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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山谷集》载：苏东坡初到登州，开始与新部下的闲谈会话，这当然应该具有领导考察下属才力品德的意思。不过据载却是被迫进行的这种例行业务。
有一个原来的主薄，特多事，不顾新太守旅途劳累，不时前来打搅太守，汇报工作。苏东坡的确有点腻烦了，就拿杜甫诗中的一句来考察部下：“杜子美诗中有句，‘江湖多白鸟’，这白鸟莫非就是指鸥鹭之类的东西？”
这有些嘲讽的意味，是调侃这位白话太稠的主薄。没想到那主薄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立即回禀上司；“白鸟乃蚊蚋，以比喻一些贪赃不干事的官员！”
这下苏东坡立时改容，从那一直对其“厚待之”。
由此可见，苏东坡对下属没有摆过什么架子，显过什么清高，从不以第一印象为成见，而是唯才是用，唯德是举。
还可以看出：苏东坡本人就极其厌恶贪腐的干部。
就是这短短的五天知州，苏东坡竟还发现了朝廷政策上的一大失策：朝廷法令，所有百姓必须食用官盐，而登州临海，海盐几乎遍地，老百姓反而不能食用，却要政府从外地运盐到登州，这的确荒唐！苏东坡回到朝中，立即上疏《乞罢登莱榷盐状》，陈述了“登州、莱州百姓食官盐，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的调查结论。
自此可以不食官盐的登莱百姓，为苏东坡修建了苏公祠。以至古登州境内的蓬莱直今还流传着“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佳话。
当官这活路，既干之，则安之，高低随它之后，也就无所谓勉强了，苏东坡心情逐渐泰然，滑稽善谑的脾气很快一如往日。
苏东坡开玩笑的对象从不论职务高低，对上对下都能待之如友，也会刻薄的嘲弄一些不屑之辈。比如，他厌恶某人之诗，竟直抒己见，说那“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这次由登州入京，路上巧遇了一位老熟人，是一个于“乌台诗案”中看管过他的狱卒，这家伙在狱中对待苏东坡挺坏，这次见了复起高升的苏东坡很是惶恐羞愧，苏东坡却若无其事给他讲开了故事：“一条毒蛇咬死了一个人，被阎王锁拿到了地府，那蛇喊冤，说我肚里有蛇黄，也能救人命，这可以自我赎罪啊！经冥吏查验属实，阎王便释放了这条蛇；又有一条抵死人的黄牛被小鬼牵来了，黄牛也是这个调调，说我体内有牛黄可以治病救人，也可以自赎啊。冥吏透视后发现也属实，于是阎王把牛也饶过了；接着押上来的是一个犯了杀人罪的人，这人乖巧，见阴朝有这规矩，便大呼：‘我肚里也有黄啊！’。阎王大怒：“蛇黄、牛黄皆入药，天下所共知；汝为人――何黄只有？”那人宭急之下，大呼；“俺别的黄没有，还没有惭惶吗？”
苏东坡的故事讲到这里，那位狱卒羞惭的满脸通红，撒腿窜之乎也。
这途中会狱卒之事记载在《东皋杂录》里，至于是否杜撰？那就不好考究了。
七十一、东坡速度升职路
朝廷现在摄政的是英宗的皇后、神宗的老妈高太后，儿子驾崩之后，接位的孙子哲宗，所以高太后现在应该是以太皇太后的身份摄政。
几乎所有白话苏东坡的大师们都认为：北宋后期的皇家阴盛阳衰，苏东坡所经历的四朝天子都有过太后摄政的纪录，偏这四代太后还都是真正的女强人，实际本事还都不小，心肠也都不算坏，并且有的十分出色。――这乍看还符合史载。
但是，老孙注意到这种现象：中国两千多年有皇帝的历史，只要是太后们掌权，这个朝代一般也就算快完蛋了，除非马上再出个强势皇帝一意孤行，建些“丰功伟业”，或许能“中兴”几十年，不过那权力重新洗牌的过程大多是带着血腥气的，也免不了要动乱一番，致使国家元气大伤，百姓涂炭。
这与掌权的女人善恶没多大关系，本事大的或许能昙花一现于当朝，但还是要埋下衰败的种子，其下代皇帝一般免不了懦弱或强势过头，对前朝太后的执政班子绝对要另起炉灶，施政方针不管错对都要彻底肃清，追根溯源还是与后宫执政有干系，所以一些强势的开国皇帝甚至立下铁牌严规：严禁后宫干政，违者杀无赦！
这里面大概有两条原因：后宫的女强人们一般都只能是间接的学习国家治理大法，对组成了这架国家机器的主要零件――官僚队伍也是间接的了解，一旦大权在握，决断兴许不错，但细致全面就无法兼顾了，要是这个女人再有点其它想法？那麻烦就更大了。
其二最重要：干部队伍不可避免的要形成水火不相容的两套人马，明暗的勾心斗角是免不了的；形象工程就会显得更加重要；善于拍马的高手有了施展才能的空间；所谓忠奸也必然会有了不同认识；路线斗争一旦被强化到重于国计民生的位置？结局遗憾是必然的规律。
｛文｝管理人民与糊弄人民都不容易，都是需要全国与朝廷保持一致的，这架马车上不能有左、中、右几派乘客，更不用说安排两名掌鞭的把式了。
｛人｝本事再大的最高统治者也没本事直接管理国家，也是必须组建一个金字塔形状的统治班子，现在北宋政权金字塔的顶端是高太后，坚决反对新法的司马光居于实质意义上的第二层，这一层还有知枢密院的章惇、暂居相位的蔡确，苏东坡的位置呢？现在是在七层以下。
｛书｝政令合理的改弦更张，王安石的所有新法被宣布废除或中止，元佑年代开始了。
｛屋｝身着七品服饰进京的苏东坡现在实际上能在第二层里发表演说，这除了与苏东坡的名气、才份有关，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与两位主要执政的私人关系，大家以前都是朋友，偏这两位主要执政之间不大对付，这就是司马光与章惇。
苏东坡的主要活路是要先当好和事佬。
司马光重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令现在枢密院执掌国家军事大权的章惇心情极不愉快，两人平素性格就不大合拍，章惇是个为达目的自己性命都可以不顾的亡命文人，这性情苏东坡在凤翔与他初交时就有过断言。
现在章惇对司马光的态度令苏东坡也看不下去了，司马光数次在众人前遭到章惇的谑辱，别看文才名盛当时的司马光本事不小，并且现在已经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著《资治通鉴》，但在章惇面前却施展不开手脚，大概这就是道德文人遇到流氓文人时的必然现象吧。
苏东坡被贬后与章惇的私交疏远了不少，但还是能与章惇交流一二的，章惇对苏东坡还是畏惧三分的：斗嘴皮子、比才智，苏东坡好像都强于章惇不少，所以章惇对苏东坡现在有些敬而暗恨的感觉。
苏东坡对章惇的劝说也可称苦口婆心：“司马君确实时望甚重，三国时西蜀许靖仅一个虚名，刘备鄙视他时法正还替他辩护：‘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刘备从谏委许靖为司徒。许靖这样的都不能轻慢，何况司马君这样有真实才学与名望的呢？”
据史载，章惇听从了苏东坡的劝说，司马光的日子因为苏东坡的干预而好过了不少。
由黄州赶赴汝州赴任的苏东坡近两年也没赶到汝州任所，从东海边的登州赶到京城汴梁用了月余，相比之下速度提高了不止十几倍，但比起来到京城的升官速度来，却又是成了蜗牛速度，苏东坡这次入京，官运之速令人眼花缭乱、瞠目结舌。
以礼部郎中被召入京的苏东坡，其实来到京城当月就成了六品起居舍人，还没喘过气来便被越级提拔为四品中书舍人，这时的苏东坡从职务上已经进入最高层决策班子了，大概相当于中央组织部长的角色吧。
就像一句老话说的，人如背运，喝口凉水也塞牙；到了走运的时候，绊倒也会拾个金元宝，那官运假如临了头，戴不戴纱帽也由不得你，莫非苏东坡的官运开始临头？要不哪来得如此升官的“东坡速度”？
其实运气这东西还是来自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产物，首先是大环境变了，倒不是神宗皇帝或高太后谁更欣赏苏东坡的缘故，是国家的施政的方向变了，一切又回到了新法实施前的老路，当时抵制新法的人氏都到了出头之日，而苏东坡又是当时的头面人物，政治立场与本人才华举国无人不知，被重用是必然的。这时候就是有些与升官相反的行为也挡不住所谓“官运”。
就是在苏东坡由起居舍人到中书舍人两个月的仕途中，苏东坡也是不改多事的习性，在苏东坡眼里可没有什么新旧法之分，只要自己认为对国家、百姓不利的，苏东坡照样反对，更不会理睬与之作对的对象是谁，哪怕如王安石般博学多才位高权重，哪怕如司马光般德高望重又私交甚密。
还是六品起居舍人小官时，苏东坡就开始与三品大员的司马光顶上了牛。
顶牛的主要原因是针对司马光所代表的“流俗派”对废除新法一刀切的原则，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苏东坡坚决反对废除“免役法”。
前文已经解释过：中国的秦朝之前是兵民不分的，是秦始皇开创的中国的专业部队，其后历朝也就有了常备军；北宋始实行的“差役法”几乎毁掉了国家的常备部队，士兵由轮流当差的农民组成，造成了北宋军事力量的急速下降；王安石创立的“免役法”便是纠正这一点，使部队再恢复其盛唐时期的专业性。
当然，这也不可避免的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但也增加了国家的税收与军事力量，总的说来还是利大于弊。苏东坡认为废除“免役法”是亡国之道，尤其在大辽、西夏两大强敌虎视眈眈于北、西两面时。
可是固执的司马光看不到这些利处，只是一味指责“免役法”从百姓那里敛钱的弊端，苏东坡提醒也没用，在朝堂上反对也没用，只把个苏东坡气得回家后大呼：“司马牛！司马牛！……”――论语里有个孔子的弟子司马牛，与司马光同姓，被苏东坡给借过来了。
其实这时的苏东坡也是“犟牛”一头，两头“犟牛”碰面那就只有抵架了，这时的苏东坡实际上与自己原来的战友也搭上了对驶的两套车。
但是，所幸这“司马牛”人品还是没说的，吵架归吵架，提拔归提拔，政治观点不同并不妨碍提拔政敌，苏东坡还是照样被委以了四品中书舍人的重要岗位。――这司马光政治道德与个人品质的确是高尚亮洁！能提拔与上面不保持一致的人才，厉害！
实际上司马光与苏东坡两人的私交还属于至交好友，政治观点的抵触并不妨碍两人的私人关系。据宋人笔记《东山谈苑》记载，苏东坡常去宰相司马光中去串门聊大天。
日子久了，就连宰相家的仆女丫环也与苏东坡混得倍儿熟，司马光有一丫环，每次都称呼司马光作秀才，这让苏东坡觉得不够体现司马光现在的地位，在宋朝，一般是把宰相称呼为“相公”的，于是就教导这位不懂朝廷礼仪的丫环以后要改称主人以“相公”。
这天，丫环还真的叫司马光相公了。司马老夫子非常奇怪，询问这是哪个教导的？
丫环无奈，只好出卖了教唆人苏东坡。
司马光更无奈，叹息道：“好个苏轼啊，居然把我的丫环教坏了，使她如此嘴甜舌滑。”
在古代，能与人家的侍女丫环说上话，那就已经属通家之好了。
七十二、金紫高位平常心
还是前文说过的大道理：一个人的政治命运是受制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