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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木来到曹凤岗家里。这一次，倒过来了，不是曹医生给彭加木治病，恰恰相反，却是彭加木帮助曹医生总结经验。彭加木带来许多他服用过的中药药方，给她讲述哪几种药方比较有效，建议对别的病人也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
彭加木在上海只工作了一个来月，连曹医生要他到中山医院复诊，他都来不及去，又“马不停蹄”地奔赴边疆了。
他没有失约，在1959年初来到了昆明，来到了蔡希陶教授那里。云南的生物化学实验室也正在建设之中，许多青年缺乏经验，正需要他的帮助。
彭加木在昆明工作了三个月之后，第三次来到新疆。他参加了北疆阿勒太地区以及玛纳斯河流域的野外考察。他还协助新疆分院筹划开展伊犁河流域综合考察和新疆盐湖考察工作。
当时，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正准备在北京建立中心化验室，由于彭加木是学农化的，身体又不好，想把彭加木留在北京，主持中心化验室工作。为此，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负责人简焯坡写信征求彭加木的意见。彭加木在1959年4月，郑重其事地复信简焯坡，再一次申述了愿在边疆长期战斗的心愿：
关于我以后的工作问题，我个人的意见，首先是坚决服从组织调配，派往哪里就去哪里，交下什么就做什么。关于工作地点问题，有一点提出请领导上考虑的，就是希望能在边区工作。最好不要留在北京或至少不要长期留在北京。漆主任（作者注：即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漆克昌）提到综考会要建立中心化验室，这事情我觉得也可以做，只是用不着花太多的时间，有三个月到半年左右就可以把化验室建立起来开展工作了，长期继续主持化验室的工作，可以另找更合适的人选。北京比边区更容易找人些。现在我仍然愿意在向科学进军的道路上，在攻克边疆地区科学堡垒的战斗中，接受当一名爆破手的任务，我有信心保证完成任务。
就这样，彭加木继续在边疆“铺路”、“架桥”，为边疆添砖加瓦，添草加木。
1959年8月14日下午，彭加木亲自来到乌鲁木齐车站，迎接前来新疆指导工作的上海科学家王应睐、殷宏章、苏元复、曹天钦、周光宇、焦瑞身。尽管当时的新疆分院还正在施工、建设之中，却使这几位老科学家感叹不已！
彭加木的导师应睐教授，曾写下了这样的观感：
在乌鲁木齐市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我亲眼看到了彭加木同志在那里的工作情况。使得我大为惊奇的是，当时新疆分院虽还处在建院时期，但实验室设备已相当齐全，有些现代化的精密仪器也已安装起来，真是琳琅满目。问起分院的同志，才知道原先的工作条件是极为困难的，连玻璃管、酒精这种实验室常用物品都很缺乏，工作几乎无法开展。多亏彭加木同志帮助他们设计实验室，采购仪器，安装设备，以至培养干部，掌握技术，才取得了像现在这样的成绩。当时新疆分院已经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彭加木同志是重病初愈的人，但依旧干劲十足地投入糠醛生产试验等研究工作。这一切都使我十分感动，使我认识到他支持边疆的
行动是对的。他的辛勤劳动，对边疆的科学事业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本来，彭加木是王应睐教授的得意门生和助手。当彭加木在三年前打报告要到边疆工作时，王应睐教授有点舍不得，一再挽留他在身边工作。如今，他亲眼看到了彭加木对边疆的贡献，赞扬他的“铺路石子”精神，称誉他是名副其实的科学事业中的“建筑工”、“铁道兵”、“铺路石”。
原先对彭加木离开上海深表惋惜、叹为“电泳走子龙”的曹天钦教授，此时此刻，也深受感动。他认为彭加木“看得6，想得更广，而且以实际行动，在条件还不具备的地方赤手空拳创造条件，在广阔的荒地上开垦播种。他的贡献不只是一个点或几个点，而是面的贡献”。
彭加木奔走不息。1960年，他在北京协助建设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的中心化验室，并指导工作。这一“铺路”任务完成之后，他又“起锚”了。
1960年8月，彭加木离开北京，风尘仆仆应邀来到陕北榆林治沙试验站，在那里参加了治理沙漠的生物固沙试验。经过几个月的奋战，他写出了题为《生物固沙试验》的科学论文。
这年月底，彭加木回到上海。意想不到是，他的身体又遭到了病魔的袭击，一场新的考验开始了！
◆再斗病魔
从西北回来，彭加木感到异常疲倦，周身乏力。他的视力，又明显地减退了。
夏叔芳深知彭加木的“牛”脾气，他非到万不得已，是不肯上医院的。他把曹医生请到家里来。曹医生一看，发觉苗头不对，无论如何要彭加木到中山医院149来复诊检查。曹医生还给彭加木施加“压力”——如果不来复诊检查，就正式通知你的领导！这下子，彭加木没有办法，只好来到中山医院。
这一次检查，非常严格、认真。
曹医生为了检查彭加木的上腔静脉情况，进行了血管造影。为了注射造影剂，所用的针头比较粗。造影剂是从手臂上的“贵要静脉”打进去的。由于彭加木多次注射氮芥，以致手臂的静脉血管壁比较硬，针头滑来滑去，扎不进血管。曹医生急得汗水、泪水一起流了下来，彭加木却一声不吭，面不改色，鼓励曹医生道：“不要紧，慢慢打，再换个地方打。”另外，曹医生还抽取了彭加木的骨髓，进行细致的化验。
没想到，几天之后，中山医院通知彭加木——住院治疗！
彭加木预感到可能是病情恶化了，不得不住进了中山医院。
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原来，曹医生在做了血管造影之后，发现彭加木上腔静脉严重阻塞。更使她吃惊的是，在彭加木的骨髓涂片中，查出了少数“异常网状细胞”，推断他可能患有“网状细胞性淋巴瘤”。
“网状细胞性淋巴瘤”，是一种更为危险的恶性肿瘤。医学文献指出，这种恶性肿瘤患者，除了特例之外，一般只能活三个月。
彭加木又一次面临着死神的挑战。
彭加木向曹医生打听，自己究竟又患了什么严重疾病？这一次不同了，经过曹医生与组织上商量，认为彭加木经受过四年前那场生死考验，他的毅力是惊人的，可以把病情告诉他。
彭加木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便更加抓紧工作。……
三个月过去了，彭加木依旧活了下来。当医生和护士向他投来惊异的眼光时，他风趣地说：“我是不会死的！死了阎王爷也不敢收留！”
他一出院，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当时，上海正在举办全国性的“高级生物化学训练班”，彭加木主动要求担任辅导工作，经常忙到深夜。
这时，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领导得知彭加木又一次濒临险境，为了他的健康，劝他调离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在上海安排适当工作。彭加木却念念不忘新疆，在1961年4月18日复信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办公室的领导：
我在医院查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上腔静脉阻塞，一是在骨髓检查中发现少数异常网状细胞，有患网状细胞瘤的可能。
网状细胞瘤是一种比较讨厌的病，病情的发展常常是快的，往往在一两个月之内可以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现代医学尚无根治此病的方法……
我目前病情幸而尚无显着的发展。
……余留下来让我能继续工作的时日，恐怕未必会有很长久。按一般而论，似目前状况再维持一两年或三五年，即属十分罕有的例子，如不能善于利用此短促时光，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尽一份力量，实堪惋惜，内心亦常为此焦急不安。
现在天气已经转暖，新疆地区的气候亦已将成为我可以在该地区工作的季节，未悉我现在是否可以前往新疆的准备？
经过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与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领导共同研究，考虑到考察队的生活异常艰苦，彭加木的身体已不能适应，决定自1961年4月底，把彭加木调回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户口也由北京迁回上海。但是，领导上也考虑了彭加木再三要求赴边疆的强烈8望，同意彭加木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在合适的季节中，去新疆工作几个月。1961年夏天，彭加木又奔赴新疆了。从此，他不顾身患重病，每年夏天差不多都抽出三个月的时间，坚持去新疆工作。有一次他去南疆考察生物资源，一连坐了十六天汽车，终于翻过了高耸入云的天山。尽管他是咬紧牙关才度过那漫长而艰辛的十六天，但他为自己闯过了这一难关而感到无比欢欣。
◆征服“科学之眼”
我没有听彭加木同志说过“难”字，也没有见过他开过空头支票。只要工作需要，他就有这么一股子劲——总要细心探索，刻苦钻研，不彻底解决不肯罢休。当电子显微镜安装后验收时，由于国内还没有鉴定高分辨率技术的经验，我们受了不少肮脏气。为了永远摆脱这种被动情况，为了对人民负责，看看这台仪器的鉴别率到底是多少，是否符合厂方所开列的规格，彭加木同志硬是花了一个月的功夫，通过顽强的探索，掌握了铂铱粒法，测出了仪器的鉴别率。这仅仅是他刻苦钻研业务技术的许多事例中的一个。
以上，是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曹天钦教授在回忆彭加木的文章中，所写的一段话。
彭加木是学农业化学的。当他在中央大学农学院读书时，别说没摸过电子显微镜，连看都没看过哩！
他，怎么会跟电子显微镜打上交道呢？
原来，1962年，当他在上海休养期间，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进口了一台高分辨率电子显微镜——当时国内的第一台。由于没有经验，在安装、调试工作中，遇到许多棘手的问题。彭加木一听说，尽管他自己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新技术，151却知难而进，主动求战。领导上同意了，派彭加木主持建立电子显微镜实验室的工作。电子显微镜是一种崭新的现代化科研工具。
人们常常把自己的眼睛称为“肉眼”。人的眼力不够，肉眼只能分辨大小为01—0。2毫米左右的东西。
自从在16世纪出现了光学显微镜，微观世界的大门自此被打开。人们用光淡显微镜把物体放大几十、几百倍，发现了微生物和细胞。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把细胞的发现称为19世纪的三大发现之一。
不过，光学显微镜的放大倍数最大只有1500倍左右，最高分辨本领大约为2000埃。一埃，就是1/1，000，000厘米。
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始试制新型的显微镜——电子显微镜。
1932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显微镜诞生了，放大倍数只有12倍而已。然而，它飞跃发展着。如今，它的放大倍数已达几十万倍，甚至达上百成千万倍，分辨本领高达一埃。人们借助于电子显微镜，可以观察分子、原子。
电子显微镜被誉为“科学之眼”。它广泛地应用于生物学、冶金学、化学、地质学、半导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