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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旨!喔,”许庚身问:“缓勾还是发往军台效力?”
官犯临刑而有恩旨的,不出这两途,谁知两者都不是,“是发往云南交岑制军差遣。”那章京又说,“赵沃占了便宜,连带沾光,发往军台效力。”
“这……,”许庚身点点头说:“意外而非意外。你回去跟张中堂说,我知道了。”
接着许庚身便请司官过来商议,因为如何处置是一大难题。
因为向来秋决那云,所有在斩监候的人犯,一律绑到法场,静等京畿道御史赍到勾决的黄册,再定生死。不死的人,亦要在场,这就是俗语所说的“陪斩”。
陪斩以后的发落,不外乎两种,若是缓勾,依旧送监收押。倘有恩旨减罪,必是由死刑改为充军,那就是兵部武库司的事,直接由菜市口送交兵部点收发配。现在既非缓勾,亦非充军,该当如何处理?秋审处的坐办,云南司的郎中等等该管的司官,都拿不出办法。
“有律按律,无律循例。我想两百年来,类似情形,亦不见得独一无二,尤其是雍正、乾隆两朝,天威不测,常有格外的恩典。”许庚身向秋审处的坐办说:“薛大人律例精熟,一定知道。他住得也近,老兄辛苦一趟,登门求教吧!”
这是命他去向刑部左侍郎薛允升请示。薛允升住在菜市口以北,教场口以西,称为老墙根的地方。秋审处坐办叩门入内,道明来意。薛允升始而诧异,继而摇头,淡档地说了一句:“倒记不起有这样的例子。”
“那么,照大人看,应该怎么办才合适?”
“那就很难说了。”薛允升答道:“你们瞧着办吧!”
秋审处的坐办很不高兴,便又钉上一句:“现在人在菜市口,不知道该往那里送?”
“那要问右堂才是。”
“就是许大人叫司官来请示的。”
“你跟我请示,我又跟谁请示?”薛允升沉下脸来,接着将茶碗一举。
这是逐客的表示,廊上的听差,随即高喊一声:“送客!”
秋审处坐办碰了个大钉子,极其气恼,然而还得尽司官的礼节,起身请安告辞。薛允升送到滴水檐前,哈一哈腰就头也不回地往里走了。
※ ※ ※
一场没结果!坐办告诉了许庚身,他知道是薛允升与唐炯有私怨,故意作难。然而律例森严,他亦不敢擅自区处,只能吩咐,带回刑部,再作道理。
带回刑部,自然送监。提牢厅的主事却不肯收了,“加恩发遣的官员,那能再进这道门?”他说:“不行,不行!”
“你不收,让我送他到那里?”
“这,我们就管不着了。”
“何必呢?”秋审处坐办说,“他的行李箱笼,都还在里面。
老兄怎么不让他进去住?”
这话将提牢厅主事惹火了,“莫非我要侵吞他的东西不成?”他气鼓鼓地说:“人犯在监之物,如何取回?自有定章。
让他家属具结来领就是!”说完,管自己走了。
唐炯的两个儿子都等在门外,然而无法进衙门,刑部大狱,俗称“天牢”,又是最冷酷的地方,所以内外隔绝,搞得唐炯栖身无处。
不过,唐炯到底跟狱卒有两年朝夕相见的感情,平时出手也还大方,所以有个吏目“瞒上不瞒下”地,悄悄儿将唐炯放了进去,住了一夜。
第二天却不能再住了。提牢厅主事依照发遣的规矩,派差役将唐炯送到兵部武库司,那里的司官自然也不收。就在进退维谷之际,幸好有个唐炯的同乡后辈,也是蜀中旧识的兵部职方司郎中陈夔龙,出面将他保释,才能让他回到长子家中。
这无非暂时安顿,究竟如何出京到云南,听候云贵总督岑毓英差遣?犹待发落。反正既非充军,兵部可以不管,如说分发派用,是吏部的事,可是似此情形,吏部亦无例可援,不肯出公事。在刑部,这是右侍郎许庚身所管,督饬司官,翻遍旧档,竟无恰当的案例可以比照引用,堂堂大军机,竟如此大劳其神。最后两尚书、四侍郎会议,才商定一个变通办法,由刑部六堂官具衔出公函给岑毓英,让唐炯带到云南面报,权当到任的文凭。
※ ※ ※
转眼到了年下,各省及藩属进贡的专差专使,络绎于途。由于一开了年,元宵佳节,就是皇帝亲政,皇太后训政的盛典举行之日,所以藩属的专使,除了贡献土仪以外,还赍来贺表。
其中之一是朝鲜的专使金定熙,他还负有一项“王命”,与朝鲜王父子间的利害冲突有关。那是光绪八年的事,当时朝鲜为日本势力所侵入,亲日派李载冕、金宏积、朴定阳之流,号称新党,组织总理机务衙门,以师法日本为职志,因而与守旧派明争暗斗,终于势成水火。
守旧派的首脑之一是大院君李昰应。朝鲜国王李熙以旁支入承大统,他的本生父就是李昰应,由于为外戚闵氏所抑制,闲居云岘宫,抑郁已久。以后新党改革兵制,聘请日本军官实施新式训练,求效过急,为士兵所不满,叩诉于李昰应,竟造成极大的内乱。李昰应率领这批士兵,进犯王宫,杀王妃闵氏,杀总理机务衙门的官吏,而旧党乘机起事,演变成排日的大风潮。
日本驻朝鲜的花房公使,走仁川,归长崎,日本政府正好以此为借口,发兵攻击。朝鲜王李熙向中国乞师,但李鸿章不愿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派吴长庆率淮军渡辽为朝鲜平乱,逮捕大院君李昰应,禁闭在保定,然后与日本议和,让日本取得与中国军队同驻朝鲜京城的权利。
事定以后,本来应该释放李昰应,而且朝鲜亦曾数度上表乞恩,可是慈禧太后执意不允,亦不说原因。因此,朝鲜始终不放弃努力。及至醇王执政,朝鲜使臣求到他门下,醇王慨然应诺,找了个机会向慈禧太后面奏,说祖宗向来怀柔远邦,加恩外藩,大院君李昰应幽禁已久,不如放他归国,保全李昰应、李熙的父子之情。
慈禧太后微微冷笑,“我不放他是有道理的。”她说:“你应该明白。”
“臣愚昧!”醇王实在想不通。
慈禧太后笑笑:“你不明白就不必问了!”
醇王却一定要问,微微仰脸用相当固执的声音说:“总要请皇太后明示。”
那神态中微带着不驯之色,慈禧太后心中一动,心肠随即便变硬了,“我不知道你装糊涂还是真的不明白?”她从容自若地说:“我是要教天下有那生了儿子当皇帝的,自己知道尊重!如果敢生妄想,李昰应就是榜样。”
这两句话岂仅取瑟而歌,简直就是俗话说的“杀鸡骇猴”!醇王没有想到受命过问政事,竟遭来这样深的猜忌。因而颜色大变,浑身发抖,瘫在地上动弹不得。那光景就象穆宗驾崩的那晚,听到慈禧太后宣示:醇亲王之子载湉入继大位那样,所不同的,只是不曾痛哭流涕而已。
慈禧太后知道将他吓怕了,也就满意了,“你不要多心!”她安慰他说,“我知道你忠心耿耿,决不会有什么!我的话不是指着你说的。”接着便吩咐太监将醇王扶出殿去。
从这一次以后,醇王一言一行,越发谨慎小心。而李昰应亦终于由于李鸿章的斡旋,在去年秋天遣送回国,负护送之责的是袁世凯。他本来一直带兵驻在汉城,此时更由总理衙门加委“办理朝鲜通商交涉事宜”,成为朝鲜京城中最有力量的外国使节。而袁世凯少年得志,加以不学而有术,未免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因此,不但朝鲜王李熙渐起反感,各国公使亦多不平。
不幸的是,袁世凯又卷入朝鲜宫廷的内争之中。他本来与李熙的内亲闵泳翔交谊甚笃,而闵泳翔与大院君李昰应是世仇,由于袁世凯护送李昰应回国,一路上谈得很投机,因而招致了闵泳翔的猜忌。于是而有流言,说袁世凯将用武力废去李熙,用李昰应为王。这一来,父子之间,又成参商。金定熙此来,就是想设法能让中国召回袁世凯,以绝后患。
这当然要在总理衙门下手。庆王奕劻受了金定熙的一份重礼,便得帮他说话,特地去看醇王,很委婉地陈述来意。
一听牵涉到李昰应,醇王就双手乱摇,“你不要跟我谈这件事!”他说,“外藩的是非,中朝管不了那么多。”
“不管也不行啊!”奕劻说道:“袁世凯人很能干,就太跋扈了,不但李熙见他头痛,各国在那里的使臣,亦对他不满。倘或因此激出外交上的纠纷,很难收拾。再有一层,袁世凯如果真的拥立大院君,那就会把局面搞得不可收拾了!”
“什么?”醇王这时才听清楚,急急问道:“他要拥立大院君?”
“朝鲜有这样的流言,外交使节中更是传说纷纭。袁世凯是功名之士,此人的胆子很大,年纪又轻,说不定就会闯出祸来。”
“那不行!”醇王说道,“你应该出奏。”
“是!”奕劻问道:“怎么说法?”
“自然是召回袁世凯。”
“老七!”奕劻用征询的语气问:“是不是以面奏为宜?我看,咱们一块儿‘请起’吧!”
醇王考虑了一会,觉得此事必须“独对”,但总理衙门的事务,又不便撇开奕劻,只有分别陈奏之一法,因而作了决定:“还是你那里上折子,说简略些不要紧,反正上头一定要问我,我再谈好了。”
奕劻照言行事。奏折到了慈禧太后那里却无动静,醇王自不便查问,同时也无暇查问。已经到了快封印的时候,还有上百万银子的开销没有着落,而旗营将弁向来逢年过节,都要靠醇王周济,年久成例,也得一大把银票,才能应付得了。
公私交困,几乎又要累得病倒。
累倒还不怕,最使醇王心里难过的是,三海工程将完,重修清漪园的工程亦已开始,两处工款又积欠到一百五十多万,只发半数,亦须七八十万。慈禧太后听了李莲英的献议,责成醇王转告李鸿章借洋债,却又不愿居一个借洋款修园的名声,只好以兴办海军学堂为名,秘密嘱托李鸿章设法。
李鸿章亦知道此举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敢彰明较著地进行,只关照天津海关道周馥私下探问,这一来事情就慢了。好不容易到了腊八节才有消息,汇丰银行愿意借八十万,年息六厘,两年还清;法国东方银行肯借一百万,年息五厘七五,照英镑折算,分十年拔还;德国德华银行亦愿意借一百万,年息只要五厘五,期限亦比较长。然而不管那一家银行,都是等运河解冻,才能将银子运到天津,那是春暖以后的事了。
为此,醇王特地派专差到天津,传达口信,要李鸿章无论如何在封印以前,凑集八十万现银,赶运进京,否则就会耽误“钦工”。如今又是十天过去,尚无消息,立山亦颇为着急,他不敢催醇王,只有托李莲英进言。
于是慈禧太后特地召见醇王,询问究竟。醇王不敢说实话,一说实话必遭呵责,心一横,大包大揽地说:“款子一定可以借成。不过洋人办事,一点一划,丝毫不苟,所以就慢了。反正年前总可以取到。”
“今天腊月二十一了!”慈禧太后问道:“莫非真要等到大年三十方能发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