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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只要有那个封疆大吏入彀,便打算大大地骗一笔钱,远走高飞,逃往外洋。这话是否实在,洪春圃又是何许人?张之洞都未细问,反正悖逆狡诈,罪在不赦,秘密处决以后,密电军机处报闻,就此了却这重公案。
有人说:李成能口中的所谓“洪春圃”,实无其人,而教唆他串演这个荒唐骗局的,乃是一个陕西人李来中。此人从小就习闻他的“同乡先辈”李闯王、张献忠的种种传说,洪秀全金田起事,“天京”开国的始末,亦听得很不少,因而颇有大志,亦工于心计。他暗地里思量,从古帝王创业,不外乎三条路子,一是一方势豪义名在外,时逢乱世,众望所归,起事夺天下;二是占山为寨,招兵买马,由抗官府而抗朝廷;三是借神道设教,盅惑乡愚,见机行事。忖量自己的身分、力量,只有第三条路子可走。因此,早就有了一个伏笔,编造了一段诡谲的故事,说他母亲生他时,曾梦见神龙,八字中又有“三辰”之异。不说“四辰”就是他的高明之处,留下一点缺陷,更容易使人相信。当然,这些话他自己是很少提到的,甚至有时还装出讳莫如深,唯恐惹祸的模样,只用种种暗示来散布他的身世之异。加以善用小恩小惠,而急人之急,又真能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地步,所以在他的家乡,很结了一些死党。
又有一说,同治初年,西北回乱,董福祥起于安化,溃勇饥民相附,聚有十余万之众,犯绥德、窥榆林,声势浩大,其后为刘松山所败。当董福祥被困危急时,李来中救过他的性命,因而结义为异姓手足。董福祥后来投降做官,一帆风顺,曾经想提拔李来中,而他不受,并且亦不承认跟董福祥有此一段渊源。其中真相,无人能说,不过李来中的身分,却反因此而提高了。这又是他的高明之处,如果承认了,不过董福祥的义弟而已,身分亦高不到那里去。
李来中下的是水磨工夫,工夫虽深,磨来磨去磨成一根绣花针,不成其为大器。但陕甘自左宗棠西征后,着力经营,乱源已遏,并无可以号召起事的机会,直到毓贤在山东与洋人为仇,才发现有了可乘之机。
到了山东,李来中很快地跟义和拳搭上了线,随即策动朱红灯在平原起事。朱红灯自称明朝的后裔,是明朝的后裔,志在复明,当然反清。却又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两相矛盾,而另有作用。原来“扶清灭洋”这句口号是应付官府的挡箭牌,不想大合毓贤的胃口,暗中庇护,酿成大乱,平原、高唐、荏平、长清一带,无端而起刀兵。朱红灯最后兵败被擒,毓贤还想设法替他开脱,不道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接印的第二天,就从狱中提出朱红灯,明正典刑,枭首示众。接着,大捕义和拳,用“请君入瓮”的手法,拿他们作试练“刀枪不入”的活靶,逼得义和拳偃旗息鼓,悄然北遁。
李来中异常机警,未成气候以前,只居幕后,所以朱红灯虽遭显戳,而他却能全身而退。当然,他是不会死心的,同时也看得很清楚,从督抚到州县,象袁世凯那样的人少,象毓贤那样的人多,而朝廷心惮洋人,民间痛恨教民,所以用“扶清灭洋”这个题目,着实还有文章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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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直隶,李来中看中了天津。天津民气浮嚣,最容易鼓动,尤其有同治九年的那桩教案在,新仇勾起旧恨,更易下手。所以李来中在天津杨柳青住了下来,默观变。
京津密迩,慈禧太后立大阿哥的内幕,以及端王急于想当太上皇的传闻,李来中时有所闻。但是载漪究有几分力量,固然不易测度,而朝廷对义和拳的态度,时宽时严,莫衷一是,亦不免令人迷惑。这样到了二月里,李来中终于看出路道来了。
指路的明灯是二月十三的一道上谕:“山西巡抚邓华熙调任贵州巡抚,遗缺以毓贤补授。”毓贤最为洋人所不满,在赋闲三月以后,调补北五省中最富庶的山西,是朝廷对他的重用,而重用毓贤,亦正不妨视作朝廷姑息义和拳的迹象之一。李来中又打听到,毓贤放山西巡抚,出于端王的保荐与军机大臣刚毅的赞成。这就更明白了,端王、刚毅跟毓贤臭味相投,都可以成为义和拳的“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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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祸果然发生了!裕禄接得高娄有变的禀帖,派出一名统领杨福同,带队到涞水“相机办理”。其时祝芾已经心力交瘁地在高娄以好言诱获拳民六个人,由王占魁带回定兴,讲明白,这只是敷衍公事,一定会从轻发落。同时留下四十名马队,驻守高娄,作为警戒。
第二天,杨福同的队伍开到,祝芾少不得又要陪他下乡,行到一个叫做百部村的地方,突然来了几百义和团,包围官军。杨福同飞调高娄的马队支援,内外夹击,打死了几十个义和团,方得解围。
见此光景,祝芾不敢再往前走,单独回城。杨福同会同援军到高娄,还未进村,又遭遇数十义和团猛扑。马队放了一排枪,拳众退守一座大空院,作法不灵,为杨福同挥兵攻入,生擒九人,斩杀二十多,很显了一点威风。
谁知保定府属的义和团,就在这十天工夫中,蜂拥而起,已成燎原之势。来自涞水以北涿州的大股义和团,在山道设伏,杨福同寡不敌众,被困在山沟中,身边仅有两名马弁,当然遇害。身受五十余伤,面目两肢全毁,死得很惨。
裕禄得报,大惊失色,找来藩臬两司会商。廷杰主剿,廷雍主抚,相持不下。裕禄是主抚的,但又怕言官说话,朝廷责备。就在这彷徨不决之际,来了一道上谕:“直隶藩司廷杰内调,以臬司廷雍兼署藩司。”
这一下还说什么?裕禄唯有跟着廷雍的路子走!他下定决心了,朝廷既然有重用义和团之意,自己就得走在前面。而况民气昂扬,都相信义和团能够“扶清灭洋”,相信入春久旱,瘟疫流行,而“只要扫平洋人,自然下雨消灾”。自己又何可与潮流相悖?
因此,总督衙门有两个官儿,立即受到重用。一个是专负与各军营联络之责的武巡捕徐其登,一个是候补道谭文焕。徐其登本来就是白莲教余孽,亦就等于义和团埋伏在裕禄身边的内应,而谭文焕之极力为义和团说好话,到处宣扬义和团如何神勇,却另有缘故。
原来候补道品类不齐,才具不一,真所谓“神仙、老虎、狗”,是摇尾乞怜的狗,威风凛凛的老虎,或者逍遥自在的神仙,全看各人会不会做官。不会做的,辕门听鼓,日日伺候贵人的颜色,所得的只是白眼。会做的,那怕资格是捐班,敌不过“正途”,补不上实缺,但可钻营“差使”,而有些差使如制造局总办之类,油水之足并不下于海关道、盐运使等等肥缺。而且实缺道员只能占一个缺,差使却可兼几个,所以有些红候补道,声势煊赫,起居豪奢,着实令人艳羡。
谭文焕就是深晓个中三昧的,只是时运不济,谋干差使,几次功败垂成,到紧要关头上,总是为大有力者所夺去。这时默察时局,朝中讲洋务的大为失势,而义和团人多势众,打出去的旗号又很漂亮,很可以有一番作为。他生得晚,每每自叹,未能赶上洪杨之乱,否则,从军功上讨个出身,早就是方面大员了。如今有义和团“扶清灭洋”这个大好良机,岂可轻轻放过?
他心里是这样盘算,从来对付大股土匪,不外剿抚两途,准义和拳改称为义和团,即无再剿之理,接下来便是招抚。如果及早促成其事,则就抚的义和团便得设局管理,别的不说,只说经手粮饷军装,就有发不完的财。因此,由徐其登的关系,跟李来中搭上线以后,就不断在裕禄面前游说,劝裕禄收义和团为己用,上报朝廷恩遇,下求子孙富贵。日子一久,裕禄亦颇为动心,如今既然决心照谭文焕的话做,当然少不得谭文焕的参赞。
“义和拳是神仙传授,所办的事,万万非神力所及,譬如涞水烧教堂,诛教民,是一位老师念一遍咒,顿一顿脚,立刻有六丁六甲平地涌现,听命而行。高娄村的教民三十余家,大小一百余口,一转眼间无影无踪,王副将亲自检视火场,连尸首都不曾发见。大帅,”谭文焕说,“请想,这那里是凡夫俗子办得到的。”
“是啊!”裕禄很向往地,“那位义和团老师,不知在那里,能不能请来见一见?”
“这位老师叫张德成,在静海县属的独流镇,主持‘天下第一坛’。请来见一见,恐怕… 。”
谭文焕故意不说,要等裕禄来问。果然,“怎么?”裕禄问道:“不肯来见我?”
“不是不肯。因为关圣帝君降凡,总是托体在张老师身上,身分不同,他不敢亵慢神灵。”
“要怎样才不算亵慢呢?”
“这,”谭文焕迟疑地,“卑职不敢说。”
“说说不要紧。”
“得用王者之礼。”
“这可为难了!”裕禄答说,“用我的仪从,还无所谓。用王者之礼,非请旨不可。看一看再说吧!”
裕禄的态度,当天就传到了张德成耳中。又等了三天,朝廷对涿州戕官一案处置的情形,也有消息传来了。
是个很确实的消息,当杨福同被害的奏报到京,刚毅看完之后,竟表示:“不该先伤义士!”这义士当然是指义和团。
历来暴民戕官,被视作目无法纪,形同叛逆的大罪。因为朝廷设官治民,而民竟戕官,等于不服朝廷的统治。为了维系威信,如果发生这样的案子,一定派大军镇压,首犯固在必获,无辜株连亦是常事,甚至上谕中会公然有“洗剿”的字样出现。如今一员副将这样惨死,而平章国事的军机大臣竟还责以“不该先伤义士!”然则“义士”又岂可无声无臭,毫无作为?
“水到渠成了!”李来中对张德成说,“你放手干!我回西安去一趟,陕西能够搞一个局面出来,出潼关,过风陵渡跟山西连在一起,再出娘子关到正定,席卷河北,何愁大事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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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同因公阵亡,竟同枉死,朝廷不但没有恤典,还革了他的职。裕禄由于直隶提督聂士成的坚持,不能不派兵到涿州,但并非围剿戕官的不法之徒,而是虚声恫吓一番。于是,涿州的义和团在两三天之内增加了好几倍,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担心的是义和团会毁铁路、拆电线。四月二十九,京西琉璃河至涿州的铁路,为义和团掘起铁轨,烧毁枕木,沿路的电线杆亦被锯断。这是下午的事,傍晚,总理衙门就已知道,因为由保定到京的火车与电报都不通了。
第二天就是五月初一,由琉璃河到长辛店几十里的铁路、车站、桥梁,都被破坏,甚至芦沟桥以东密迩京城的丰台车站,亦被烧光,有两名西洋工程师的下落不明。
这一下,惊动整个京城。但有人惊恐,而有人惊喜。为了义和团烦心、旧疾复发,请假一个月在家休养的荣禄,不能不力疾销假,坐车赶到颐和园,递牌子请见慈禧太后。
“老佛爷,可真得拿主意了!”荣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