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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往南一两个街口？他开了很远一段路，没有人去追，虽然有很多人看到了。
当地警察还在询问当事人，我们让分局搞了个什么巡逻报告，说是发生了打架斗殴这类的事情。实际上，在我调查前几分钟，M 还在给他们做工作。警察把纳特科维茨关在当地拘留所。”他停了下来，眼睛转动，好像在祈求上帝的样子。“不过，如果万幸的话，我们会很快把他弄出来的。还有，如果万幸的话，晨报将报道一次肯辛顿附近罪犯相互枪战的事件。这与恐怖主义无关，没有任何问题。”他皱了皱鼻子，然后又补充说，“如果万幸的话。”
“那会使西八区势利的居民高兴的。”邦德皱了皱眉。“你们没有逮住任何人？”
比尔·坦纳又叹了一口气。他的双眼没有与邦德的双眼接触，随后摇了摇头。
“你们把他们丢了？你们把那个可爱的阿黛蕾给丢了？把那个俄国人也给丢了？”
“我想是这样。我们有人在那儿，与警察一道，非常快。鸟儿全都大摇大摆地飞了。他们在旅馆的房间也已经退了。帐付了，所有这类事情都做了。”
邦德咒骂着，然后又说，“你们弄清楚这件事情了吗，比尔？”
“一点也没有，我们有一个如何对待俄国大使馆的问题。一名法国高级女特工和一名反恐怖组织的著名成员拿着假证件溜进这个国家，而且与俄国第三号合法代表见面。我们怎样解释呢？从好的方面想，克雷西姆会肯定地说，几个星期前他就把那辆大众车卖了。他那些有牵连的兄弟也会说，那天晚上他整晚都在玩台球。我想，M 会同巴黎同等级别的人说些什么的，不过……”
“也许我可以给他提供一个理由。”邦德站起身来，试探性地走了几步，好像在海边试水一样，但是，他的头晕和恶心好像都没有了。他的夹克衫搭在椅背上，他伸手拿出阿黛蕾小姐那张正式但无礼的证件的复制品。他一面介绍法国安全机关试验英国安全机关的事情，一面把复印件交给坦纳。
参谋长嘟哝着，然后摇摇头。“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我敢说这是一派胡言，不过我们可以尽力对付。你感觉怎样，詹姆斯？”
“我会活下去，只是肩膀有些肿。那是我自己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不过那时没有更多可选择的。”他眨了眨眼，把头向周围转转。“我不认为有什么脑震荡。真讨厌，大夫非打针让我沉睡。本来我会安静待着的，你们大家应该知道。”随后，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情。“我想老头子一定非常生气。
他原来希望我们明天前后行动。”
坦纳点了点头。“你们仍然可能明天晚上动身。他认为这件事很重要，甚至又给你送来了一些机密资料。我在这儿坐着等你看完。”他把手伸进放在身旁地板上的公文包，掏出一个薄薄的黄色卷宗。“你读读，詹姆斯，然后我再把它销毁。M 办什么事都要绝对保密。”
邦德打开卷宗，标题为“叶夫根尼·安德烈耶维奇·尤斯科维奇将军简况”。标题下面是一个男人的照片，长像比较像循规蹈矩的科学家，而不像红军将领。他的脸细长，与苦行者差不多，带有明显的学究气。一双明亮的眼睛从厚边眼镜下直瞪着照相机。照片下面是身体状况的介绍。
邦德皱了皱眉，然后想起M 对他的警告。尤斯科维奇将军是约瑟夫·沃龙佐夫的嫡亲表弟。第二页详细列出了他的家系，旁边还有一小注，日期是1991 年1 月22 日。
致“鹿寨”行动全体有关人员。具初步消息，“正义天平”已抓住约瑟夫·沃龙佐夫，并坚持要俄国政府承认他是一名战争罪犯，因此必须考虑沃龙佐夫与尤斯科维奇的血亲关系。注意尤斯科维奇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军事领导人，他对现行领导及其目标和宗旨极为不满，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军官怀有破坏克里姆林宫采取任何积极行动的企图。必须指出，他在军事高层保持着他的地位，因为他是核武器及发射系统方面当之无愧的专家。
这个小注是M 的熟悉手迹，而且用的是他一惯使用的蓝墨水。邦德边翻着边续着简况，虽是尤斯科维奇职业生涯的简洁的叙述，但给人很深的印象。
尤斯科维奇生于1924 年，1942 年参加红军，他通过了短期的低级军官课程，于是作为炮兵连的指挥官直接上前线。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苏联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称呼）之后，他进入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1950 年毕业。
从这里开始，他的事业迅速发展。起初，他是一名少校，指挥一个火箭连，仅仅过了10 年，当苏联人开始在发射系统和火箭技术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时，他就当上了参谋长。
从1963 到1965 年，他进入总参学院学习，毕业时被授与令人垂涎的金质奖章，并在土耳其斯坦服役期间获得国防部授与的少将军衔，后来任南方军区司令员。1985 年他担任火箭部队总司令并一直保持这个职务至今。
他的军事著作包括许多关于战略问题的学术论文，从标题为《坚决捍卫社会主义的成果》的文章，到1989 年秋天发表的最新论文《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还有一些注释说得更清楚，虽然他与克里姆林宫领导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是他仍然是火箭、导弹、核武器和全系列发射系统方面最有经验的军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克里姆林宫观察家也写了一条注释，大意是说这位将军可能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最有实力的强硬路线军人，他是1986年才被新选入中央委员会的。尽管尤斯科维奇具有明显的反对改革开放的观点，但他仍然保持着在苏共中央内的地位，因为他完全是他的研究领域方面最有军事才智的人。作注者认为这个人对现领导层构成真正的威胁，同时最后哀叹说，“尤斯科维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军人。在意识形态转变时期，他一贯公开反对高层领导却仍然保持权力，他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政治或军事人物所无法取代的。”
“局长说你只要吃透这些材料的精神，掌握背景资料就行了。”坦纳望着邦德把卷宗合上。“事实上他是最坚持要你看的，他不断重复‘背景资料’这个词儿。”
邦德点头表示理解。
“那么现在的情况究竟怎样？”
“你听见过医生说的，他说得24 小时以后……”
“我不需要24 小时。如果我们打算干，就应该赶快行动。”他又坐到床的边沿。“喂，比尔，最近，我走这条路好多次了。例如，去年我扮作另外一个组织的成员进入美国现场察看情况。我不喜欢与克格勃合作的想法。不过，如果没有其他的方法……”
“我相信如果还有其他行动方案的话，M 会采纳的。这好像是最厉害的一招。”
“告诉他我想现在就动手。”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个老朋友。“我想自己梳洗和安排一下。我能回家一趟吗？他可以随时到我家接我。”
半小时以后，邦德回到了他在切尔西国王路一层的寓所。在开始梳洗之前，他打好了一个小航空包，装有他认为这个季节去莫斯科旅行必需的物品。
这些物品非常实用而且新潮，像保暖袜、内衣、手套和带翻领的防寒服，当然还有一两套西装和几件普通衬衣。谁知道他会到哪里去？
他仔细挑选了随身携带的装备，包括9 毫米口径的ASP 自动枪和几匣子弹。虽然ASP 现在已经不再生产，但他还是喜欢用它。他毕竟清楚，这种手枪还是挺抢手的，易手一次值三四千美元。现在美国特种警察和反情报机构都使用新型大号10 毫米自动枪，这种枪的杀伤力肯定大得多，但他认为它太笨，不适合他干这种工作携带。
他把每一样东西又检查了一遍，然后走进浴室，在热水龙头下冲了很长时间，让肩上的肿块舒服些。他冲完热水再冲了一会儿冷水，然后用毛巾使劲把全身擦干。
他正准备钻进被子躺一会儿，这时总部的直线保密电话铃声响了。
“是007 吗？”是M 沙哑的声音。
“是局长吗？”
“我们早晨8 点半钟派车到你那儿。参谋长告诉我你急着要行动。你感觉好了吗？”
“非常好，局长先生。”
“太棒了。把所有可能需要的东西都带上。我们计划让你明天晚上某个时候动身。我上午把所有必需的最新信息告诉你。”
老头子不等邦德答话，就把电话挂了。他把闹钟上到7 点，随后关了灯。
不到5 分钟他就睡着了。
虽然英国所有出境口岸都有安全局的人员和警察监视，但那个梳着乌黑长发的高个子姑娘却没有引起他们更多的注意，她踏上英国航空公司的第一次航班BA446 ，从盖特维克机场飞往阿姆斯特丹。这就是说，他们对她在安全方面没有任何怀疑。在这个寒冷的早晨，许多年轻军人显然为她心动，他们看见她下身穿着一条做工精细的牛仔裤，裤子似乎紧贴着皮肤，上身穿着一件非常紧的圆领衫。她的英国护照上写着，她叫哈丽雅特·古德， 30 岁，是哈顿花园一家小珠宝公司的高级经理。她对护照检查官员嫣然一笑，有礼貌地把护照递过去，他看了看，随即让她通过登机。
这次航班7 点30 分过后不久起飞，只晚了10 分钟。斯蒂芬妮·阿黛蕾吃着机上免费提供的早餐，喜形于色，这毕竟是她与鲍德曼先生在皇家咖啡厅用餐以后的第一顿饭。她望着窗外浓云密布，她想，到了阿姆斯特丹就会好的。首先她可以摘掉头上的假发，戴着实在太不舒服而且也太热了。到那时她就不再是哈丽雅特·古德，一切就都可以松心了。她还不知道亨利·朗帕情况怎样。
实际上他活得很好。正当英国航空公司的波音737 改型机开始在阿姆斯特丹的希波尔机场降落时，亨利·朗帕少校却登上了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在希思罗机场的310 空中客车，结果招惹周围很大的注意。不过对他的注意不像阿黛蕾小姐在盖特维克机场那样是由于她的性感招惹的，而是出于对伤残人的怜悯同情。
朗帕装扮成一个需要机场当局帮助登机的老头儿。他的身高由于坐在轮椅上谁也说不准，经过现代化装术更精巧的化装，他的秃头变成了散乱的灰白头发。他的护照上写着他叫罗伯特·布雷斯，长住阿姆斯特丹的英国侨民，这次来伦敦作短暂的商务旅行，不幸跌了一跤摔坏了右腿，现在乘机返回住地。布雷斯先生的腿打着石膏，情绪不太好。实际上他的脾气极坏，护送他下跑道和上飞机的人看到他登机以后才松了一口气。他们还确信，关于他需要特殊细心照料的信息会提前通知希波尔机场。
也许意味深长的是，当飞机一升空，布雷斯就得意起来，而且不需要任何人关心他到达希波尔机场以后的事，因为他说他的女儿将来接他。
“在纳特科维茨先生到我们这里来之前，我有几句话想单独跟你谈谈。”
M 坐在大玻璃办公桌后面，看起来很疲倦，这些年一直是这样。他热情地与邦德打招呼，询问他的健康状况。他又一次感到欣慰，他手下的人完全准备好了去接受这项使命。“参谋长告诉我，你想完成这项任务，尽管你确实对他说过，这种掩护马的策略最近用得太多了一点儿，是吗？”
邦德说他只是向比尔·坦纳发表了一点儿意见。“我是说了几句不高兴与克格勃一道工作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