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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班长手下有个文质彬彬的马赛人对他说，我们会保护你的。我们看重你，大大超过看重一个普通的包打听，你身上有一半是法国人。
他在本迪戈餐厅门口差点被人发现。回想起来，他觉得那个人肯定是看到他的，那穿黑色皮衣的家伙，从上唇到下巴，那圈胡茬几乎把嘴整个包围起来，可那张脸看起来还是很年轻。
人家在高级餐厅吃饭，他却像傻瓜那样站在夜风中。他突然觉得愤怒。他简直是在向人家示威，他在门厅那盯着人家看，他想看清楚这家伙到底在跟谁一起吃饭。他猜想别人一定是在留心他，搜寻他，他注意到穿黑色皮衣的家伙背靠墙站在阴影里，朝路的两头观察好久。
一定是看见他啦，别人现在变得极其小心。他不敢跟踪那辆车。靠走路是不可能跟上汽车的。至于汽车跟着汽车，那才是电影里的鬼扯呢。他想出个办法来——
他跑到兰心剧院的台阶上，从门厅后望着路口。他看到那辆汽车驶过，他把车牌号记在心里。汽车一定会开回车行。他一直等到那辆车回来，才跑到柜台上开单领牌子。他坐在司机座边上，他只多付一倍车价，只多付两块钱，就让司机把车开到贝勒路上，上次的乘客下车后走进哪条弄堂，司机记得清清楚楚。
昨天夜里，小薛躲在弄堂底，一直等到他们全部离开。早上他又来。
九点刚过，他站在五金铺柜台外面，店铺在贝勒路这一侧，正对着对面的弄堂口。他装作打电话，抬头张望——
不可思议！就像奇迹突然发生——很久以后他回想起来，仍然觉得那就像是奇迹。在弄口拱梁上方，在斑驳的红漆木板墙上方，过街楼窗口的花布窗帘瞬间拉开，一张面孔从暗淡的背景里浮现，是个女人，她探头看看窗外，她缩回去，关上木窗，又拉上窗帘。小薛认得她！那是船炫旁的神奇女主角，他曾冲洗出那张照片，可就算对着照片他也想不出是哪部电影。他很快就明白过来，这就是他想找的地方，就是这窗口，就是这间过街楼。按照他那业余盯梢专家的想法，于某种偶然的原因而走进同一条弄堂。
现在，他又要跟踪这个女人。他看着她走出弄堂，他自己走在贝勒路的这一俩，稍后一些，但几乎与她平行。他看到她在康悌路⑴口朝西边走，他看到她在街角停下脚步，他只好向东边拐去。
他产生一种奇特的想法，觉得那个“坏朋友”正在试图侵蚀他生活中所有的美好感觉，而他却猜不出那家伙下一次又会出现在哪个地方，哪个他根本意想不到的地方。
⑴Rue Conty，今建国东路。
十三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一日上午十时十五分
多年以后，当萨尔礼故地重游（此时他早已与小薛情如父子），眼望着昔日的租界饱受战争摧残。而薛因为在战时与各方都保持着密切联系（这多半也与他的天性有关），南京的一些机构竟然对他产生疑虑，对他展开一系列的审查，甚至一度把他秘密关押起来。薛的许多朋友——包括萨尔礼本人，勇敢地站出来，提供各种证据，萨尔礼少校甚至引用法国外交部的一些旧档案，终于使薛维世先生安然释放。
萨尔礼为小薛设宴压惊，他盛情邀请薛去法国——不仅作为他私人的来客，也同样作为法国政府的客人（因为他多年来对法国海外殖民地事务作出的贡献）在巴黎定居，当然，你也可以来南方，萨尔礼本人在上海服役期间，累积下来宦囊甚丰，在法国南方买下一辐地。
同时，在酒酣耳热之后，他们也开始回忆起往昔岁月。据萨尔礼说，刚开始他并未注意到这个年轻人，起初，只是一个白俄女人进入他的视线——他出于偶然的兴趣——如今他甚至可以不无自嘲地说，出于某种多多少少算是对美貌妇女的私下兴趣，他让人对这个女人展开调查。
随后，神奇地——他猜想那与冥冥中某种推动事物的力量有关——从这个白俄女人出发，调查线索突然令人兴奋地与金利源码头的暗杀事件汇合到一起。
今天早上在晨祷室门口，少校左手半只羊角面包，右手一杯咖啡，正用膝盖去顶那扇门。马龙班长伸手帮他推开，兴冲冲地告诉他，我们的小猎犬总算找到洞口啦。
特务班全体在等着他们。而马龙班长没在会上宣布那消息。他把一张纸条递给少校，少校扫视一眼，把它压在文件夹底下。离开会议室时，他要马龙把有关这个小薛的所有文件——包括提审他的笔录、他自己两天一次交来的那些情况汇报，以及从捕房保甲处找来的有关其个人历史的所有记录——统统拿到他办公室去。
纸条上写的是一份情报，使用法语，拼写和语法几乎找不到瑕疵，据说是那个姓薛的业余摄影师的作品。情报揭露一条惊人的消息：摄影师跟踪白俄女军火商的一个朋友（马龙用铅笔在边上注明此人就是那个陈姓买办商人），发现他进入贝勒路的一幢房子。第二天，当他再次前往那幢房子附近仔细观察时，发现这幢房子里有个意想不到的客人，摄影师在报纸上看到过她，正是金利源码头被暗杀的曹振武的太太，这位太太在刺杀案发生后旋即失踪。
在这次暗杀事件中，最让少校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刺客对新闻报道的重视，他们——深入调查后发现那是个组织严密的暗杀团伙——事先就把消息透露给记者，随后又向记者提供一些文件，一份虚张声势的声明，加上一份故事大纲（以使报纸的说法和他们自己的版本保持一致）。这个暗杀组织不仅精心策划一起暗杀行动，更试图操纵新闻机构对消息的传播。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说少校本人也大受启发。
后来在一次晨会上，他就对特务班里几个亲信下属说，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真相。也许真相就是这一大堆文件，就是这堆剪报、审讯笔录，真相就是大街小巷的窃窃私语，就是由便衣包打听们每天上交的调查报告。简而言之，真相就是这些档案。
多年后少校仍记得，那些日子里，上海风雨飘摇。这可不止是比喻的说法。那年早春雨水特别多，周围省份频发水灾。直到四月初才放晴。当时，法租界警务处政治部——萨尔礼少校负责的部门——好像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众人瞩目的要害部门。在萨尔礼少校的记忆里，他从来就没这么热门过。甚至连英国人也向他推心置腹。他的同行，公共祖界的马丁少校邀请他到乡村俱乐部共进午餐，烤得半熟的牛排和羊腰堆在一个盆子里，他记得当时还有一名年轻的英国外交官员在座。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当马丁说到一些重要问题时——比方说双方共同建立某种情报交换的日常机制，他就变得愈发沉默，凝视他的酒杯和雪茄。很久以后，少校还记得一些租界传闻（在上海还有谁比他消息更灵通？），这位年轻人后来卷入到一起桃色事件中，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黯然离开上海。
马丁那天说，他希望萨尔礼少校把这理解为“达成某种私下方式的共识”。因为如萨尔礼所知——如今的伦敦被一帮鼠目寸光之辈占据，以麦克唐纳⑴为首。首相从前是外交界的圈内人，马丁转头看看那个年轻人，像是略带歉意。伦敦传说工党内阁里有苏联间谍，真是让人大开眼界。英国政府恢复对苏联的外交关系，并且正在从海外殖民地撤军。这从上海租界也能看出点迹象来，英国人似乎有意让日本陆战队代替自己执勤。所以，马丁说，莫洛托夫说得一点都不错，如今法国才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头号敌人。
他记得那块牛排足足有二英寸厚，用铜丝网夹在煤气炉上烤到三分熟，浇上鲜奶油汁，再浇上一些英国Lea & Perrings公司出产的Worcestershire Sauce（中国人把它叫做辣酱油）。如今回想起来，那段日子他胃口真好，那样美好的岁月，他再也找不回来。奇怪的是，一旦离开那块殖民地，他的消化能力就大大退化。当年在上海，似乎人人都那么好胃口。
“因此，少校，一些老练的伦敦人士希望我们同法租界警务处建立一种更为紧密的联系。”
是的，这是所有事情的起点。可这一切薛又怎么能知道呢？当时，他还是黄浦江边这块租界里的小混混。懵懵懂懂卷入一项对军火交易集团的调查中，像是误撞上蛛网的蝇虫，拼命扑扇翅膀想要脱身。
今年初，外交部通过私下渠道向少校发出一个信息，巴黎的说法是：至少要“策划一两次能够引人注目的行动”，以配合巴黎近来针对莫斯科的贸易禁运政策。和马丁他们的做法不同，法租界政治警察部门向来的政策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殖民地警察的任务是保证商人们的贸易安全，商人得益，警察也得到自己那份利润，大家得利。能够同那些激进组织相安无事是最好的，少校有时候甚至认为，正是那些组织的存在，才让法兰西的海外殖民地变得不那么沉闷，不那么无趣。法租界从不理会英国人的那一套，公共租界想要抑制帮会势力的蔓延，清除赌场和妓院，法国人张开怀抱欢迎它们。公共租界和南京政府合作，逮捕共产党人，法租界则睁一眼闭一眼，故意动作迟缓，走漏风声，让他们撤退机关，转移账户。只要这些人不过分捣乱，不添麻烦，法租界警察部门就容忍他们。在殖民地事务上和英国人唱唱对台戏，刻意表现法国式的开明，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
一夜之间风向转变。对外宣称的理由是法国情报部门获得可靠证据，证明印度支那激进运动组织的叛乱活动得到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支持。而对这些叛乱活动提供财务和其它必要支持的领导机构，其隐藏地点正是在上海。海防的邮轮带来各种文件，从装订成厚本的研究报告到搜查现场取得的小纸片。也许他只是想交差，也许他是想要真正做出点成绩，在自己的殖民地警察部门工作履历上好好加上一笔，无论如何少校都必须采取行动，他开始调阅在办案卷。少校向来都喜欢对手下说，你放一放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你睁大眼睛盯着，蛛丝马迹足以挖出大案子。这种事情需要想象力，是的，想象力，而萨尔礼少校并不缺乏想象力。
必要的想象力，再加上对于这座城市的充分理解。少校认为自己是理解这座城市的。法租界大大小小的住宅区，在那些像迷宫一样的弄堂里，有多少花样能逃得过少校的眼睛？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虽然人家说我们法国人天性自由散漫，但我们也同英国人一样擅长管理城市，甚至比他们更擅长，而我们还会让殖民地变得更有趣。
政治部的所有在编警员都有自己的“包打听”小队，每个“包打听”手底下又另有几十条眼线，他们就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这个城市的肌体深处。他们每天都要提交报告，不管写在什么纸上，哪怕写在香烟盒锡箔的背后。如果不会写字，也可以口述，由他的上级记录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