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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说，此联不错，对仗甚工。上联概括了朝云来惠州后的生活实景，下联尽展诗人离去的凄切清冷，怀念东坡之意，隐约字里联中――但总觉得还是不如东坡所撰揪人心扉、动人魂魄。
这清代祖宗们总是那么善于大煞风景！
九十三、忧国忧民不忧已
既然一心要安居于惠州，那就要首先解决长期居所问题，苏东坡现在也是有着三房儿媳的大家庭，既然自己不能回到宜兴，那就只有让全家前来惠州。
况且经亲身体验，这岭南也不是如先前想象般可怕，甚至说是世外桃源也无不可，但是全家需要住处，是不能如现在一妾一子般（二年时朝云尚在），随意找个寺院便可安身。
绍圣二年（1095年），苏东坡决定自己盖所房子，在苏东坡给挚友王巩的信中，苏东坡用近似得意戏谑的口气说：“某到此八月，独与幼子三庙者来，几百不失所。某既弃绝世故，身心俱安，小儿亦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呵呵。
子由不住得书，极自适，余无足道者。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归。明年筑室作惠州人矣。”
次年四月二十日，刚从逍遥堂看望一个何姓道士回到嘉佑寺的苏东坡，开始在河东白鹤峰上动工自己的安乐窝了，新居后面为山势所限，所以前宽后窄。
这在今天的风水先生的眼里是不详的，俗称“棺材宅”，但苏东坡没有理睬这些，还是看中了这块地皮。当然，也可能是宋代还没有这种说法。
苏东坡主要是看中了邻居，那儿原来已经有了两家居民，西邻是一个翟姓秀才；东邻是一个以酿酒为谋生的老妇林行婆。与秀才为邻将来的孙辈也算是接近点文化气息吧，与酿酒的为邻，好处可就大了，近水楼台先得月，近酒楼台先得什么？香味不说，最起码少钱时可以赊酒喝。
苏东坡的白鹤峰新居共有房屋二十间，房子盖的十分精雅，围着房舍苏东坡又栽种了橘子、柚子、荔枝、杨梅、楷杷等亚热带果树，以及几株桧树和桅子树。
这是委托刚恢复了往来的姐夫程子才物色到的苗木，他写诗告诉姐夫，不要物色过小的树苗，因为自己年已花甲，虽然说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伟大格言，但能够品尝到自己培育出的果实毕竟是件令人快乐的事情。
新居上梁在宋代是件值得恭贺的大事，届时所有亲朋好友以及左邻右舍都会带着鸡和猪肉前来道喜，苏东坡值白鹤峰新居上梁，写了六节用来供工匠吆喝的喜歌，歌中有句：
“自笑先生今白发，道傍亲种两株柑，”
据《春渚纪闻》载：这是因为当时东坡已经六十二岁了，自己认为这些果树如果十年内不结果，就恐怕等不到了。
但是，这所费尽苏家财力、心力所造的新居，女主人朝云却无福享受，新居尚未竣工，朝云便长眠辞世。
苏东坡给自己的新居起名“白鹤居”，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对苏东坡始终如一的王朝云，改名为“朝云堂”；主房左右，苏东坡给个房间命名，一为“德有邻堂”；一为“思无邪斋”，这“思无邪斋”就是苏东坡的书房。
“德有邻堂”出论语中“德不孤，必有邻，”；“思无邪斋”则道家味道极浓，两个堂名都是四个字，而在这之前文人给自己的书房起名通常三个字，苏东坡以四个字做堂名，居然开创了一时的风尚。
邻人的房子在他的房子后面的东北，完全被苏东坡的房子遮蔽住。他的前门向北，正对河流，数里乡野的美景，一览无余，白水山和更为遥远的罗浮山的庞大山脉，也可望见。
“白鹤居”、“德有邻堂”、“思无邪斋”，这居、堂、斋三个房名，几乎就是苏东坡此时思想及行为的写照，佛、儒、道，挂牌同居了。
政府不让干工作，东坡只有干私活。不过苏东坡在顾小家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大家”，就在苏东坡为建私房财力枯竭的同时，惠州的利民工程也同时立项开工：绍圣二年六月，惠州建东西新桥。苏家没有旁观，苏东坡以自己珍藏多年的“犀带”赞助工程。
更难得可贵：弟弟苏辙于遥远的高安也送来巨资――苏辙夫人史氏该年入宫朝见太后，蒙太后赐给了一宗黄金，苏辙便全数送来了惠州，苏东坡将这些资金尽数捐给了惠州建桥工程。
也怪了，北宋那时的太后几乎都爱眷顾苏家。
苏东坡到惠州是朝廷明令“不得签署公事”的，所以尽可以专注于自己的私事，或者怡情山水，倾心诗文，但是，这不是苏东坡的脾气，苏东坡也属于那种热衷于没事找事干的“事业家”。
但现在不让当官了，手头一无权，二无钱，怎么做离了权与钱都无法做的事情？这就要幸亏苏东坡的人缘与亲戚了。
苏东坡中央、地方都干过，又主知贡举多届，门生故吏也几乎遍布天下，尤其诗、书、画堪称“三绝”，文章也是世所公认领袖中国文坛，政绩也公认不菲，所以，只要东坡张口，当地及周边的主政官员一般都要给点面子的。
尤其姐夫程之才的广南提刑职务，给苏东坡帮了不少大忙，但程之才得以到广南任职，却是出于宰相章惇的故意，这章惇也不是突然天良发现，起了什么善心，而是准备给苏东坡创口上再搓点咸盐：他听说程、苏两家不睦四十多年，给你派去个老对头，你还能舒服得起来？
苏东坡开始也挺担心这绝交多年的姐夫加表兄，便通过一个朋友给程之才写了一封客气礼貌的信，结果信到大吉！六十多的程之才也早已心思大变，颇想弥补过去的嫌隙，重获这苏门亲戚的友谊，为此程之才亲来惠州探望苏东坡。
苏东坡派儿子苏去接姑夫，并且亲笔写了带一封略带歉意的欢迎信，信中有这样的句词：“杜门自屏，省穷念咎。”
不过程之才对苏东坡也有所求，恳求苏东坡为他曾祖父（苏东坡的外曾祖父）写一篇墓志铭，这样一来，程家所受到的苏洵之侮辱也就自然不了了之；再说。现在的苏东坡虽然处于被难之中，可是仍然是眉山人人引以为豪的诗文大家，程之才也不免颇有荣誉感。
章惇欲给苏东坡一暗棍子，却没曾想反倒给苏东坡送来了支撑一把的拐棍，这也许是苍天赐给的少许一点平衡吧。
苏东坡在姐夫的帮助下，力所能及地干了不少份外的国家工作。
苏东坡来到惠州之前，当地的驻军没有营房，是杂居于民间的，其战斗力就不用多说了，尤其要命的是这些穷当兵的很少集中训练，战斗力大多用在了欺负老百姓上面，惠州居民因此苦不堪言，就是欲舍财也甭想求得平安。
苏东坡此时已经没有一点权力，只有修书给姐夫程子才，请求他协商惠州地方解决此军民关系的大事，结果如愿，新建部队营房三百间，士兵受到了不得擅出军营的纪律制约，老百姓才算安定了许多。
绍圣三年正月元旦的博罗大火，使博罗全城付之一炬，官家衙署完全焚毁，全需重建。苏东坡恐怕那些官衙趁机贪贿敛民财的恶习发生――官员在搞国家建设时，一般都能有大宗的灰色收入的――建议程之才令当地实行“政府采购”公开化，禁止征集民间物资，征用民工。指出：否则“害民又甚于火灾”。
来惠州次年，岭南大丰收，农民出现了“卖粮难”现象，谷价下跌，政府税赋拒绝收取谷子，非要真铜现银，而农民欠的一斗粮税，却要卖两斗谷子才够缴纳。苏东坡便给程之才写了一封长信，把此政府伤农积弊揭发无遗，建议政府当依谷物市价向农民征税。数月之后，政府的税务官员果然向朝廷呈请了他的建议。
苏东坡还做了一件特别受居民敬仰的善事：把无主野坟的骸骨收集重建一大冢坟埋葬。重新安葬之后，苏东坡写了一篇祭文，安慰那些无名死者，文中反而向那些骸骨残缺不全的死者致歉意。
经济已经极度宭迫的苏东坡还在惠州城西修了一座放生池，他相信那些鱼也许前生是人身，鱼类一放入此一放生池内，则生命安全无虞，该池即名为“苏东坡放生池”。
直到今天，当地旅游部门还保持在节庆之日，重演买鱼放生的旧戏，不过，是为了尊重生命？或是为了吸引游客掏钱夹？那就不好定性了。
苏东坡还把黄州农民的“插秧机”移植到了惠州；广州瘟疫流行时，苏东坡又把自己杭州任上的建立“公立医院”的经验传授给新任的广州太守王古；为了解决广州居民的饮水大事，苏东坡还把杭州的“竹制输水管”推荐给了惠州、广州水利工程。
不过他嘱咐王太守对此主意来源保密，因为当局假如知道了是令高层厌恶的苏东坡出的馊点子，王太守不免要遭连累。据说这王太守后来终于没有躲过去，因“妄赈饥民”而被罢官。
岭南百姓的宭迫缓解了，苏东坡的宭迫却加剧了，苏东坡个人的基建工程已经耗尽了他的全部家财，连饭都要吃不上了！
不过，苏东坡还是有将愁苦化为旷达的本事，旷达之外依然透着幽默，下面苏东坡的一首短诗，应该极其清楚的显示了自己的处境与心态：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
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悲哀的口气起句，苍凉的自我画像，“病翁”“白须萧散”，风霜满面，哪知竟然寥落的与儿童游嬉为伴，却仍“朱颜”带笑，醉态可掬之间，更出奇的一笔浓浓的抹来！抹上了诗人的面颊，抹上了读者的心头！诗人“一笑”，“酒红”“双腮”，此一刻，哪里有半分悲哀苍凉？
老顽童诗人，诗人苏东坡。
九十四、佛祖处处有且无
据载，苏东坡父子二人在绍圣三年惠州时竟然米面全无，以至向一个王参军借了半亩菜地，爷俩自种自吃，“终年饱菜”充饥。
该年底十二月二十五日，苏东坡存酒已尽，无法过个安稳年，欲找米自己酿酒，谁知扫过米缸，连米也没有！
幸喜多位好友远来探望，人人没有空手，苏东坡才算熬过了年关――穷人过年如过关，自古皆然。
如此的穷日子，苏东坡还能高兴起来？
潇洒依旧！苏东坡留诗为证：
“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
何等安逸？何等洒脱？
这其中的因由，可能有远在金山寺的佛印大和尚来书点化的缘故，可是佛印禅师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经他劝化的苏东坡精神固然超脱世俗了，可是那超脱的诗句却给他的苏大施主带来了真正的大难临头！
现在中国大宋朝野对苏东坡，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当政的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只是碍于大宋没有戮杀文臣的先例，才勉强容忍苏东坡暂住岭南；而在野的士子文人以及老百姓却是对他们心仪的诗人愈加崇爱。
自苏东坡被贬谪之后，朝廷下令天下尽毁苏东坡所撰碑文，就连神宗皇帝亲笔题额的《上清储祥宫》也未能幸免，至于上面先皇的御笔题额？新上台的权贵们有的是办法：保留先皇御笔，专磨平苏东坡所撰碑文，由蔡京给重写了一篇文字刻上去就是了。
但天下士子不买账，打抱不平者比比皆是，朝堂上不敢说，乡野民间你当官的就管不着了，不行就披个“马甲”去那管得松的论坛发个帖子？那时没有这玩意？那也不要紧，大字报还没被立法禁止吧？有意见墙上划！就是寻常旅店的墙壁上也被题上了嘲讽诗：
李白当年流夜郎，中原不复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