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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哥说：“他们是跟我。”
三哥的敌工队与柯子炎的行动组打来打去，柯子炎调动周边特务和警察，发动了几次围捕，想抓住三哥，都没有成功。几天前双方在集美附近短兵相接，打了一场，战斗中柯子炎的特务一死一伤，三哥这边有个战士重伤被俘。被俘战士遭到刑讯，坚持不招，“血手”柯子炎下令用匕首割喉，战士被害于刑室。三哥他们与柯子炎对打，在同安、集美一带频繁露面，动作很多，昨天晚间他们突然隐身，潜到了海澄，为了今天接我们和电台。柯子炎他们急于找到三哥踪迹，分头在九龙江沿岸几个渡口搜查打探，刘树木因此到了海澄。
“如果来的是柯子炎，可没那么简单。”三哥说。
“打死他？”
“我要活的。”
我把特务到我们家搜查的情况告诉三哥，问他是不是姐夫出事了。三哥说姐夫从游击区匆匆返回台湾后，情况发生变化。上级安排姐夫和部分人员分批撤回大陆，撤退人员大多顺利到达闽南游击区，姐夫最后走，本来应该到了，但是始终不见，这边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台湾那边也没有。特务到处搜查他，可见也没有落入敌手。
“我们还在找他。”三哥说。
我问三哥我怎么办。他让我跟他上山去，游击队会给我安排工作。
“我可以吗？没报告上级。”
他有些不高兴：“孙力说了。”
他责备我不听话，小小年纪，头脑发热，不知道有多危险，冒冒失失跟上个人就走了。不只是自己危险，也得想想母亲，没想过母亲会担惊受怕吗？
我抢白他：“现在你知道了。当初怎么不知道？”
他辩解，说他离家时间越久，越觉得对母亲心存愧疚。原想母亲身边还有大姐澳妹，不要紧，胜利以后他再去尽孝吧。没想到大姐先走了，大哥也走上同一条路。所以他想尽量让我避开风险，等将来胜利了，安全了，那时再让我参加。
“你倒是不吭不声跟上别人。”他不满，“到底为什么？”
按三哥的意思，我要是真想参加进来，该跟他先说，听他安排，比较可靠安全。但是我之所以自行其是，就因为不可能。在他们眼里澳妹永远是澳妹，属于“妇孺老小”一类，小时候可以获准跟在他们屁股后边玩儿，杀头掉脑袋的事可不让我跟。
我抱怨他：“跟你说管啥用？你们都当我是小孩。”
他说：“算了，已经到了这里，不必马后炮。”
他问我具体情况，谁是我的上级？组织如何发展，目前怎么行动？他是我三哥，问这些更多地出于关心，我却不能多说，因为是组织机密，上级没有指示，我不能随便透露，哪怕对自己的三哥。我能讲的就是眼前一些事情，我告诉他我所在的组织是从厦门侨师发展过来的，最近我们活动很困难，我的上级已经暴露，敌人在抓他。几天前我们开会，宪兵押着一个被捕的年轻人查他，我们几个人被堵在房间里，还好年轻人装作不认识，没有指认人。事后上级决定我们先隐蔽，暂时停止活动，下一段的行动视情况发展再通知。而后我们与他失去联系。
“上级断了，我自己给自己找任务。”
“你急什么。”三哥瞪眼睛，“澳妹的任务是将来。”
三哥他们遇到的情况与我们一样，毛森指挥厦门军警特务垂死挣扎，全力镇压地下党活动，形势非常紧张。三哥他们领导决定留下一批隐蔽较好的人员坚持工作，其余的特别是可能已经暴露的人员则尽快撤出，进山参加游击队，加强游击斗争，也保存、锻炼干部，迎接解放。近日里有一批批地下党人员，特别是青年学生离开厦门，包括今天我们这批。尽管我不属于三哥他们系统，由于参与了地下活动，三哥考虑我的安全，要孙力把我也带走，一起上游击区去。
“只是不忍心阿姆。”他说。
不禁我又落泪。
母亲真是命苦，生我们这些儿女，一个个不能尽孝，反让她担忧。大哥大姐牺牲，姐夫下落不明，二哥离家多年，原先还有我跟母亲做伴，现在我也走了，三哥让我护送电台离开厦门，他最放不下的就是母亲会担心、难过。但是没有办法、此刻让我离开对我对母亲都好。母亲养育了一窝地下党，她自己不是，虽有柯子炎威胁，不至于出太大问题。我在厦门活动，倒可能牵连她陷入危险，因此不如撤出来。还好胜利在望，不要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跟三哥上山去游击队根据地，到自己人的地方去工作，我非常向往，问题是我没办法向老江报告请示。解放大军进军福建，三哥他们非常需要电台，帮助他们找到并送出电台，虽然不是老江交给我的任务，却是迎接解放的大事，这个任务我应当完成。如果老江未受特务追捕隐蔽起来，我找到他汇报，他应当也会批准。但是现在电台已经安全送达，如果我还留在游击队，一旦老江有任务，却无处找我，以后我怎么说明？
“胜利后我们帮你说清楚。”三哥说。
“我是不是该回厦门呢？”
三哥眼睛一瞪：“送死吗？”
我已经离开险地，三哥不会让我重归虎穴去面对杀人魔王毛森和特务柯子炎。胜利后无论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在此之前由他们给我安排工作，解放后再将具体情况报告上级，上级会核实清楚并为我作出结论。
“臭澳妹在山上老实待着，别总想什么任务，将来有的是。”他说。
“臭三哥。”
我们家孩子里，三哥与我年龄最接近，只比我大四岁，小时候我总跟在他屁股后边玩。我们家跟别人家不同，长兄如父，大姐则有如另一个母亲，只有三哥完全就是哥哥的角色。我童年和少年期间他经常带我，他喜欢逗我，其实很会照顾我，我喜欢跟他斗嘴，其实很依赖他。此刻跟着三哥，我感觉特别踏实。
我们踏上上山之路。
这是我第二次跟三哥上山。上一次为了找姐夫吴春河，我们走山路，这一次走水路，顺大溪，转小溪，直到一个小码头弃船步行。我认出了这条路。
“到黄狮坑？”我问。
三哥表扬：“澳妹眼睛大，认得路。”
黄狮坑是游击区的门户，进山有几条路，最后都要到这里会合。
孙力他们在集中地点等候，这个集中地点我熟悉，就在易太太的大庄园。见面时孙力松了口气，他埋怨：“你搞什么？”
海澄街上遇险时，他们逃出小饭馆，拼命往前跑，转进一条小巷，这才突然发现我没有跟上。孙力着急，打算返回找人，接应人员当即制止，说队长命令以最快速度离开，不许片刻耽误，应急情况队长自有处置。他们上船离开，一路为我担忧，在黄狮坑见面才放下心。孙力很奇怪，问我当时怎么没跟上，到哪儿干什么去了。
三哥反批评孙力：“把人丢了，你还敢问？”
易太太听说三哥来了，特地前来看望。她一眼认出我。
“这不是小钱兄弟的小妹吗？”她问。
三哥说：“易太太好记性。”
易太太开玩笑：“小姑娘不错，给我吧。”
三哥也开玩笑：“行啊，跟你学双枪。”
易太太倒认起真来，提起姐夫吴春河，说当初误会了，逮住吴先生，打个半死，拖出去砍了。还好人家命大，活了过来，才知道是共产党，还是小钱兄弟的姐夫，真不好意思。小钱队长不计较的话，把妹妹留在这里，保证好好款待，补一补歉疚。
孙力赶紧插嘴：“易太太另外挑一个吧，她不行。”
易太太奇怪，问孙力为什么。孙力批评说，别看是大学生，其实就是个小女孩，不高兴了，动不动就哭，哭声特别大，比得上易太太的枪响。
孙力不是嫌我，其实是想帮忙。他那么说让易太太觉得有趣。
“我喜欢听人哭。”她笑。
三哥说：“我们给易太太另外找一个，保证不输她。”
第二天我们进山，到了地委机关。几天后三哥领着我和另一个女孩回到黄狮坑，住进了易太太的大宅子。
这是他们领导给我分配的第一项工作：我们两位刚进山的女学生作为游击队与易太太的联络员驻于黄狮坑，任务就是做易太太的工作，她是我们的统战对象。领导把我们派来是应易太太的要求，易太太点了名，要的就是我。
“就这样，你先干吧。”三哥说，“有我，别怕。”
我心里忐忑，嘴上却说不要紧，我不怕。
三哥交代说，遇事不要哭，要笑，澳妹笑靥如花。
第四章 笑靥如花
小妹。21岁。厦门大学学生，厦门要塞司令部勤务兵。
惊天消息
易太太是个地方实力人物，她本姓陈，名叫陈珍珠，当地人没有谁敢当面用这个名字叫她，从来都是毕恭毕敬，管她叫易太太。
易太太的丈夫叫易镇坤，人称易司令，曾是“民军”重要人物，远近知名。所谓“民军”是早年本地地方武装的名称，其性质介于地方军队与土匪之间。易镇坤是黄狮坑人，生于贫困人家，幼时潦倒，十八岁离家投军，在一个军阀手下当兵，一直干到连长。他的部队在军阀争斗中落败，易从连队里拉出十几个人，跑回黄狮坑一带山间，收编当地几股土匪武装，组成一支队伍，号称“民军”，自立门户，占山为王，派捐派款，设卡收税。易军具有相当实力，所活动区域天高皇帝远，当局力不能及，无奈他何。十数年里易的“民军”逐渐发展，鼎盛时期拥有千余武装，控制了三县交界区域大片山地，十几座集镇。易镇坤在自己的老家盖了一座庄园，高墙大宅，建成“口”字形，四边建房，上下两层，百余房间，既是家宅，又是营房，遇强敌时把大门一关，整个庄园就是一个土围子，里边有井，备有充足粮草，可以抵挡多时。抗日战争时期，省政府给了易镇坤一个部队番号，让他率部守土抗日，那以后易镇坤就成了易司令。抗战胜利后，易以当地保安司令名义继续据守于黄狮坑一带。
有一年中秋，官亭镇镇长饶和贵嫁女儿，请易司令赏脸光临。饶和贵是易镇坤的老部下，起家时的结拜兄弟，饶当镇长由县政府委任，委任状却是易镇坤开口向县长要的，因为官亭位于山下，与黄狮坑唇齿相依，由饶和贵兄弟把门，易镇坤才能放心。饶镇长嫁女儿，易司令当然要贺，他带着一帮全副武装的随从隆重驾到。酒宴中，饶和贵突然拔出手枪，当着众人的面，把易镇坤击毙于酒桌上。
易镇坤带去的随从早被饶和贵的人逼住，没有一个能够起身相救。
饶和贵宣布：“易镇坤通共谋反，本人奉上峰命令将其就地正法。”
事实上易镇坤并未通共，反是杀过共产党。抗战之前，黄狮坑附近曾经有一支红军游击队活动，易镇坤认为游击队抢地盘，在黄狮坑外围山间伏击过游击队，打死了十几个人。饶和贵给易镇坤戴红帽子只是找借口，他枪杀易镇坤另有背景：易镇坤势力大，统治大片山地，地方当局一方面加以利用，一方面也视为大患。本地县长拉拢饶和贵，许诺除掉易镇坤后，把易的地盘都让给饶，饶和贵久居易镇坤之下，积累了很多不满，跟县长一拍即合。
易镇坤被杀次日，易太太陈珍珠带着儿子和几个丫鬟赶到官亭，在饶和贵宅子门外哭丧，请求饶和贵将易镇坤的尸体还她下葬。易太太声称自己女流之辈，不懂得男人间的争斗，只因夫妻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