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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们平素愚弄乡民，欺压良善，陈公将他们强行收容，遣返原籍，从不见手软。
身为习武出身，公弼执政治军都有一套，据说经他训练的部队堪称“铁军”！士兵们奉命站定不动之时，敌人箭矢如雨，兵卒们仍能甘当箭靶，木然屹立不动！能把人训练成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遥控木偶，这政治攻心的业务可谓精通！
其实这陈公弼与苏东坡还是同乡，老家四川青神，与苏东坡的妻子王弗同一地方。但陈公对东坡这位暴发户后辈同乡却甚为不屑，认为他无非是一个少年得意的书生罢了，出水才看两腿泥，有本事还得看你的工作成绩，捣鼓个豪华广场、超宽公路什么的能算什么搽粉政绩？
巧了，苏东坡偏是个服软不服硬的主！此时的苏东坡已经才名冠天下，又怎会对这位不苟言笑的直接上司俯首贴耳？要较量胸中才学你陈公弼够资格吗？
尤其是发觉这陈太守往往改动自己草拟的上奏文稿，东坡更加内心气愤――这东坡看来此时尚不熟悉领导们的优良习惯：不对秘书们的底稿改动上一言半语，哪怕是一两个标点符号，那还要领导作甚？
所以，两个都不善于妥协通融的硬汉碰在一起，出点火花是极为正常的现象。二人之间遇有争论，便舌剑唇枪，恶语相向；陈太守也往往在苏东坡拜访时不予接见，或者故意使他久候，甚至后来竟发展到太守向朝廷上告苏东坡持才抗命的情形。
苏东坡时年二十八岁，年轻气盛，血力方刚，又怎会服气这兵大爷出身陈公弼？人虽在屋檐下，却偏不低头，平常除非不得不应酬的公务，便来了个尽量不见面，惹不起还躲不起？
人在屋檐下，不低头必然碰头；下级想躲避上级？没那个可能。一次太守设宴，苏东坡借故不去，老陈毫不客气下了罚单：八斤铜。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罚款”，金额也不算多，不足现代官员的一场家宴酒钱，但却是记档的行政处分，尤其是这等于轻轻扇了这苏才子一个不疼却响的耳光！苏东坡恨极却无奈。
这倒不像大多数一二把手之间的关系：主副职之间的矛盾是天生固有的，但谁不是保持表面的客气？大面子还是需要维持的，暗地相互踢几脚那是免不了的现象，世上少见像陈、苏这样坦荡作对的领导班子。
这阶段的苏东坡还没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雅量，遇到能损几句老陈的机会决不放过，不久，报复的机会来了。
陈太守在公馆造了一座“凌虚台”，也许是要考察这苏状元是否才名如世之所传，便吩咐苏东坡写篇文章刻在凌虚台的竣工纪念石碑上，这活路对苏东坡自然是小菜一碟，但东坡却借机发扬了家传绝学：学老爸苏洵借碑文骂程家，让陈太守也领教一下老苏家传旷世骂功！
作文刻石留念之雅习传统悠远，目的无非是为了传之后世，行文当然必须庄重典雅，若能富有诗情画意自然更为得体。但苏东坡却不愿意做歌功颂德的工作，碑文中他与太守开起了玩笑。
地位所限，当然不能点名攻击上级，苏东坡在这篇叙事碑文中隐藏了对太守的巧妙嘲弄，拐弯抹角的骂人不难，难在恰如其分、把握分寸，既能出气，又不致翻脸最难，绝难之处还在于必须让挨骂者体会得到，还无话可说！
至于文章是否被采用？东坡压根就没想这一节，还能有人愿意将损自己的文章刻上石碑？
东坡的《凌虚台记》文中通篇不乏对太守的嘲讽：“……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太守陈公杖屡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身也……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就复于公日，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
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缓，狐险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
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第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
然而数世之后，欲其求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较？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钦？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刚过矣。
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亭台落成的喜庆之作，被苏东坡尽情描绘出了将来必然的坍塌毁坏之状，文中还含有嘲笑太守不知所住之城外有山的讽刺，确属罕见碑文。
偏陈公弼身居太守却有宰相大肚，竟毫不在意，吩咐工匠对此文一字也别更动，照原作刻在了石碑上。
这就是东坡的幸运之处了，陈太守为人磊落，心地并不坏。
从这件事之后，东坡也体会到了这位陈领导不是个凡品，开始了主动修好，二人的关系出现转机，从相互敌意开始变为惺惺相惜，几年之后，他甚至为去世的陈太守写了一篇碑铭。
碑铭这种文字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悼词，人死为大，不损光夸，所以没有悼词是说真话的，你应人家子侄辈之请为其先人写墓志铭，文字当然必须多说亡者好话，所以也就必然陈词滥调满篇，言不由衷。当然，谄媚死者是行文本分。
苏东坡本来最厌恶写此种文章，即使王公贵人相求，也是坚决不伺候。在东坡一生之中，只写了七篇墓志铭，皆有特别的理由，那是的确有话要说才写的。为陈太守写的碑铭就是其中一篇。
二人不打不成相识，以至最后似乎成了隔世钦佩的忘年之交。
应该说，苏东坡在凤翔任职，这个仕途初步还算开头不错，这期间的苏辙却还没有在自己的为官路上迈开第一步，自东坡离京后，苏辙便一直在京偕同妻子侍奉老父苏洵。
而苏老泉苏洵的做官也并非一帆风顺，宰相韩琦与富弼等人与苏洵交往一段之后，对他的看法有些变化：一个喜欢妄论朝政的书生而已，夸夸其谈，道理十足，激情有余，不顾实际――这不是活脱一个现代愤青吗？
这种人才历朝都不敢委以重任，也“不能”委以重任，书生误国，古来有之！为什么历史上有那么多大文豪、天才诗人终一生也难混成高干？就如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这样的做了皇帝――他的国家倒霉。
假如让杜甫、李白这种不世天才执政宰相，对人民来说也未必是什么好事，欲“使天下寒士俱欢颜”？只能是良好的愿望与梦想，比廉洁奉公、杜绝贪官还难。
苏洵的日子过得是：
愁眉紧锁眼前事，苦味从来久后甜。
痴情报国终不悔，只把雄心寄明天。
苏洵曾留句为证：“佳节每从愁里过，壮心时向醉中来。”
不过苏洵还是以无比的耐心等来了出头的希望，在宰相韩琦的照顾下，苏洵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小官，注明：前面有个“试”字――也就是说，只是试用。
北宋官制，官员职称前一般要加四字：“行”、“守”、“试”、“权”。高职兼低职称为“行”，低职任高职称为“守”，“试”则是“试用”，“权”即“代理”。老苏苦心、耐心、恒心换来了被宽大免试录用，却还是没滑掉“预备党员”的必要程序――试用。
“校书郎”为从八品，老苏能就此满意？犹豫几天还是推辞了，不过这次辞职的理由干脆给朝廷挑明了：官太小，工资太低，高新方能养廉么！辞职书原句：“实以家贫无资，得六七千钱，诚不足以赡养”。
可是官还是要做的，苏洵还是一事不烦二主，又给韩琦写信：“相公若别除一官而幸与之，愿得尽力”――要是另外能给安排个官，我保证好好干。
最后索性向宰相长叹：“……嗟夫，岂天下之官，以洵故冗耶！”――天下这么多的好职位，怎么就不能给一个适合我的官儿呢？
韩琦的确够意思，又帮他弄到了霸州文安县主簿的小官，具体工作不需要赴任，是留在京城编礼书。好歹也算是国家公务员了，老苏终于收心安分编书了，这本书就是《太常因革礼》。
苏洵有了稳定的工作，北宋朝局却陡然不稳，老皇帝仁宗驾崩了，新皇帝英宗上台了，儿子苏轼也到了任期，回京述职，尤其可喜：那新皇帝英宗也是东坡的“粉丝”之一！
苏东坡看来终于熬到了时来运转的辉煌！
十四、天子眷顾也枉然
北宋的人事政策挺严格，地方官员三年任期一到，朝廷就要依法将他停职停薪，以便考察他政绩如何，叫做“磨勘”。 依据察考的结果，再经推荐，另授新职。
让官员在职掌权时对他考察？那不过是忽悠老百姓，尤其是让下级来纪检上级？更是花活。
东坡任职期满当然也要回京，他的回京使弟弟苏辙获得了自由，老爸能有人照料了。苏辙不久被委任为大名府推事，当时的大名府也叫“北京”，在今日的北京南一百余里。
苏东坡在离开凤翔府之前，有两件事需要提起一下：一件事是数月前王弗的哥哥自川中来到凤翔投奔妹夫，这与苏东坡将来的生活关系甚大。
第二件则是在凤翔任上所结识的两个人，其一是苏轼与之不大对眼的陈太守的儿子陈糙，此人一身好武功，张弓射得天上飞鸟；其二是邻县的太守章惇，其人富有才华，豪爽大方且胆略过人。
这二人都是在此时与东坡结交为朋友，我们日后将会不断的熟悉他们。
新皇帝英宗，是老皇帝仁宗的堂侄，只是由于仁宗无后才幸运的被收养到宫中做了太子，早年曾任岳州团练使、秦州防御使，也算是出身基层官场。
英宗赵曙从闲诗文章中早就对苏东坡十分倾慕，在加上太后从老皇帝那里转来的那句“一榜觅来苏门两宰相”的御言闲谈，心想：新朝新气象当用新人，破格提拔这已空缺的苏轼吧，便与宰相韩倚商量，要把苏东坡委任以翰林之职，专为皇帝起草诏令，官名就是“知制诰”，若如此，东坡便将如同一步登天，直接进入了大宋中央的决策班子。
但是宰相韩倚却反对，老头认为让苏东坡突然居此高位，对苏东坡可不是什么好事，有文才不等于老练，重用未必适用。这的确是韩倚居官多年的老道之处：一个世界冠军让你突然给提拔成了国家体委主任，其实等于毁了他。
但皇帝毕竟是皇帝，不提拔自己心仪之人总有些不舒服，于是便又一次建议授苏东坡翰林修注，掌管宫中公务以及记载。
结果还是没能过了宰相韩倚这一关，韩倚的理由还是与前次差不多：“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
这就是说，宰相也认为东坡有“为天下用”的大才，应该留在中央培养锻炼，不过要提拔的让天下士子信服，让他坐直升飞机直接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反而害了他。
修注这个工作与“知制诰”类似，还是工作在中央决策班子内，所以不能这样擅越提拔。
最后老头自己给东坡推荐了个活路：进入国家史馆修史吧，不过要先再考他一回，这是宋代官员就任新职前的惯例。
这下皇帝终于忍不住了，当场反驳宰相：“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