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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鼻子骂道：“你给中国人丢脸！”农妇脸上挂着笑，用河南口音回答道：“没办法，孩子多嘛。”
在武汉，我也不止一次被这些乞讨者骚扰。每次为了脱身，我都要给个一块钱或者五毛钱的硬币。有一次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子抱住我，在我给了他一块钱硬币后居然还不满意，说道：“给这么点，小气！”我这个人一般不跟弱者计较，但见了这么个无耻的少年，也禁不住心里生气，大吼一声：“给老子滚！”那少年被吓住了，松开了我。后来我走了几步回头看了看他，竟然在向我做鬼脸。
武汉的洪山广场一带，则活跃着一批强卖玫瑰花的孩子。他们一般只看到情侣才动手，强行缠着要人家买花。一次我和妻子从那里经过，一个十来岁的小丫头缠着我要我买玫瑰花。虽然我一向不喜欢弄花啊草啊什么的，但心想，一枝玫瑰花也就两块钱，至多五块钱，买就买吧。谁知那丫头张嘴就要十块。妻子一听，说这不是敲竹杠吗？咱不买了。妻子拉着我离开，谁知那丫头居然抱住我的腰，也不说话，非要买不可。我就跟她说，丫头，你正是上学的年纪，咋不读书啊，干吗要干这个。那小丫头听了我的话，张嘴就骂：不用你管，连花都买不起的穷鬼！我一听，压住怒火说：做买卖得讲究自愿，我不买你的花你也不能骂我呀。妻子早就不耐烦了，一把把那丫头从我身上拽开，跟我说：就你个书呆子，跟这种人罗嗦什么呀？走！恰好在此时，另一对情侣走过，这丫头又缠住了他们俩。我摇了摇头，对妻子说：这种人长大了能长成什么样子？
在汉口的江汉路一带，则活跃着一批奇形怪状的乞讨儿。实际上这些乞儿多数是被人为地弄成各种畸形怪状：有的被用绳子把双腿从背后绑到胸前，有的干脆被人为地弄成残废。还有一些流浪儿，为了博取同情，冰天雪地中只穿单衣，因此被冻坏了手脚。此外我还发现，这些残疾的乞讨儿童往往有大人监视和唆使。他们通常在距离流浪儿不远处，监视着流浪儿的一举一动。据我了解，这些人往往是流浪儿的父母、亲戚，有些干脆是人贩子。本来应当在课堂中读书的儿童，成了这些人发财致富的工具。
我父亲患了多发性骨髓瘤以后，在二○○二年春节期间因为脊柱压迫性骨折而自己不能行动。为了方便自己回家做饭不在父亲跟前时照顾一下，我母亲到A医院找了一个护工。那个护工姓万，是个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姓万的嘴很巧，一个劲地让我们放一百个心，说自己有很多年的护理经验。我们听了，也就略微放了些心。这个姓万的“照顾”了我父亲一个礼拜，当我母亲一走，姓万的对我父亲说他昨天晚上照顾另一个病人，累了，想在我父亲床上睡一下。我父亲心善，也就同意让姓万的休息一下。我父亲动弹不了，姓万的就搬着我父亲到床的一边，然后就挤到我父亲那张窄小的单人病床上睡大觉。本来我父亲还以为他只是一时如此，却没想到姓万的竟然是天天如法炮制。偶尔醒过来，姓万的就跟我父亲谈论说自己缺钱。湖北有不少人有意思，不说挣钱、赚钱，而是说“搞钱”；一个“搞”字，把钱的来路弄得十分暧昧。姓万的就是这样，成天嘴里“搞钱搞钱”的，实在令父亲厌恶。但当着姓万的面，父亲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后来有一天乘姓万的不在，赶紧跟我母亲讲了。这才把这个一心“搞钱”的人给辞了。从此，我们家人对医院里这些护工厌恶至极，自己再累也坚决不雇护工。
二○○四年四月我父亲去世前几天，又住进了C医院。C医院也有护工，一开始还有几个跑来问要不要护工来“帮忙”。我们家早就知道这些护工普遍不怎么地，根本就没有考虑。我母亲每天招呼父亲，姐姐也从河北廊坊赶来伺候，我也向单位请了假守侯在父亲病床前。在伺候父亲期间，我看到旁边病房住了一个八十四岁的老人，他的那个护工是个十七八岁的农村小妞。别看这个小妞年纪小，如何损人利己却一点都不含糊。一天春光明媚，老人家想晒晒自己的衣物被褥，就请那小妞帮忙。小妞也正想晒自己的衣物，就不答应，把她自己的衣服搭在晾衣服架子上就出去散步了。老人无奈，只得找了根竹竿，自己颤颤巍巍地往竹竿上搭衣服。我母亲见状，赶紧过去帮忙。刚晒了一小会儿，那个小妞回来了，看到老人那些衣物被褥挡了她的阳光，立即气急败坏地走上去把衣服拽下来，嘴里还骂骂咧咧：“又不是明天就要死了，急什么急？”
对弱者施以同情，至少不故意坑害，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底线。然而在今日之中国，弱肉强食的观念已经深入很多人的心。即便是那些医院门口卖烤红薯的，其价格都比一般地方贵上四分之一。对，因为你弱小，因为你陷于困境，不宰你宰谁？在各个大医院的门诊部，往往还活跃着一批专门从事坑蒙拐骗的“医托”，假装成患者模样，虚情假意地介绍一些蒙古大夫、野鸡医院。城里人见识多，上当的少；很多农村人就被这群丧尽天良的骗子骗走了救命钱。此外，医院的小偷还特别的多，这帮贼知道这些来看病的人肯定有钱，于是专拣病人下手。父亲生病这几年，我奔走于医院，不止一次看到那些被偷了救命钱的病人呼天喊地、悲痛欲绝的情景。
二○○三年二月底，我和一位同事开车到外地出差，结果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汽车撞到水泥隔离墩上又翻了个底朝天。当我们从扭曲变形的车身中爬出来，惊魂未定地报警时，附近村庄的几十个农民拿着撬杠等工具奔到现场。看到我们人都还活着，那些人就跟我搞价钱，要我们付一千块钱帮我们把车子翻过来。我们这是因公出差，车子也有保险，自然不会要这些一没票据、二无工具的农民帮忙，就客气地向他们道谢后请他们离开。然而，那些农民就如同等待觅食机会的秃鹫一样围在那里不肯走，几个人把我们车上洒落在外面的香烟、打火机等东西捡起来塞到自己兜里，更多的人则围着已经摔开的汽车后备箱。当时我们的后备箱里还放着手提电脑、业务资料和一些生活用品，于是我走上前去请他们走开。他们却不走，指着散落在后备箱里的洗发水和饮料说：反正你们也没有用了，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吧。我当然不干，只好冒着汽车起火的危险守在那里防止他们哄抢。直到二十分钟后交警来了，那帮农民才不情愿地散去，走时一步三回头。后来我们清点后备箱里的物品，发现少了同事的一双新买的皮鞋。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道德水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二、柳巷北口
一九九七年春节我忙着给女友找工作，因此过年没有回家。那一年我母亲找太原钟楼街一家商场的段经理代销我们家的灯笼，姓段的仗着自己是坐地户欺负我母亲。尽管那一年灯笼行情非常好，姓段的却仍然按前一年行情不好时亏本吐货的价格结帐。可怜我父母都是老年人了，每天辛苦劳动十五、六个小时，做的货堆成了山，被姓段的这么一坑，除掉成本合计只挣了七千块的工钱。父亲听到这个消息，连悲伤带气愤得把一些焊好的灯笼架子踩扁，说这个生意咱们不做了！母亲虽然心里也很难过，但转念一想，不做灯笼靠什么生活呢？于是，咬咬牙还是又做起了花灯。
一九九七年行情好，家里的灯笼几乎全部卖光了。为了挽回损失，我的母亲和父亲又没日没夜地干活。恰好一九九七年的夏天，中国北方地区气候反常地炎热，连太谷县的气温也常常超过四十度，这是我们家搬到太谷以后从来没有过的。因为白天太热，父母也舍不得买空调，所以就晚上干活、白天睡觉。为了节约时间和金钱，父亲上街批发了很多三四毛钱一包的廉价方便面，二人一天只吃两顿饭，食物就是青菜煮方便面。夜晚干活光线不好，连气带累，我母亲的眼睛只一年就花了。当时我正因为给女友找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姐姐小孩也刚出生不久。为了不给我们增加思想负担，父母一直没把实情告诉我们姐弟俩。后来到一九九七年秋天父母到武汉来散心时我才知道这个情况，顿时感觉自己实在是太粗心了。要是我过年能回去帮助父母卖灯笼，那么父母也不至于被人家坑得那么惨。
因此到一九九八年春节，我向单位请了一个长假，回家帮助父母卖灯笼。回家之前，我在商场里给母亲买了一个当时最时髦的不锈钢保温杯，以便母亲卖灯笼时候有口热水喝。母亲知道我回来帮忙，春节前就在柳巷北口一家国营的五金门市部租了一个柜台，我从太原站下车就直接来到商店里。
这家五金门市部大概有四五十平米的营业面积，晚上我们家把货堆在商店里，到白天就拿到商店外面，把商店腾出来继续由人家卖五金建材。除此之外，商店门口一块地方还租给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独臂人搞印刷。门市部有三四个营业员和一个经理，人都还不错。那个独臂人原来是太原市的一个流氓团伙成员，与另一个流氓团伙打架时被对方砍掉了一只胳膊。后来，这个人又因为行凶被判了八年徒刑，出来后就靠做标牌锦旗，印制名片、饭菜票等活计谋生。此人面相凶恶，一看就知道不是善良之辈。他还谈了一个女朋友，是附近一家私人商店的营业员，当时才十六七岁年纪。当初这个独臂人看上了这个小姑娘，就经常有事没事地到那个商店转一转，渐渐混熟了，就总是请人家吃一块五一碗的凉皮。小姑娘不知道是陷阱，就跟着这个“叔叔”出去，被独臂人连哄带骗弄上了床。后来这小姑娘怀了好几次孕，独臂人都让她做了人流。即便是这样，独臂人对这小姑娘一点怜悯之心也没有。我母亲租柜台那天刚好小姑娘做了人流回来，不知哪句话惹了独臂人，被独臂人一脚从屋里踹到屋外，站都站不起来。那天独臂人不在时，商店的王经理叹息着对我母亲说：现在的小姑娘可真不值钱，一碗凉皮就跟人家上床，挨打受罪；这种人一沾上就脱不了身，动不动就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真是造孽呀。
有这样的恶邻，我母亲非常担心我言语不周惹毛了他，就把我叫到一边说：“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对这种人要敬而远之，千万别惹事。”母亲在商海里滚打了多年，历练出了跟形形色色人打交道的本领，对这个独臂人总是笑脸相迎，给他敬烟抽，有时见他一只胳膊拿东西不方便还主动上去帮帮忙。人都喜欢吃敬酒，独臂人见我母亲对自己这样厚道，也变得客气起来，还经常跟我母亲唠唠家常。听母亲把我们家情况一介绍，这个骂自己父亲是“老王八蛋”的独臂人竟然佩服起我母亲来，张嘴闭嘴叫大姐。后来有一天，独臂人见我跟母亲坐在一起抽烟，就凑过来跟我们唠嗑，对我说：“你妈这一辈子真不容易，把你跟你姐都扶上正路，你小子生在你们家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呀。以后你可得孝顺你妈，要不你还算个人吗？”我听了以后暗笑，心想我还用得着你这样的人教训？不过我还是连连点头称是。
此外，当时商店里还有一个看门的老张头，六十多岁，是太原重机厂的退休工人。老张头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