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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不能代表一切中国的女性一般。留学生大多数是家里有钱，或由政府派遣，为
的是将来给家族或国家增光，贫穷和受不到教育的女人怎么能同日而语。所以，虽
在现在，其实是缠着小脚，“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女人还不少。
至于困苦，那是用不着多谈，只要看同一的《申报》上，记载着多少“呼吁和
平”的文电，多少募集急赈的广告，多少兵变和绑票的记事，留学外国的少爷小姐
们虽然相隔太远，可以说不知道，但既然能想到用显微镜，难道就不能想到用望远
镜吗？况且又何必用望远镜呢，同一的《杨缦华女士游欧杂感》里就又说：
“……据说使领馆的穷困。不自今日始。不过近几年来。有每况愈下之势。譬
如逢到我国国庆或是重大纪念日。照例须招待外宾。举行盛典。意思是庆祝国运方
兴。
兼之联络各友邦的感情。以前使领馆必备盛宴。款待上宾。到了去年。为馆费
支绌。改行茶会。以目前的形势推测。将后恐怕连茶会都开不成呢。在国际上最讲
究体面的。要算日本国。他们政府行政费的预算。宁可特别节省。惟独于驻外使领
馆的经费。十分充足。单就这一点来比较。我们已相形见拙了。”
使馆和领事馆是代表本国，如杨女士所说，要“庆祝国运方兴”的，而竟有
“每况愈下之势”，孟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②则人民的过着什么生活，
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小国比利时的女人们究竟是单纯的，终于请求了原谅，假使
她们真“知道立国数千年的大中华民国”的国民，往往有自欺欺人的不治之症，那
可真是没有面子了。
假如这样，又怎么办呢？我想，也还是“就此一笑而散”罢。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上海《北斗》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冬
华。
②“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语见《论语·颜渊》，是孔丘弟子有若的话，文
中作“孟子曰”，系误记。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①
一
听说《新月》月刊团体②里的人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
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
便一翻，是争“言论自由”的文字③和小说居多。近尾巴处，则有梁实秋先生的一
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④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
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以及在《文艺与批评》⑤的后记里所说：“但因为译者的能
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
仂句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
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这些话，
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还在“硬译”两字旁边加上套圈，于是“严正”地下了
“批评”道：“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译’和‘死译’有
什么分别呢？”
新月社的声明⑦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在论文里，也似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
“组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有组织的，至少，关于政治的论文，这一本
里都互相“照应”；关于文艺，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评家所作的《文学是
有阶级性的吗？》的余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说：“……但是不幸得很，没有一本
这类的书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
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
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字旁也有圆圈，怕排印麻烦，恕不照画了。总之，
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这些书既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为一切中国人所
不懂，应该在中国断绝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风断不可长”云。
别的“天书”译著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从我个人来看，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
单的。第一，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
还是一个问题。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第二，梁
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一个问题。这
问题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里，便可以解释。Proletary⑧这字不必
译音，大可译义，是有理可说的。但这位批评家却道：“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
涵义并不见得体面，据《韦白斯特大字典》⑨，Proletary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至少在罗马时
代是如此）”其实正无须来争这“体面”，大约略有常识者，总不至于以现在为罗
马时代，将现在的无产者都看作罗马人的。这正如将Chemie译作“舍密学”⑩，读
者必不和埃及的“炼金术”混同，对于“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决不会去考查语
源，误解为“独木小桥”竟会动笔一样。连“翻翻字典”（《韦白斯特大字典》！）
也还是“无所得”，一切中国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罢。
二
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
“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则
决不只一人，用“我们”来说话，是不错的，也令人看起来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
人双肩负责。然而，当“思想不能统一”时，“言论应该自由”时，正如梁先生的
批评资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种“弊病”。就是，既有“我们”便有我们以外的“他
们”，于是新月社的“我们”虽以为我的“死译之风断不可长”了，却另有读了并
不“无所得”的读者存在，而我的“硬译”，就还在“他们”之间生存，和“死译”
还有一些区别。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们”之一，因为我的译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条件，是全都
不一样的。
那一篇《论硬译》的开头论误译胜于死译说：“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译……
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
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末两句大可以加上夹圈，但我却从来不干这样的
勾当。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
闷，憎恶，愤恨。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徐志
摩先生的诗，沈从文，凌叔华⑾先生的小说，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闲话⑿，梁
实秋先生的批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⒀，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⒁。
所以，梁先生后文说：“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
法的线索位置”这些话，在我也就觉得是废话，虽说犹如不说了。是的，由我说来，
要看“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样，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的。
看地图虽然没有看《杨妃出浴图》或《岁寒三友图》那么“爽快”，甚而至于还须
伸着手指（其实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罢了，看惯地图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
但地图并不是死图；所以“硬译”即使有同一之劳，照例子也就和“死译”有了些
“什么区别”。识得ABCD者自以为新学家，仍旧和化学方程式无关，会打算盘的自
以为数学家，看起笔算的演草来还是无所得。现在的世间，原不是一为学者，便与
一切事都会有缘的。
然而梁先生有实例在，举了我三段的译文，虽然明知道“也许因为没有上下文
的缘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中，也用了
类似手段，举出两首译诗⒂来，总评道：“也许伟大的无产文学还没有出现，那么
我愿意等着，等着，等着。”这些方法，诚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这一
本《新月》月刊里的创作——是创作呀！——《搬家》第八页上，举出一段文字来
——
“小鸡有耳朵没有？”
“我没看见过小鸡长耳朵的。”
“它怎样听见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诉她的耳朵是管听东西，眼是管
看东西的。
“这个蛋是白鸡黑鸡？”枝儿见四婆没答她，站起来摸着蛋子又问。
“现在看不出来，等孵出小鸡才知道。”
“婉儿姊说小鸡会变大鸡，这些小鸡也会变大鸡么？”
“好好的喂它就会长大了，像这个鸡买来时还没有这样大吧？”
也够了，“文字”是懂得的，也无须伸出手指来寻线索，但我不“等着”了，
以为就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
临末，梁先生还有一个诘问：“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翻译之难即在
这个地方。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
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
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假如‘硬译’而
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吗？”
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要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或者希望“两种文中的文法
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
也较易于翻译，而且也是一种工作。荷兰翻德国，俄国翻波兰，能说这和并不工作
没有什么区别么？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
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
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中国
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
《书经》⒃，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
上谕，⒄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
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
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
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有什么“奇迹”，干什么“吗”呢？
但有待于“伸出手指”，“硬着头皮”，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
过我是本不想将“爽快”或“愉快”来献给那些诸公的，只要还有若干的读者能够
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⒅。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无产文学理论，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