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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才要咬牙决断，那御批“照办”二字却犹如魔鬼的手印，直入脑海，谁都知道，这个血印只要一留，神州大地顷刻腥风劲吹，一场浩劫是躲不过了！
御笔画个圈圈也不容易，举笔便出现慈圣光献太后临终时的嘱托，曹太后清楚自己死后会大赦天下，挣扎留句：“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
皇帝为天下孝子表率，太后的遗嘱怎忍不理？
为苏东坡说情也是大有门道的，第一要看是谁在出面说情，第二要看用什么理由说情，把握不好这两个分寸，有时候就是适得其反。
此时因反对新法被闲置在南京的张方平与苏门关系非同一般，据苏东坡《张文定公墓志铭》说，张方平的曾祖母也姓苏，苏轼苏辙兄弟称张方平为表叔，此亲戚关系不见正史，也许是八杆子打不着的所谓亲戚，但张方平对苏家父子三人都有举荐之功是确凿的，苏东坡也素以师长待之。
苏东坡犯案，张方平首先被牵连进了案子，但此时的张方平却不顾个人安危，很快上表为苏轼喊冤。
奏章按规矩必须由南京地方政府转交朝廷，但是南京的官府不敢转递，张方平索性派自己的儿子张恕专程进京送奏章。恰这小张性情老实懦弱，到了京师，看见御史台全身就想“抽”，更别说皇宫了，犹豫徘徊无数日，始终没能把老张的表章给交到皇帝手里。
后来苏东坡看到了张方平表章的副本，竟吓得伸着舌头半晌没缩回去，弟弟苏辙后来对人们说：哥哥是庆幸这本章没送上去，假如张恕真一横心上缴了父亲的奏章，苏东坡还不定会得到啥结局呢！
原来张方平表章中有这样的话：苏轼“其文学实天下奇才也！”，这还了得？政治罪犯，本事越大上面就会越害怕，这等于老张好心办坏事，成了在促激皇帝杀掉苏东坡了。
据《甲申杂记》载：御史中丞李定就甚懂得这个道理：虽然一再建议皇帝早开杀戒，但却公开在人前叹息苏东坡大才，甚至发自内心的赞扬苏东坡：“苏轼奇才也！”
听到这话的人谁敢答话？李定不厌其烦的解释：“（苏轼）虽三十年所作文字诗句，印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诚天下奇才也！”
相信这种语言传到皇帝耳朵里，对苏东坡绝对有害无益，而李定又落得个识才、惜才的名声：一箭双雕之花活也！
神宗皇帝赵顼更加迟迟不对苏东坡的生死表态了，除了御史台众口一词要皇帝干掉苏东坡稳定全国政局以外，还有另一层原因：皇帝素有变革之志，然而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异议不断，这让好胜的皇帝有了强烈的挫败感。
皇帝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对于那些胆敢反对变法的老家伙，要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而闻名全国的苏东坡刚好赶在了这风口浪尖上，皇帝此时也真有杀一儆百的想法。
皇帝心中的一架天平现在左右平衡晃悠，苏东坡的性命处于正中，两边分别生死路！往哪边滑落？就看哪边能再加块砝码了！
最关键的时候，一介草民的一封奏章送到了京师，是已被罢相闲居的王安石的奏章到了。
从江宁寄来的奏章极为简单，王安石以平民身份为东坡开脱：“哪有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反而为些文字小事去杀有才华士子的道理呢？”
此事记载在宋人周紫芝的《诗谳》中，文中原句是：“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皇帝总算等到了下台的梯子，要知道，王安石虽然退休，但毕竟是新法的老祖级别人物，朝中信徒芸芸，天下门生众多，说句话还是有不少人关注的。王安石的奏章被立即发给朝臣讨论，变法的鼻祖都说话了，下面的信徒立即鸦雀无声，皇帝终于能决断了。
平民王安石能抛弃政见，为昔日政敌说情解难，可见王安石胸襟非同一般，人品可称亮洁，这也为日后二人成为私交好友奠定了基础。
假如皇帝要杀苏东坡，却也不比饶过苏东坡容易多少，不说新旧宰相先后出面讲情、太后遗嘱赦免东坡，就是祖制这一关神宗也不大易过，大宋太祖赵匡胤曾盟誓：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圣谕终于颁下：苏轼被贬往黄州，充任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准擅离该州，无权签署公文。
受到牵连的人中，被处理最重的是驸马王诜，这是因为曾泄露密给苏辙，而且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台贬谪到岭南荒僻之地宾州；再就是苏辙，因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虽没有收到苏东坡什么严重的毁谤诗词，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任筠州酒监。
三十九个被牵连进案子的人中，二十九人受到明令处分：张方平、司马光和范镇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其余被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不管御史台的人满不满意，轰动天下的乌台诗案还是就此落下帷幕，苏东坡全家就要奔赴黄州了。如果说人生本来就是波浪型的轨迹，那么这时的苏东坡无疑是处于两个浪头之间的谷底。
但对苏东坡来说只不过是仕途上的谷底，在我们后世人敬仰的文学功业方面，此时的苏东坡却是等于站到了新的起点。
很难说，“乌台诗案”对中国的历史是不幸还是相反，对于后世的文人而言，“乌台诗案”最后的处理结果已经是相当温和了。
清代学者龚自珍在《咏史》中曾叹：“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但从那以后，更残酷、更惨烈的文字狱将不断被开发问世，中国文人最悲哀的时期还在后面，中国文学被政治强奸的最羞辱年代来日方长。
但却可以断定：“乌台诗案” 对于中国文学史，尤其是诗词的辉煌，是一次难得的幸运！
四十四、此灾何必细追究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苏东坡在监中度过四个月又十天终于出狱了，据说最知道自由可贵的就是蹲过大牢的人，死里逃生的苏东坡论说就更应该珍惜这种自由了。
但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刚从“诗案”中脱身的诗人就开始作诗了，当晚，苏东坡灯下挥毫赋诗：《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其一：
百日归期恰及春， 余年乐事最关身。
出门便旋风吹面， 走马联翩鹊啅人。
却对酒杯疑是梦， 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 窃禄从来岂有因。
其二：
平生文字为吾累， 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 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 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 为余投檄向江西。
前首看来有些调侃意味，据明代文人瞿佑撰在所撰《归田诗话》中分析：这是因为韩文公韩愈因上《佛骨表》，被宪宗远谪蓝关，临行留句侄孙湘云：一封朝春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政，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又《题临泷寺》：
不觉离家已五千，仍将衰病入泷船。
潮阳未到吾能说，海气昏昏水拍天。
韩愈诗句读之令人凄然伤感，一派被贬之后的苍凉心态，想必此刻的苏东坡突然想到自己与韩文公境遇何其相似？于是提笔和韵，写下前面两首自己的诗句。
但是，境遇虽相似，留墨却不同，东坡诗则旷放不羁，出狱即云：“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这苏东坡好像没拿一百四十天的大狱当回事，已经开始对酒如梦，下笔如神了！
细品味此诗，却又不仅于“如神”，而是东坡所流露出的心态有些格外神奇：“百日”的牢狱归来竟感到春“风吹面”；“余年”竟然逢上了“乐事”；“走马”得意竟然“联翩”；那“鹊啅人”却不免又有嘲讽乌台御史们的嫌疑了；口说“此灾何必深追咎”，却笔下不忿“窃禄”之人。
后一首更是有点刻意恶搞的文风，明知“平生文字为吾累”，却声称“此去声名不厌低”，思绪竟然飞到了“塞上”，不屑留在“城东”玩些“少年”斗鸡玩狗的把戏，自嘲“贫无酒”，却笑“老从事”，被贬“向江西”却称为有人“投檄”所致，――依然不改幽默诗人之本色。
那诗中的“少年鸡”用典明显：唐代玄宗喜好斗鸡，弄臣贾昌在七岁因为善于驯养斗鸡，得到了玄宗的宠信，升任五百小儿长。人称之“神鸡童”，社会流传“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
贾昌娶妻潘氏，潘氏又深得杨贵妃宠爱，夫妻受宠长达四十年，这由于斗鸡高手而发迹的宫廷的弄臣和伶人，当然可以引申为现今朝廷当政那批小人，御史们如较真，肯定又是诽谤。
那“窃禄”之句，乍看是在谦虚自己无才为官，唐人杜荀鹤《自叙》诗：“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但是“窃禄”一词还有出处，王安石、欧阳修在自己的诗作中都曾把朝中吃白饭的无能朝臣比作“窃禄人”，这诗句如到了御史台，肯定又会被怀疑是在指桑骂槐。
据《孔氏谈苑》记载：“苏子既作此诗，私自骂曰：“犹不改也。”
也就是说，苏东坡写完这两首大作之后，不由苦笑自嘲：“老苏你真是不可救药啊！”
苏东坡奉旨被贬出京，时间上不同于以往的正常调动赴任，即刻就要出京，那就只有把家人留下，由弟弟苏辙照顾，随后再去黄州团聚，自己和长子苏迈提前离开京师，启程前往皇命就职地点黄州，苏迈其时已经二十一岁了，一路照顾父亲是没有问题的。
出发那天是元丰三年（1080年）的正月初一，这是中国旧历的新年，也就是春节，半是国家公务员半是囚徒身份的苏东坡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现在连全家过个团圆年的资格也不存在了！
有些大师讲座说苏东坡现在的黄州团练副使就等于当地民团的副团长，并且没有薪水，不过老孙实在没有查到苏副团练停薪留职的官方记载证据，仅是在后人的笔记中有一句“绝薪”的字样，作不得数。没工资被贬的官员靠什么生活？被贬的官员不是被发配的囚徒，国家是不管牢饭的。
并且团练副使也绝对不是什么当地民兵副头头，唐代团练使地位略低于节度使，等同于防御使，有都团练使、州团练使两种。到了宋朝，州团练使是从五品的官员，苏东坡的黄州团练副使，虽属不在本州任职统兵的武人虚衔，但其地位也是相当于一州通判的。
看过《水浒》的朋友大概记得武松发配孟州时的情形，那个恶霸蒋门神所依赖的就是妹夫孟州张团练，可见团练使也是个在编的地方军职，并且权力不小，不然也就不需要朝廷专门注明了：“不得签署公事”。
苏东坡只身入狱的同时，全家随后被炒，经济拘谨是肯定的，要不然也不需要儿子苏迈去陈留借钱了。不过，只要东坡出狱，估计生活还是没问题的，要知道，此时的苏东坡已经名满天下，其书画作品众人已经求购若狂，那宋人笔记上明载：扇子上画些草、竹、乱石便立时价值千钱；回封书信，其字也能换只烤羊，苏家再穷也不会饿肚子的。
不过现在起，苏东坡需要重新给自己定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