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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力不从心之意？”于式枚问。
“不止于此！”李鸿章提起笔来，在“笔秃唇焦”下面，添上一小段：“卒以时局艰难，鲜能补救，抚衷循省，负疚良深。”
中间是叙议定以后，枝节丛生，种种委屈。最后，于式枚将李鸿章的话叙了进去：“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卒，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和议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我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可或复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悽悽之愚，伏祈圣明垂察。”
“没有能说得透彻。可也没有法子了！”李鸿章说：“拜发吧！”
“中堂，”于式枚问：“是不是要请庆王先过一过目？”
“为什么？”李鸿章忽然又发脾气了，“他事事掣肘，专听日本小鬼的话，不必理他！”
这顿脾气，发得于式枚心里很难过。李鸿章的“中堂脾气”是出了名的，于式枚相从多年，司空见惯，而况又非对他而发，更无须介意。他难过的是，李鸿章的“中堂脾气”，向不乱发，甚至以发脾气作为一种亲昵的表示。北洋与淮军中很有人知道他的脾气，他喜欢用一句合肥土话骂人：“好好搞你娘的！”若有人得他此一骂，升官发财就大有望了！
然而，如今不同了！李鸿章郁怒在心，肝火特旺，常常忍不住大发一顿脾气，八旬老翁，何堪常此喜怒无常？于式枚感到难过的是，怕李鸿章的大限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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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
电报到达西安，军机处连鹿传霖自己在内，都知道“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这句话，是对他而发的。其实，鹿传霖自己又何尝不知道，既无可战之兵，亦无可战之饷，连纸上谈兵的资格都不够。不过，慷慨激昂，究不失为沽名钓誉最方便的法子。如今官到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只要循分供职，善自养生，再有三五年，何愁不能“大拜”？这样一想，自然心平气和，觉得就算发一套慷慨激昂的议论，亦无味得很。
而况眼前便有一大难关，第一年的赔款连摊付利息二千二百万两，在西历明年正月初一，亦即华历十一月二十二，即须付足，为期不过三个月，如何筹措这笔巨款？大是难事。
经过多次会商，就开源节流两大端去用工夫，首先想到的是虎神营、骁骑营、护军营，当初为了整军经武打洋人，在载漪力争之下，自光绪二十五年起．加补津贴，年需一百四十余万两银子。如今吃了败仗，偃武修文，准备“变通政治”，这笔津贴，当然可裁。
此外，神机营、步军营添练兵丁的口分，以及满汉官员、八旗兵丁额外加发的“米折”，凡是戊戌政变以后，打算跟洋人周旋到底，为了激励士气而额外增拨的津贴及“恩饷”，一律裁减。每年可省出来三百万两银子。
其次是南洋、海防、江防、各省水陆练勇以及旧制绿营的各项费用“率多事涉虚糜”，而且经此大败，足见“难期实济”，一律酌加裁减。不过所省减费用的确数无法计算，估计至多亦不过三百万两。节流所得，至多不过每年赔款的七分之二，其余大数，要靠开源。
难题来了！不管广东新开办的房捐、盐斤加征、“土药”、茶、糖、烟、酒从重加税，怎么样算也算不出一千几百万银子的额外款项来！
为此曾屡屡集议，但闻一片嗟叹之声，细帐越算越心烦，最后只有出之于摊派一途，按省分大小、财力多寡，负担最重的，自然是江苏，派到二百五十万两；其次是四川，二百二十万两；再次是广东，二百万两，以下浙江、江西各一百四十万两；然后湖北、安徽等省．以次递减，最贫瘠的贵州，亦派到二十万两。上谕中特别说明，开源节流各条办法，“有与该省未能相宜及窒碍难行之处，各该督抚均有理财之责，自可因时制宜，量为变通，并准就地设法，另行筹措”，暗示只要凑足数目，什么法子都可以用。但必须“如期汇解，不得短少迟延，致有贻误。”而紧接着又有句话：“倘期限已届，而短少尚多，即惟各督抚是问。”换句话说，是有个折扣在里头。倘或各省摊派，照额收足，而有必须开支的用途，亦可截留一小部分。
※ ※ ※
吃过月饼，从行宫到京官的寄寓，都在捆扎行李，准备回京，只见满街的车马伕子。偏偏西安官场又来个全班更动，因为陕西巡抚升允奉旨特派为前路粮台，由藩司李绍芬护理巡抚印信，由荣禄幕府中外放的臬司樊增祥署理藩司，于是粮道署臬司，西安府升署粮道，另外再派人署西安府，交卸上任，道喜谋差，忙上忙下，大概从唐朝以来，一千多年之中，这个关中名城就从没有这么热闹过。
启銮期近，乘舆出东门还是南门，发生了争议。照路程来说，应该出东门，但有人以为大驾必自北而南，朝廷体制攸关，而且“南方旺气，向明而治”，所以必出南门。这一来多费周折，光是出城这一段路程要加出两倍，而辇道加铺黄土，亦颇费事，所以议论不定，最后是请慈禧太后裁决。不用说，体制犹在其次，取旺气，讨吉利最要紧，面谕军机大臣：“出南门，绕赴东关，在八仙庵拈香打尖后再走。”
最先走的是二班军机章京，前一天启程，赶到阌乡，准备接替头班军机章京办事。第二天八月二十四，天色未明，军机、御前、六部、九卿及西安全城文武，均已齐集行宫伺候，当行李登车时，两宫循例召见了军机大臣，方始升舆。辰初三刻，前导马队先行，接着是太监，然后是领侍卫内大臣开路，静鞭之响，黄轿出宫，头一乘是皇帝，第二乘是慈禧太后，第三乘是皇后，第四乘是瑾妃，都挂起了轿帘，不禁臣民遥瞻，惟有第五乘黄轿的轿帘是放下的，内中坐的是大阿哥。
黄轿之后便是以军机大臣为首的扈从大员，随后是各衙门的档案车辆。首尾相接，一直到十点才过完。
一路上家家香花，户户灯彩，跪送大驾，到得南关，地方耆老，献上黄缎万民伞九把。然后绕向东门外，在八仙庵拈香打尖。饭罢即行，迤逦向东偏北而行，跸道两旁，又是一番气象，只见无数官儿，匆匆赶路。原来升允先期传谕，文官佐杂，武官千把以下，在十里铺恭送，逾此以上的文武官员，在灞桥恭送。另外派人点验，无故不到者查取职名，停委两年。所以衣冠趋跄，十分热闹。
一过灞桥，轿马都快了，三点多钟．头一天驻跸的骊山宫在望了。
此处已是临潼县该管。但打前站的吴永竟未找到临潼县令，再看供应，亦全未预备，不由得困扰而着急，抓住管行宫的一名典史，厉声问道：“夏大老爷呢？误了皇差是何罪名，莫非他不知道？”
“吴大人，”那典史哭丧着脸说：“你老别问了，我们都还在找他呢！”
“到底怎么回事？”
那典史迟疑了一会，毅然决然地说：“我也不怕得罪人，说吧！”
原来临潼的县官夏良材，本来是个候补知县，只为是藩司李绍芬的湖北同乡，夤缘而得临时派委署理。此人在西安多年，难得派到一个差使，实在穷怕了。所以这趟得了这个署缺，存心不良，有意拿他的七品前程，作个孤注之掷。
办皇差照例可以摊派，但除非在膏腴之地而又善于搜刮，否则千乘万骑，需索多端，没有一个不焦头烂额的。所贪图的只是平安应付过去，将来叙劳绩时，靠得住可以升官。夏良材本非良材，不过颇有自知之明，就升了官也干不出什么名堂来，吃尽辛苦，还闹一身亏空，何苦来哉？所以心一横摊派了两万七千银子，死死地捏在手里，丝毫不肯放松。这一来，自然什么预备都谈不上了。
听得有这样荒谬的情事，吴永既疑且骇。心里在想，反正有升允在，不妨静以观变。
谁知果如那典史所说，夏良材真个避匿不出，升允一到，看见这般光景，急得跳脚。但亦只能勉力敷衍了行宫中的御膳，竟连王公大臣亦顾不得了。于是只听得到处是咬牙切齿的诅咒声。若非怕惊了驾会获重咎，侍卫与太监都要闹事了！
第二天一早启驾，新丰打尖，零口镇驻跸，供应依旧草率异常，入夜殿上竟无灯烛。而夏良材总算让升允找到了！“好啊！夏大老爷！”升允气得发抖，“从古到今，你这个县官是独一份，真正让我大开眼界！”
“良材该死！不过死不瞑目。”夏良材哭丧着脸说：“实在是连日王公大臣的护卫随从，一班来、一班去，要这样，要那样，不由分说，把预备的东西抢光了。第二天再预备，还是抢光。地方太苦，时间仓促，实在没法子再预备了。”
“你说的是真话？”
“不敢撒谎。”
“你倒说，是那些王公大臣的护卫随从，敢抢为两宫预备的供应？”
“官卑职小，不认识，而况来的人又多。”夏良材答说：
“横竖县里总是革职的了，求大人不必再问了吧！”
“哼！”升允冷笑，“你以为丢了官儿就没事了？没那么便宜。”
说完，升允将袖子一甩，连端茶碗送客的礼节都不顾，起身往里就走。夏良材如逢大赦似地，踉跄退出，仍旧躲在一个幕友的寓处，只待两宫一启銮，随即打点行李，靠那两万多银子回湖北吃老米饭去了。
升允那知他是怎样的打算？想起还该责成他办差，却又找不到人了。升允这一气非同小可！一面连夜缮折，预备第二天一早呈递，一面派人四下找夏良材，牙齿咬得格格响地在盘算，要怎么样收拾得他讨饶，才能解恨。
结果找了半夜也没有找到夏良材，而荣禄却派人来找升允了。一见面就问：“镇里可有好大夫？”
升允抬头一望，只见荣禄满面深忧，眼眶中隐隐有泪光，不由得惊问：“是……？”
“小儿高烧不退，偏偏又在这种地方。唉！”
升允知道荣禄只有独子，名叫纶庆，字少华，生得颖慧异常，只是年少体弱。如今忽发高烧，看来病势不轻，就怕这零口镇没有好医生。
这样想着，也替荣禄着急，无暇多问，匆匆说道：“我马上去找。”
医生倒有，不是什么名医，病急也就无从选择，急急请了去为纶庆诊脉。时已三更，转眼之间，便得预备启驾，升允无法久陪，急急赶到宫门伺候。
到得天色微明，两宫照例召见臣工，第一起便叫升允。料想有一番极严厉的训斥，所以升允惴惴然捏一把汗，进得屋去，连头都不敢抬，行过礼只俯首跪着，听候发落。
“这夏良材是那里人？”非常意外地，竟是皇帝的声音。
“湖北。”升允简短地回答。
“你折子上说：‘该县辄称连日有冒称王公仆从，结党攫食’，到底是冒充，还是故意指他们冒充？”
有没有这回事，在疑似之间，但即使真有其事，奏报非说冒充不可。否则不定惹恼了那位王公，奏上一本，着令明白回奏，究竟是那些王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