的问题终于大面积地暴露出来，形成了汹涌澎湃的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和工人下岗失业大潮。统治者前面搞即兴试验，成功了算人家的功劳，失败了算人家交了学费，酿成的苦酒却要老百姓来吞下。
假如不考虑一贫如洗、物资匮乏、吃不饱饭这几条，那么当时工人们上班倒也还是很悠闲自在的。一九七六年夏天，我四岁刚记事的时候，常随父亲一起去单位上班。通常在点个名以后，就看到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躲在树阴下乘凉，把报纸撕成细条，卷进散烟叶抽。要么海阔天空、山南海北地吹牛，要么用石头子在地上画个格子，下“十八子围老虎”棋。还没到下班，工人们就三三两两地溜回家了，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着从单位偷回家的各种物品。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十、为希望活着
尽管我们的家庭一贫如洗，甚至连个安身之所都没有，但看着两个孩子茁壮成长，我的父亲母亲却充满了希望。那时粮食不够吃，我的父亲母亲都省下自己的口粮保证两个孩子的发育。饥饿是如此难以忍受，以至于我的父母在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越是离家近，越是感到饥饿，经常要扶着墙才能勉强走回家。由于父母的悉心照料和为下代的无私奉献，我和姐姐除了少数特别困难的情况外，都是又胖又壮。对，只要有希望，只要孩子在成长，一切痛苦和磨难自己都可以忍受。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思想的真实写照。
刚到太谷时，单位也盖了集体宿舍，但是必须要夫妻两个都是城市户口的才分房子。我母亲是农村户口，就只好租人家的房子住。那时对农民的户口歧视简直是令人发指，不但没有口粮供应，找不到工作，甚至连房子都分不上。本来家里生活就困难，还要额外负担房租。我们家最早租住的房子在太谷县手工业管理局对面小巷里。手工业管理局大院里住着一对大学毕业的夫妇，男的叫刘云龙，当时任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女的叫王梅玉，当时任太谷县妇联主任。我们住的老式房子里没有自来水，于是我母亲天天要到手工业管理局门前的公共自来水房去挑水。时间长了，经常与王梅玉打照面。按照太谷当地的风俗，女人一般是不干挑水这样的重活的。当时我的母亲年轻漂亮，但衣着破旧，王梅玉与我母亲打照面次数多了，便产生了好奇心。于是她向周围人打听，了解到我的母亲没有工作，家里十分困难。
王梅玉夫妇当时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刚刚，一个叫强强。由于王梅玉夫妇都有工作，孩子放在家里没人管，经常生病。于是有一天，王梅玉在我母亲挑水时叫住她，问她愿不愿意看孩子，两个孩子每个月十八块。我母亲一听，正求之不得，于是答应了。
和今天那些给孩子吃安眠药的小保姆们不同，我的母亲诚实、心地善良，对人家的孩子跟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照顾，无微不至。后来甚至出现了这种情形：每个星期六王梅玉来接孩子的时候，小孩就又哭又闹不愿意回家，回去了不是感冒就是发烧拉肚子，一来我们家就好了。王梅玉两口子见我的母亲为她看孩子如此尽心尽力，既惊奇，又感动。后来有一天，王梅玉找我母亲唠嗑，打听我母亲的身世，我的母亲就把家里成分不好挨批斗，嫁了男人却受到婆婆虐待，自己没有工作生活困顿的情况，跟王梅玉讲了一遍。言者声泪俱下，闻者泣不成声。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