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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家兄弟回到京师之时，正值王安石就职朝廷参知政事，并奉准“越级进言”，不受朝仪限制。时年新皇帝神宗年方二十，年轻气傲，自然想有番作为，中兴国力日弱的大宋王朝，对名满天下的王安石，年轻皇帝早就心仪，已经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而对才名远播的苏东坡，新皇帝虽然也不会陌生，但此时的皇帝选才的标准是“政治第一”，所以，就看刚入京的苏氏兄弟政治态度如何了，是左派？还是右派？
苏氏兄弟欲避开朝廷已经刮起来的政治风暴是不可能的，对正在实施的新法必须表态，这里没有“逍遥派”的位置，或左或右必选其一，东坡官瘾若重，极为简单：支持新政就是了。
而且此时的王安石对苏东坡的才气也是颇为欣赏的，王安石自负宰相之才，又兼宰相之量，既然不屑理睬苏洵的痛骂，怎会对苏洵的儿子们心怀其它？
刚回京的苏东坡被委“殿中丞”，还是在国史馆上班，论说与事实上的“国务院总理”级别的王安石发生不了矛盾，其时的宰相富弼也就是在替王安石顶名过渡，朝中的一切权力都在宰相副手“知政事”王安石手里，只要苏氏兄弟安分守己，做个稳当小官还是有可能的。
假如东坡如此，那也就不是苏东坡了，仅过了不足二年的安稳日子，苏东坡直接上书皇帝摆明了自己的观点：反对变法！
就这样，与王安石之间的炸药包便由地位不起眼的苏东坡主动点燃了导火索。
十八、变法之初多创痛
王安石能得以执政其实也是不易的，对于留在京师做官，他一直谢绝任命了二十五年之久，但事情就是这么奇怪，你越不愿高升，声誉反而就会越高，到了仁宗嘉佑五年（1060年）之时，王安石除了以文章出名之外，他不贪高位的声誉也同时名震京师。
王安石位居太守之政绩也是有口皆碑，堪称能吏，同时在他的辖区也深得百姓爱戴。就任三司度支判官后，所上建议改革的“万言书”不被仁宗重视后又萌生退意，恰母亲去世，他便借机辞官守丧，但是在守丧期满被召入朝之时，又谢绝在京为官，宁愿留在金陵。
若说他是在坐以待时，还不如说王安石不愿甘居人下，这就像一些从不愿打杂当副手的强人脾气一样，不管身居何处，哪怕在偏远的小县做个县令，也算独辖山头，这就是所谓“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吧。
嘉佑五年初来京师，时人无不视之为奇才，所作诗文已经流传甚广，且王安石既有创见、独见，也善于言谈。朝中名公巨卿如富弼和文彦博对他颇有好评，甚至欧阳修也对他有好感。
认为他将会成为大害的人之也有，例如王安石的老友张方平及张方平的好友苏洵。估计苏洵对王安石的厌恶与张方平也不无关系，以至王安石母亲去世时，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并且写了那篇著名骂文《辩奸论》。
仁宗驾崩，英宗即位，王安石大概由于曾上奏朝廷反对由英宗接班，更加不愿在京师为官，直到神宗明显表示出对他欣赏，王安石才算重回京师，就任参知政事的高位。
经年轻皇帝对王安石的一次密谈考察，神宗皇帝决定不惜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变法计划，至于预料之中的反对？皇帝有心理准备：即便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结果不幸被皇帝预料而中。
依照王安石建议，神宗熙宁二年（1609年）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东坡弟弟苏辙便被安排在了此司校对文稿；七月开始实行市易法，九月实行青苗法。谁知仅仅数月，朝中大臣对王安石便由期待而开始了怀疑，进而由怀疑成了反对，伴随着反对呼声的还有内心的恐惧！
这除了新法实行后在地方引起的难以避免的混乱之外，主要还是王安石的用人政策所致。
新法实施，排除反对者的干扰并没有什么不对，但颁布的法律总需要有人去执行，这时的王安石选择官员之标准也就简单了：首先要政治过关――支持新法！可惜政治上过硬的干部人品上大多有缺陷，这是不可避免的，喊政治口号响亮的人没有心里不肮脏的，明撒谎不脸红的人还能谈得上什么道德人品？
王安石就职不久，便开始以大刀阔斧的风格在各个要害部门大肆清除异己。清洗最为彻底的莫过首先公开反对新政的御史台的御史们，实际上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本来就是御史的职责，但有些敏感时期，尽职的官员反倒是装聋作哑才是优秀干部，能跟上面保持一致么。
前后御史台被清洗了十四人之多，这些空缺当然需要新人来补充，于是一批善于高喊与领导保持一致的“人才”被纳新到了执政队伍内，这些人也就是咱们现代人所痛骂的“小人”，小人混进了革命队伍，那社会还不给闹腾的乌烟瘴气？
朝堂开始混乱了，一些贤德干练深孚众望的大臣开始公开反对王安石。皇帝也曾疑问：“为什么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陛下要师法先王之道，不得不清除这些反对的旧臣。在反新法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不会以陛下善良的愿望而得以避免。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生死之战！关乎国家与陛下存亡，是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的大问题！”
王安石成功的使年轻皇帝相信目前的混乱纷争是不可避免的，是皇帝和胆敢反对皇帝的那批奸邪大臣之间的殊死之战。
政府官员被分成了左右两派，双方都有自己的领袖人物，左派（变法派）无疑是王安石挂帅；右派（保守派）则是由德高望重的政府军事主官枢密使司马光挑旗，皇帝居中时常左右游移，还是偏向王安石多些。
王安石初掌政权之时，司马光就因一项节俭政策与王安石在御前争吵起来，皇帝想取消春季的祭天大典赐与臣子银两绸缎的惯例，王安石支持，司马光反对，两人针尖对起了麦芒，司马光情急之下公开指责新法：“你的所谓理财，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辩解：“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斥责：“荒唐！一国的财富是固定的，财富不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说的多好听，无非是把百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开始有几分赞同司马光的说法，新政也暂行搁置了一两个月，但不久便形势大变，皇帝彻底一屁股做到了王安石那边，朝中重臣纷纷被贬或自行辞职，新法实施方兴未艾！
而且被贬官员里面就包括东坡的弟弟苏辙，苏辙先于苏东坡在新法实施的浪潮中犯了船。
熙宁三年（1070年），苏辙上书神宗极力反对均输法及市易法，认为：朝廷若垄断全国贸易，那全国的商贩还哪里再有活路？谁能与国家竞争？国家也未必有利可图，反而必须先成立庞大机构再高薪雇用大批干部经商，建筑大批官衙。其结果不还是便宜了与官商有私人交情的关系户？官僚作风的无能也将造成物价的持续上涨，只会富了那部分与官府有关系的人，对国家百害无一利！
但此时的皇帝不会理睬苏辙这等小官的胡说，苏辙又致书王安石，更加激烈的指责新法，结果被贬出京城去河南作了个小推官。
而苏东坡恰在这明显左派占上风之时，毅然公开加入了右派阵营。
十九、只因言政远朝政
事情起源于青苗法实施中出现的事与愿违。
青苗法在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公布，实施效果很快反馈回朝廷：事情不大好办，需要借官家高利贷的无疑是穷极的贫雇农，但任何借钱都是要偿还的，这就需要类似现代银行的抵押物品或担保之类的手续，而这些必要手续都是穷人办不到的。
事情出现了极为正常的现象：急需借贷的穷人官府不敢贷给，敢借给的对象唯有富农级别以上的富户，但富户又不愿意借这些对他们不但无用甚至增加负担的高利贷。
而上级是把完成贷款数额作为官员的政绩的，下级们也就自然把指标层层落实，强迫贷款出现了，再往后，弄虚作假也就成为了不可避免。大家回忆现代某时期：上级要求下面以打擂台的方式报庄稼产量！就会理解一切光怪离奇其实都是合理现象了。
而初掌朝政的王安石无疑像多数上级领导一样：乐意听喜报不爱听忧报，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这时作假的官员成了能吏，报告实际情况的成了办事不力！
不听话的御史们遭到了清洗，苏东坡发怒了，书生开始挥斥方遒！但此时的苏东坡只有三十二岁，任职只限于执笔为文的史馆，官卑职微且与行政毫无关系。
但书生意气的东坡管不住自己笔锋，他连续越级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
两次奏折皆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笔锋所指：青苗法以及支持此法的皇帝本人！
这下可不得了，苏东坡何人？官职虽小，名气却大，再加文笔如刀，泼墨似锦，立时在京师甚至全国引起轰动！
尤其奏章中直接点明了此法实施的目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铁？抑富国铁？
――你这是在想叫那部分人富起来呢？人民还是国家？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理念，文笔也显示了个人气质与风格，有悲伤讥刺，有苛酷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全文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因事而现。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显然可见。
苏轼东坡上书反对新法之时，正是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之刻，对这种刻意迎风“作案”的叛逆，在政府中权位似乎凛不可犯的王安石能容忍这个公然邪说“误国”的书生吗？
不可思议的是，宰相并未理睬东坡的越级上书，连行文反驳也懒得去做，甚至默许苏东坡得到了皇帝的亲自召见！
可见王安石对待苏东坡是有别于他人的，大概这就是惜才的心理使然吧，也兴许王安石自持东坡不足以动摇皇帝对自己的信任。
王安石在政治、军事、当然主要是经济等方面的变法，可谓“事无巨细，无所不包”，这还不算，一项新法又颁布了：这次是教育改革――“太学三舍法”。
内容主要是兴办官学，改革科举制度，尤其是考试内容，新法废除了进士们主要的业务：诗词，代之的学问则是实事策论――文学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不能不说这是文学的悲哀！
苏东坡照样上书反对，一篇《议学校贡举状》获得了皇帝极高的评价，蒙神宗亲自召见，皇帝勉励苏东坡：“尽陈得失，无有所隐。”
但是没有用，朝中有关新法的斗争大局已定，所有反对新法的高官大臣都已近乎全部去职，不过王安石有一点还不错：轻易不开刀杀人，也不创造些“五七干校”之类的玩意来圈禁持不同政见者。
苏东坡明白这险恶朝局，一切势态都呈现不利，即便自己不遭大祸，遭到罢黜是必然无疑的。
不过苏东坡还是上书，用孟子的教导提醒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