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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信口胡说，张虎山却被蒙住了。等了不多一会，只见何穆贴身的一个听差，匆匆而来，打个千说道：“敝上请张老爷到花厅里坐，有位贵客想见见张老爷。”
“喂！”张虎山用迟疑的声音问道：“是那个？”
“听说是张老爷的同乡。”
又是贵客，又是同乡，张虎山便兴冲冲地跟了去了。
张虎山未到，彭玉麟已先在花厅中等候。因为接王命的缘故，特为穿着公服，布袍布靴，相当寒酸，但有三样东西煊赫，一样是珊瑚顶子，一样是双眼花翎，还有一样更显眼：黄马褂。然而这还不足为奇，威风的是记名总兵，实缺参将，也是红顶子的武官为他站班，金参将之下是县大老爷何穆，这时也换了公服在伺候差使。
“张虎山带到！”金参将随带的一名武巡捕，入厅禀报。
这话传到廊下，张虎山的神色就变了，带入厅中，向上一望，大概认出独坐炕床的大官，就是那天在书场为自己所呵斥的乡下土老儿，顿时有些发抖，双膝一弯，跪倒在地。
“张虎山！”金参将冷峻地发话，“钦差彭大人有话问你，你要照实答供。”
“是，是！”张虎山磕着头，自己报明职衔姓名。
“张虎山，”彭玉麟问道，“你本来在那里当差？”
“一直在嘉兴，沿运河一带驻防。”
“在营多少年了？”彭玉麟又问：“是何出身？”
“在营八年，行伍出身。”张虎山略停一下又说，“先是弁目，后来补上司书，因为打仗的功劳，升了把总。”
“你当过司书？那么，你也知书识字？”
“是！”张虎山说，“识得不多。”
“你在营只有八年，自然没有打过长毛。又是司书，怎么会有打仗的功劳？”
这句话似乎把张虎山问住了，结结巴巴地好半天，才勉强道：“是保案上来的。”
彭玉麟当年奉母命避祸之时，一面在衡阳石鼓书院读书，一面在衡州协标下支马兵的饷当司书，深知其中的“奥妙”。司书在有些不识字的营官看来，就是“军师”，弟兄们则尊称之为“师爷”，有什么剿匪出队的差遣，事后报功，都靠司书，把自己带上几句，夸奖一番，事所必然。张虎山的所谓“保案上来的”把总，就是这么回事。
“原来你不曾打过仗！这也不去说它了。我且问你，你到石门几年了？”
“三年不到。”
“三年不到。噢！”彭玉麟自言自语地点点头，停了一会问道：“你有几个女人？”
这一问，不但张虎山显出疑惧的神色，金参将也大为诧异，只有何穆心里明白，就这一句话上，杀张虎山的理由便够了。
“说啊！”彭玉麟双目炯炯地看看张虎山，“我倒要听你怎么说！”
“我……，”张虎山很吃力地说了出来：“我有四个女人。”
“你听听，”彭玉麟看着参将说，“一名把总，要养四房家眷！”
金参将直摇头：“吃空也吃不了这么多啊！”
“就是这话罗。”彭玉麟看着张虎山又问：“我再问你，你那四个女人，都是什么地方人？最小的那个是怎么来的？”
张虎山脸色灰败，大概自己也知道要倒大霉了！
“是，是花钱买的。”
“我也知道你是花钱买的。不过，”彭玉麟钉紧了问：“人家是不是愿意卖呢？”
这一下张虎山说不出来了，只是磕头如捣蒜，“求彭大人开恩！”他说，“我一回去就把我那四个女人遣散。”
“遣散！你当这是裁勇？”彭玉麟冷笑，“倒说得轻松！看中意了，人家不肯也不行，不要了，给几个钱送走。世界上那里有这么自由的事！”
“那请彭大人示下，我该怎么办？”张虎山低着头说，“我知道错了，请彭大人治罪。”
“光治你一个强买民妇，逼死本夫的罪就够了！你知道石门百姓对你怎么想？恨不得寝皮食肉！”说到这里，转脸喊一声：“金参将！”
“喳！”金参将肃然应诺。
“杨大人跟你怎么说？”
“说是请彭大人代为作主。纵兵殃民的营官，无须多问。”
“好吧！”彭玉麟说：“请王命！”
张虎山这时已面无人色，瘫软在地。金参将努一努嘴，立刻便有人上来，将他连拖带拉地弄了出去。何穆也疾趋而出，向在厅外待命的刑名老夫子重重地点一点头，表示开始动手。
于是“伺候请王命”的传呼，一直递到大堂，大堂正中一座龙亭，里面供着一面二尺六寸长的蓝缎长方旗和一面七寸五分大小的朱漆圆形椴木牌，旗和牌上都有满汉合璧的一个金色“令”字，上面钤着兵部的大印。这就是金参将专程从杭州赍到的“王命旗牌”。
等彭玉麟在鼓乐声中向龙亭行完三跪九叩的大礼，站起身来，石门县的刑房书办，已带着差役抬过来一张公案，文房四宝以外，是一张杨昌浚与彭玉麟会衔的告示和一道斩标。彭玉麟站着勾了朱，将笔一丢，大门外随即轰然放炮，接着是“呜嘟嘟、呜嘟嘟”吹号筒的声音，夹杂鼎沸的人声，似乎宁静的石门县，从来就没有这么热闹过。
监斩官是金参将。他早就跟刑名老夫子商量过了，怕的张虎山手下的士兵会闹事。刑名老夫子告诉他不必担心，自从马新贻被刺以后，在军营纪律中，对于以下犯上，特别注意，同时他已派了三班六房的差役，在刑场多加戒备。再说，老百姓个个乐见张虎山被斩，水师士兵就想闹事，也要顾虑众怒难犯，不敢造次。金参将听他说得有理，便放心大胆地莅临刑场，奉行差使。
彭玉麟仍旧由何穆陪着，回到花厅休息，静等金参将来缴令。一踏进门，只见石门县的那几名绅士环跪在地，拜谢彭玉麟为民除害，感激之忱，溢于词色。
“多亏得杨抚台。”彭玉麟有意推美杨昌浚，“象张虎山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杨抚台是不知道，如果知道，早就下令严办了。”
“饮水思源，全靠彭大人为我们作主。”为首的老绅士说，“但愿彭大人公侯万代！”
地方士绅实在是出自衷心的感激，所以在彭玉麟到大堂行礼的那时，已经作了一番商量，要攀缘留他三天，星夜到杭州邀戏班子来演戏助觞，公宴申谢。又要凑集公份，打造金牌，奉献致敬。当然，金参将和县大老爷那里也有意思表示。但彭玉麟坚决不受，再三辞谢，不得要领，唯有星夜开船，一溜了之。
到了杭州，下榻在俞曲园的“西湖第一楼”，除却杨昌浚以外，官场中人，概不应酬。本意诗酒流连，到八月初再进京，叩贺大婚，那知第三天便看到两道明发上谕，一道是指责黄翼升颟顸，“本应即予惩处，姑念该提督从前带兵江上，屡著战功，从宽免其置议”，长江水师提督自然干不成了，“准其开缺回籍”。接替的人，出于彭玉麟的密保，是曾国荃下金陵，首先登城十将之一，得封男爵，而以建功狂喜，放纵过度，得了“夹阴伤寒”而死的李臣典的胞弟李成谋，由福建水师提督调任。
另外一道是批答彭玉麟“酌筹水师事宜请旨遵行”的折子，说他“所陈四条，切中时弊，深堪嘉尚”，连夹片附奏“请停止水师肆习弓箭”，共计五项兴革，一概批准。
感激皇恩，彭玉麟便想提早入京，恰好两江总督衙门派专差递到一封信，是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出面写来的，催他早日陛见。这一来，自更不愿再耽搁，他的行踪一向简捷飘忽，说走就走，接信第二天就动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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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这时离大婚吉期，只有一个多月，京城里自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旬万寿以来，有八十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有些是象彭玉麟那样，奉准陛见，兼贺大婚的地方大僚；有些是解送贡品或者勾当“传办事件”的差官；有些是趁捐例大开，特为进京“投供”，顺便观光找门路的捐班官儿；有些是想抓住机会来做一笔好生意的买卖人；有些是什么也不为，只为赶上百年难遇的皇帝大婚，来看热闹。因此，大小客栈、会馆、庙宇，凡可以寄宿的地方，无不满坑满谷。
但是，也有逃难来的人。直隶在前一年就闹水灾，灾区之广，为数十年所未有，朝廷特意降旨各省劝捐，光是杭州的富商胡雪岩，就捐了棉衣一万件。直隶总督李鸿章一面办赈济，一面请款动工，整治永定河，已经奏报“全河两岸堤埝，均已培补坚厚”，照例办“保案”嘉奖出力人员。那知夏末秋初，几番风雨，永定河北岸竟致溃决，保定、天津所属州县，亦都发了大水。没有水的地方又闹蝗虫，然而这不能象上年那样，可以请赈，因为事情一闹开来，必要追究决河的责任，便只好尽量压着。于是苦了灾民，无可奈何，四出逃难，就有逃到京师来乞食的。
偏偏清苑县地方的麦子长得特别好，一棵麦上有二个穗，这称为“麦秀两歧”，算是祥瑞。李鸿章想拿它来抵消永定河的水灾，特为捡了“瑞麦”的样品，专折入奏，这一下恼了一个御史边宝泉，教李鸿章讨了好大一个没趣。
边宝泉是汉军，属镶红旗，他是崇祯十五年当陕西米脂县令，以掘李自成祖坟出名的边大绥的后裔。同治二年恩科的翰林，他的同年中，张之洞、黄体芳都是议论风发，以骨鲠之士自名的人，对李鸿章的不满，由来已非一日。但翰林如不补“日讲起注官”，不能直接上奏言事，边宝泉则是恰好补上了浙江道监察御史，名正言顺的言官，便由他出面来纠弹李鸿章。
这篇奏疏，经过好几个文名极盛的红翰林，字斟句酌，文字不深而意思深，所以一到皇帝手里，立刻就被它吸引住了。一开头“祥瑞之说，盛世不言，即‘丰年为瑞’一语，亦谓年谷顺成，民安其业，以是为瑞耳！未闻水旱频仍，民生凋敝之余而犹复陈嘉祥、谈瑞应者也！”就让皇帝脱口赞道：
“说得实在！”
再看下去是引证史实说麦子一茎两歧甚至七、八歧，不足为奇，北宋政和二年，就有这样的事。皇帝心想，政和是亡国之君宋徽宗的年号，照此说来，麦秀两歧，算什么祥瑞？于是又不知不觉地说了句：“岂有此理！”接着便喊：“小李，你查一查今年的‘缙绅’，边宝泉是什么地方人？”
小李查过答道：“是汉军镶红旗。”
“他从小住在什么地方？”皇帝指着奏折念道：“臣少居乡里，每见麦非甚歉，双歧往往有之。’这‘少居乡里’是那儿啊？”
小李大为作难，但是他有急智，略想一想随即答道：“不是山东，就是直隶。反正决不是江南。”
“你怎么知道？”
“江南不出麦子。”
“说得有理。”皇帝表示满意，把视线仍旧回到奏折上。
这下面又是引经据典，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举历代祥瑞，统称为“物异”，祥瑞尚且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