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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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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却受到婆婆虐待,自己没有工作生活困顿的情况,跟王梅玉讲了一遍。言者声泪俱下,闻者泣不成声。于是,王梅玉在感动之余,下决心帮一帮我的母亲,在一家县办集体企业——太谷线材厂找了一份临时工作。当时,太谷线材厂革命委员会有一个头头叫邬××,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起家的,他风光时腰里别了两把盒子炮,人称“双枪邬司令”。王梅玉跟邬××一起住院时认识了,王梅玉跟他一说,邬××就同意了。

由于当时的政策不许农民自由流动,即使是当临时工,也必须要有城市户口。可我的母亲是农村户口,于是我前面提到的、我的义父王凤刚就把自己妻子的户口本借给母亲冒名顶替,才得到这份工作。所以直到现在母亲身份证上的姓名都还是别人的名字——张云霞,而不是她自己的本名——张秀菊,这就是那个年代给我们家留下的一个特殊烙印。虽然用“张云霞”这个名字已经三十年了,可我的母亲总是感觉这个名字很陌生,仿佛不是自己的名字。

当时的太谷线材厂位于太谷县城东大街六十六号,是一家生产铁丝、铁钉等线材的企业,共有职工二百多名,后来渐渐增加到三百多名,在太谷县也算一个比较大的企业了。我母亲初来乍到,自然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用猪血糊一种可以盛酒和豆瓣酱的篓子,每天干十二个小时,工钱七毛钱。编织这种篓子是太谷线材厂的前身“织箩社”的一项业务,也是太谷本地的一种传统工艺。由于制作工艺复杂,加工过程又脏又累,现在大概已经淘汰失传了。当时,不要说年轻的妇女,就是一般的男人也不愿意干这样的脏活、苦活,因此当时全厂生产这个的只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师傅,人员不够,才有了这个临时工作。可是,我的母亲对这个工作激动不已,因为这毕竟是她的第一个相对固定的收入来源。

我的母亲是吃苦长大的,人非常勤劳厚道,还特别要强。我的母亲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说自己“不行”。因此,她干起活来特别塌实,不但不偷懒,而且还特别有眼色,总是替老师傅把很多活都抢着干了,每天下班时还把那个干活的小屋收拾得一尘不染。我的母亲非常好学,就连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的这种编织篓子的技术,她也要研究透彻。即使是大冬天,零下十几度、甚至二十多度的情况下,她也照样来上班,浑身沾满肮脏、恶臭的猪血,双手被冰冷的猪血,拔出条条血丝。因此,老师傅对我的母亲赞不绝口,逢人便夸;而凡是跟我母亲打过交道、看到过她干活的人,也都无不敬佩于她的勤劳、肯干、要强。直到我考上大学,放假回太谷的时候,无论是遇到哪个太谷线材厂的老工友,没有一个不对我赞叹我母亲吃苦、能干、诚实的美德的。

没有背景的小人物的地位,完全是靠自己拼搏出来的。我母亲的吃苦和能干,日益赢得了线材厂领导和工友们普遍的尊重。于是在一九七五年的一天,我的母亲得到通知:到单位食堂去当炊事员,工资也升了。其实,当炊事员在物资匮乏的当时来说,应该算一样美差,自己可以吃饱,甚至还可以往家带点粮食。但是,那时的太谷人爱面子,总是觉得当炊事员是伺候人的活,没几个人愿意干炊事员。太谷县城小,一般人都中午回家吃饭,只有十几个人在线材厂食堂就餐,俗话说“众口难调”,这十几个人口味不一,反而比一般大单位的食堂更难办。食堂里原来那位老炊事员就是因为跟吃饭的人大吵了一架,一气之下退休不干了,厂里没一个人愿意当炊事员,于是就找到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她的这种态度也影响到了我。即使是在炊事员的岗位上,她也勤勤恳恳。我的母亲就让我的父亲,找来铁Z局单位食堂内部印制的一本《烹调知识》认真学习,很快学会了烧一手好菜,时不时给工人们换换口味。即便是因各种原因误了吃饭时间的工人,我的母亲也不辞辛苦,单独给他们做饭。当时是粗粮居多,山西人吃饭多为面食,对菜的要求比较简单,但要求面食的品种却很多,一个人一个样子,反而不好伺候。我的母亲就为这些人每人都做他们喜欢吃的品种,爱吃什么就做什么,削面、拉面、剔尖(「注」剔尖是山西一种面食,做的时候把高粱面和成约半厘米厚、半本书大小的一块,放在木板上用筷子之类的尖锐工具一点点剔到锅里,煮好后浇上卤水食用)、包皮面、猫耳朵、擦糟子、皮带面、高粱面糊糊……经常一顿要做七、八个花样。

我母亲不但勤快,而且干活利索,一顿饭做这么多花样居然也能应付自如,不禁令这些就餐的工人刮目相看。不仅如此,母亲还经常做一些诸如麻叶、捞面、面托、凉粉之类等河南的风味小吃给工人们换换口味。在食堂吃饭的那十几个人从来没有吃过如此好味道的饭菜,个个都非常满意。人的关系都是互相尊重处出来的,我母亲对他们好,他们也反过来对我母亲好,后来连碗都不用我母亲刷,他们吃完后自己就主动把碗给刷了。这些就餐的工人跑出去一说,上至领导、下至工人,全厂的人都慕名来食堂吃饭。虽然当时我的家里还很穷,当炊事员也有条件往家里拿东西,但我的母亲珍惜自己的名声,公家的东西一分都不拿。

当时,太谷线材厂与天津外贸公司有业务联系,天津外贸的业务员经常到太谷线材厂来洽谈业务,吃饭时就在食堂招待他们。我的母亲做菜功夫一流,用不多的肉、菜就可以做出各种口味的美味佳肴,吃得天津的客人们啧啧称奇。同时,我母亲虽文化不高,但脑子聪明,总是暗中揣摩别人的言谈举止,学习如何待人接物,故在天津客人面前显得不卑不亢、颇有风度。太谷人比较老实,不太会说客套话,饭桌上常常出现冷场的情况。每到此时,我的母亲就经常主动替单位领导打圆场。天津外贸公司的客人们每次来,不但吃得好,而且情绪也好,都对我的母亲赞不绝口。在这批天津客人里有一个主管山西地区业务的徐处长,跟线材厂的主管部门太谷县手工业管理局的头头们很熟,见面时常常夸奖我母亲,说人才难得,当临时工做饭真太可惜了。

转眼到了一九七六年底一九七七年初。我的母亲吃苦耐劳、为人厚道的好名声不仅在太谷线材厂,而且在那个不大的太谷县城也已经不胫而走,厂里的工人们要求给我母亲转正的呼声越来越高。当时,临时工转正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太谷县手工业管理局甚至专门召开办公会研究了我母亲转正的问题,并派出了手工业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王进来线材厂考察。王进到厂里转悠了一圈,找干部职工谈话,结果所有的职工都众口一词地夸我母亲人品好,又能干,强烈要求给我母亲转正。王进一听,心里暗暗称奇,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即使是考察干部时他也没遇见过如此口碑好、上上下下都满意的人。王进回去以后,如实向局领导做了汇报。这样,我的母亲转正问题就一锤定音了。

这时遇到了一个难题:我母亲当临时工时就是借用别人的假户口,真实户口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农村,而且因为出嫁以后十多年不回家,户口已经被注销了。没有城市户口,是不能转正当工人的。幸运的是,当时我父亲在宣传队有个好朋友,叫吴运生,是铁Z局公安处的政治处主任,算是个不小的官,有点面子。那时铁Z局是个流动单位,流动到哪里,户口就落到哪里;每次转移,户口都要迁走。户口迁移的次数多了,难免有迁错和漏掉的情况,好在铁Z局单位大,级别高,一般小县城的公安局也就通融了。铁Z局在山西黎城县(「注」今属山西省长治市管辖)有个基地,其中有位工人家属叫“段云霞”,本人的户口已经迁走了,但当地公安局销户时却漏掉了。吴伯伯在公安系统内部工作,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于是派了局公安处的两个同志到黎城县启“段云霞”的户口。我的父亲、母亲招待那两位公安同志到家里吃了一顿饭,当晚,两位公安同志就开着吉普车奔赴黎城县,两天后就把户口给起回来了。吴伯伯又出面找了自己的一个朋友,太谷县公安局的一位股长李××帮忙,把“段云霞”改成“张云霞”,在太谷县落了户。落户时李股长还纳闷,说光听说过改名的,怎么还有改姓的?吴伯伯一笑,嘻嘻哈哈地说当时写错了,李股长也就没有深究。就这么着,我的母亲在忍受了二十六年的户口歧视之后,算是当上了城里人。当时我已经记事了,起户口时请客的情景,还有那两位穿着蓝色公安服的叔叔,我还依稀记得。

不过,我母亲刚转正时,引起了很多临时工的嫉妒。当时厂里还有不少临时工,有些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在线材厂的前身“织箩社”干临时工了,二十年了还没转正;有些是线材厂职工的家属,自认为更应当转正。我母亲深知自己的转正肯定会引起他们的嫉妒,故而转正后一点架子也不摆,对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和气,还经常不辞辛苦地替他们干活。等我母亲到了财务以后,由于厂里经营形势不错,母亲就在厂办公会议上为这些临时工说话,提出厂里有钱了,临时工干活也很辛苦,最好也能享受公费医疗、劳保福利、工伤补助、副食补贴等等。当时谁都没把临时工的福利当成回事,我母亲这么一说,大家也都点头称是。经我母亲的努力,线材厂的临时工除了退休待遇这一条以外,其余的一切待遇都和正式工一样了。这件事以后,那些原本对我母亲有意见的临时工都非常感激我母亲,把我母亲看成能够为他们说话的贴心人。

我的母亲转正以后,我们家便成了令人羡慕的“双职工”家庭,并且家中只有两个孩子,因此家庭条件明显改善,在当时工人家庭中已经算好的了。母亲还把我的外婆从农村接来,一是享几天福,二是带我和姐姐。由于铁Z局是流动单位,职工的家属大多是没工作的。那时也不怎么太提倡计划生育,因此工人的子女也很多,有两个孩子的都是稀罕事,有三、四个孩子很正常,最多的一个工友有十四个孩子,吃饭时全家在用枕木钉成的大桌子旁,排成两列,像开公共食堂,他们的生活更为艰难。

大概在此前后,我们家还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住在农学院的唐叔叔一家。唐叔叔是四川人,学机电的,本来在南京机场任工程师,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送到太谷来改造,在太谷县农机厂当技术员。他的妻子是个好人,原先在南京一所大学教书,丈夫出事时两人刚结婚不久,也没有跟他划清界限,反而跟着他来到太谷,就在山西农学院当老师。他们有二女一子,老大是女孩,叫小京,老二也是女孩,叫文文,老三是个男孩,就叫小三。当时小京已经十四五岁了,喜欢拉小提琴,通过熟人介绍找着我父亲,于是两家人便如亲戚一样来往起来。到了一九八○年,老唐落实政策,搬走了。临走前领着老婆孩子到我们家道别,恰好我和姐姐都在农村,母亲也出差去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家。当时我父亲刚买了一本《三毛流浪记》,见小三在那里看得挺带劲,就对他说,也没什么好送给你,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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