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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抄录在此，只是为了方便朋友们从头至尾欣赏东坡的这篇醉后“流浪汉狂想曲”（林语堂语），此词基本还算通俗易懂，大家自己凭着各人的理解去词中寻觅自己心目中的词人吧，老孙就免当“翻译工”了。
全文除了“醉汉”眼中细腻的景物外，东坡还用几乎是写生的笔法刻画了自己醉卧路边、青草作褥、石块为枕、衣服都被露水打湿的形象。
大家注意：东坡“起而歌曰”之时，那口中的“月明兮星稀”之句――这是源于东汉枭雄曹操率雄师战舟横江作歌之原词，这时的东坡能不涌起“英雄多歧路”的感慨么？紧接的下句却并未如同诗圣杜甫所叹：“儿女共沾襟”，而是趁酒高歌：“归来归来兮，黄泥不可以久嬉。”。
此刻的东坡心目中的旅途终点是哪里呢？诗人是在代替谁呼唤游子归来？肯定不是“雪堂”，也不会是“临皋亭”，唯能肯定的是：“醉后吐真言”的苏东坡坦言黄州的“黄泥不可以久嬉”――苏东坡的心思并没有被禁锢在黄州。
元丰四年，也就是苏东坡安居黄州的次年，北宋大将鄜延经略安抚副使种谔，于无定川以七军方阵大败西夏军八万余人，“死者横数十里，银水为之赤。”而远在黄州的“罪臣”苏东坡竟能写诗赞叹：闻说官军取乞誾，将军旗鼓捷如神。
故知无定河边柳，得共中原雪絮春。
据说此诗传到前方，大宋将士传诵不绝。而北宋其他文人，几乎对此大捷没有反映，也没有诗篇流传下来，可见，反而是“收心养性”于黄州的苏东坡更加关心国家边防！
这就是理想与现实出现碰撞时的无奈，这时的苏东坡思想上应该是矛盾的，也可以说，黄州的苏东坡行为上有些任性荒唐之处，只是排解这种矛盾带来的痛苦。
他写了一篇关于牛肉与酒短文：
“今日与数客饮酒而纯臣适至。秋热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无脏，任见大王。既与纯臣饮，无以依，西邻耕牛适病足，乃以为肉。饮既醉，遂从东坡之东，直出春草亭而归。时已三更矣。”
那关于苏东坡喝私酒，杀耕牛，在城门已关闭之后，才醉醺醺爬过城墙而回的传说，就是好事的后人们、甚至某些教授、大师，根据此篇“交待”推理出来的。――春草亭位于城外，临皋堂位于城内，不爬城墙怎能三更回城？
不过老孙认为：醉汉还是应该叫开城门的可能最大，苏东坡在黄州是何名声？连“巡警”都主动背诵他阅读的文句，城门守卫又岂不能给“苏名人”这点面子？何况还是当地最高首长的好友，小兵们敢招惹吗？
再说了，好像苏东坡也没练什么轻功绝技，不是什么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别说深夜喝醉，就是青天白日再灌上罐“红牛”饮料，你让“苏大侠”空身爬城看看？
所以，有些分析，就是出自大师级别人物的笔下也作不得定论，还是自个琢磨的事更可靠点。
所以。有些分析说，黄州的苏东坡已经安于现状，思想趋于虚幻缥缈的“梦幻”、“色空”，也是需要斟酌的。
苏东坡现在还是名体制内的官员，只不过临时被下放到了基层锻炼反省，苏东坡还在关注着国家局势，只不过出言下笔谨慎了许多而已。
实际上，朝廷中的政敌、神宗皇帝本人与黄州的苏东坡，他们谁也没有忘记谁。
据宋人笔记《却扫编》记载：来到黄州后的苏东坡也是要继续向政府上交“检讨书”的，甚至还要对自己以前执政一方时的疏忽负责，曾专门上表给皇帝，为自己在徐州任上疏忽镇压“妖贼”谢罪，可是现在自己实在无实职可免，所以在谢表中有“无官可削，抚已知危。”的字样。
皇帝看到了这里，不禁失口而笑，说道；“怎么？怕挨棍子了？”
可见，东坡被贬谪，对于苏东坡来说是人生的一大坎坷，是件大事，但在半生都“会当凌绝顶”的皇帝心目中，实在算不得什么，甚至在赶走苏东坡之后，还能有心情开犯了政治思想大错之降职干部的玩笑。
据史载：皇帝进膳时有歌舞伴餐，歌女们一旦唱到苏东坡的歌词时，“帝必投箸不能食”；抚案叹息不已，环顾左右，凝眉自问：苏子瞻到哪里了……？――看来皇帝对苏东坡的喜爱倍儿铁，感情发自内心！
《宋史－苏轼》中有这样的记载：苏东坡离开京城后三年，皇帝曾经准备重新起用苏东坡，吩咐当时的执政班子主要成员王珪、蔡确：“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
王珪是“乌台诗案”中迫害苏东坡的主将之一，哪里会容得苏东坡东山再起？便面露难色，建议任命曾巩来负责这修国史这项重要工作，结果还是皇帝依从了副宰相。
据宋史载：曾巩主修的宋史《太祖总论》并没有获得神宗皇帝的认可，还是被免职，皇帝于是亲自手书御扎，安慰苏东坡：“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皇帝这种态度，苏东坡还能不动心感恩？
实际上，据皇帝的近侍传出：皇帝特别喜欢苏东坡的诗词，时常以阅读苏东坡的作品作为消遣，每逢皇帝对进御膳不感兴趣，一般都是被苏东坡大作给感动的心思难平，所以茶饭不香。
据《苏长公外记》载：有次皇帝诵读到苏东坡的《明月词》中：“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句时，慨然长叹：“苏轼终是爱君！”
《行营杂录》中曾有皇帝与近臣议论苏东坡的记载：皇帝问：“苏轼能与哪位古人相比？”
一个近臣回答：“颇似李白。”
皇帝却摇头：“不然，李白有苏轼的才分，学问却比不上苏轼！”
连大唐诗仙李白才学都在苏东坡之下，可见苏东坡在皇帝心目中的位置了，这神宗皇帝也基本算是一个铁杆“苏粉”了！
据载，皇帝多次明令起用苏东坡，但都被当时执政的新政班子所阻挠，终于圣意也没能如愿，又一次甚至皇帝把写着官职名称的木牌发给臣下，其中一个“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的牌子就是填写的苏东坡的名字。
圣旨不能不尊，但苏东坡的政敌们还就是有办法违旨，用上了现代官僚常用的推诿大法：研究研究！这招还就是百试百灵，皇帝也没辙，最后还就是被“研究”的不了了之。
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但却不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连近在咫尺的御前“王臣”们都可以不予理睬皇帝的圣意，这天高皇帝远的黄州也就只能不像“皇土”了，像什么？
黄州犹如苏东坡个人的一方乐土！
六十三、思过罪臣享三陪
“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偏远的黄州毕竟也是大宋天下，一些宋代官场的良好习惯或者潜规则也不可避免的流行在黄州。
前文说过，大宋官场的接待工作是需要“三陪小姐”出场服务的，这是宋朝干部们相互交流工作经验的需要？还是有“官商”、大款们埋单来支持政府工作？不知道，反正黄州的干部以及“白领”们只要上酒桌，必定召妓陪酒助兴。
不光私人宴会需要歌舞伎们的服务，工作餐也有国家妓女工作人员服务到底，服务到家，女性娱乐从业者们的“职称”叫“营妓”，这名称有点配备给军营里战士们的意思，但一般还是陪文人的时候居多，普通列兵的肯定没有这个资格，也不会能有召妓陪酒的闲钱。
苏东坡虽然是由上边下来的贬官，但从职务上来说还是属于“国家公务员”这个阶层，并且担任的还属军职，即使不让掌军办公事，那地位还是比“营妓”们不知高了多少级。所以，还是应该有资格享受“营妓”们“三陪服务”的。
据宋笔记《春渚纪闻》载：苏东坡在黄州的日子里，经常有歌舞伎们围绕在身边，苏东坡酒醉之际，时常泼墨，给营妓们题诗，在“小姐”们的持扇上题字赠画，“亦时有之”。
有个姓李名琪的营妓，年少聪慧，经常给东坡提供服务，但却一直没好意思向苏东坡索要墨宝，心里很不是滋味，直到苏东坡即将离开黄州了，才抓紧机会在一个送行宴会上，向苏东坡提出了心中久藏的愿望，而且是在东坡酒酣时持杯敬酒时提出来的，苏东坡乘兴命其磨墨，挥毫于李琪小姐帕巾之上，诗文两句：“东坡七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
随即把笔一扔，与其它陪客趁酒高谈阔论去了。
苏东坡平常也经常写两句诗，例如有七十高龄的村校书，新纳了一房小妾，年龄才三十岁。苏东坡应邀去他家喝喜酒，那个小妾也是慕名趁机求诗，苏东坡便拿过这小妾的扇子在上面题了首两句诗：“侍者方当而立岁，先生已是古稀年。”
不知道这位小妾及那位老新郎读了此诗会有如何感想？估计也难得拿出来显摆。但是这次不同，大家怎么品味也是觉得苏东坡这次给李琪小姐的题诗也太过平淡，相互疑问：“语似凡易，又不终篇，何也？”
酒场临散了，李琪小姐实在忍不住了，跪拜在地，求苏先生再给续上两句，苏东坡大笑：“哎呀，差点忘了出场了。”，随即提笔又续写两句：“恰是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
这下犹如奇峰突起，画龙点睛，东坡肉入了盐――味道立变，全诗陡然趣味盎然――诗圣杜甫一生没留下咏海棠的诗句，苏东坡把李琪小姐比作了没入杜诗的海棠花，不动声色的褒奖了这位营妓。
当然全体酒客一起鼓掌击节，举座皆欢。
插句闲话：杜甫没写过海棠属实，传说是因为杜甫的母亲乳名“海棠”，诗圣也要避讳不是？
其实传说当不得真，宋代之前，别的诗人也没有咏过海棠，连李白、白居易等也没有以海棠入诗的纪录，难道大家的老妈都起过“海棠”这个小名？
继续谈黄州的公关女郎。
据记载，这是官宴，所以需要出动部队“营妓”来招待国家干部，而苏东坡也经常赴私家宴会，那场合三陪现象更是合法合情的压轴节目了。据宋人笔记《遁斋闲览》记载，苏东坡参加私宴更是有舞伎伴酒，歌妓助兴。
据载，苏东坡常去一个“豪客”――花钱大方的富翁――家里做客饮酒，这位豪客每次都出动歌舞伎十余名来招待偶像苏东坡。
这里面有位妓女艺名“媚儿”，貌美如花，体态柔润，极善歌舞；可偏也生得身高体长，声如洪钟！大概到了今天，应该是位难得的服装模特材料吧。可那位豪客偏好这一口，竟然特别宠爱这媚儿。
媚儿也向东坡求诗了，苏东坡与这位豪客关系挺铁，已经到了相互开玩笑的程度，善谑幽默的苏东坡给媚儿施舍了这样两句诗：舞袖翩跹，影摇千尺龙蛇动。
歌喉婉转，声撼半天风雨寒。
过分了，直把个女同胞羞的逃席而去，估计那位豪客好友也高兴不到哪儿去。
大概有朋友要谴责这来劳动改造的苏东坡“苦中求乐”、不能洁身自好了，其实大可不必，一切个体行为都是环境造成的，小环境又都是源于大环境，就如同贪官遍布的社会，能都怨某贪官一个人么？是这种社会政治体制培养了他的贪腐，这种体制出个清官那还不立即被树为典型？清官稀见的原因很简单：这块土壤无法让清官生存。
苏东坡本来就以风流倜傥著称，诗酒女人本来就是近亲，东坡现在还没意识到这种行为的剧毒之处，没能严格自律情有可原。而宋朝的风气又哪里比得现代？孔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