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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一男三女的一家，这回却将男的逐出，另外请进一个女的去。将近浦口，又发
生一点小风潮，因为那四口的一家给茶房的茶资太少了，一个长壮伟大的茶房便到
我们这里来演说，“使之闻之”〔3〕。其略曰：钱是自然要的。一个人不为钱为什
么？然而自己只做茶房图几文茶资，是因为良心还在中间，没有到这边（指腋下介）
去！自己也还能卖掉田地去买枪，招集了土匪，做个头目；好好地一玩，就可以升
官，发财了。然而良心还在这里（指胸骨介），所以甘心做茶房，赚点小钱，给儿
女念念书，将来好好过活。……但，如果太给自己下不去了，什么不是人做的事要
做也会做出来！我们一堆共有六个人，谁也没有反驳他。听说后来是添了一块钱完
事。
我并不想步勇敢的文人学士们的后尘，在北京出版的周刊上斥骂孙传芳大帅。
不过一到下关，记起这是投壶〔4〕的礼义之邦的事来，总不免有些滑稽之感。在我
的眼睛里，下关也还是七年前的下关，无非那时是大风雨，这回却是晴天。赶不上
特别快车了，只好趁夜车，便在客寓里暂息。挑夫（即本地之所谓“夫子”）和茶
房还是照旧地老实；板鸭，插烧，油鸡等类，也依然价廉物美。喝了二两高粱酒，
也比北京的好。这当然只是“我以为”；但也并非毫无理由：就因为它有一点生的
高粱气味，喝后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后的田野里一般。
正在田野里的时候，茶房来说有人要我出去说话了。出去看时，是几个人和三
四个兵背着枪，究竟几个，我没有细数；总之是一大群。其中的一个说要看我的行
李。问他先看那一个呢？他指定了一个麻布套的皮箱。给他解了绳，开了锁，揭开
盖，他才蹲下去在衣服中间摸索。摸索了一会，似乎便灰心了，站起来将手一摆，
一群兵便都“向后转”，往外走出去了。那指挥的临走时还对我点点头，非常客气。
我和现任的“有枪阶级”接洽，民国以来这是第一回。我觉得他们倒并不坏；假使
他们也如自称“无枪阶级”〔5〕的善造“流言”，我就要连路也不能走。
向上海的夜车是十一点钟开的，客很少，大可以躺下睡觉，可惜椅子太短，身
子必须弯起来。这车里的茶是好极了，装在玻璃杯里，色香味都好，也许因为我喝
了多年井水茶，所以容易大惊小怪了罢，然而大概确是很好的。因此一共喝了两杯，
看看窗外的夜的江南，几乎没有睡觉。
在这车上，才通见满口英语的学生，才听到“无线电”“海底电”这类话。也
在这车上，才看见弱不胜衣的少爷，绸衫尖头鞋，口嗑南瓜子，手里是一张《消闲
录》〔6〕之类的小报，而且永远看不完。这一类人似乎江浙特别多，恐怕投壶的日
子正长久哩。
现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里了；急于想走。走了几天，走得高兴起来了，很想总
是走来走去。先前听说欧洲有一种民族，叫作“吉柏希”〔7〕的，乐于迁徙，不肯
安居，私心窃以为他们脾气太古怪，现在才知道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倒是我胡涂。
这里在下雨，不算很热了。
鲁迅。八月三十日，上海。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日《语丝》周刊第九十九期。
〔2〕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鲁迅回绍兴接母亲等家眷到北京，同住八道湾。
〔3〕“使之闻之” 语见《论语·阳货》：“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
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4〕投壶 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宾主依次投矢壶中，负者饮酒。《礼记·
投壶》孔颖达注引郑玄的话，以为投壶是“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孙传芳
盘踞东南五省时，曾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在南京举行过这种古礼。
〔5〕“无枪阶级” 涵庐（高一涵）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
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闲话》中说：“我二十四分的希望一般文人收起互骂的
法宝，做我们应该做的和值得做的事业。
万一骂溜了嘴，不能收束，正可以同那实在不敢骂的人们，斗斗法宝，就是到
天桥走走，似乎也还值得些！否则既不敢到天桥去，又不肯不骂人，所以专将法宝
在开枪阶级的头上乱祭，那末，骂人诚然是骂人，却是高傲也难乎其为高傲罢。”
按天桥附近，是当时北京的刑场。
〔6〕《消闲录》 上海出版的一种无聊小报。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十一月创刊，原名《消闲报》，一九○三年改为《消闲录》。
〔7〕吉柏希（Gypsy） 通译吉卜赛。原居住印度北部的一个民族，十世纪时
开始向外迁移，流浪在欧洲、西亚、北非等地，大多靠占卜、歌舞等为生。
“死地”〔1〕
从一般人，尤其是久受异族及其奴仆鹰犬的蹂躏的中国人看来，杀人者常是胜
利者，被杀者常是劣败者。而眼前的事实也确是这样。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惨杀徒手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事，本已言语道断〔2〕，只使
我们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但北京的所谓言论界，总算还有评论，虽然纸笔喉舌，
不能使洒满府前的青年的热血逆流入体，仍复苏生转来。无非空口的呼号，和被杀
的事实一同逐渐冷落。
但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
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3〕，前去送死的。倘以为徒手请愿是送死，本国的
政府门前是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
“没齿而无怨言”〔4〕。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假使
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前，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
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
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
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历史上所记的关于改革的事，总是先仆
后继者，大部分自然是由于公义，但人们的未经“死之恐怖”，即不容易为“死之
恐怖”所慑，我以为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但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这许多血，竟换
得一个这样的觉悟和决心，而且永远纪念着，则似乎还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
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即如这一回，以这许多生命的
损失，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将一部分人心的机微示给我们，知道在中
国的死地是极其广博。
现在恰有一本罗曼罗兰的《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5〕
在我面前，其中说：加尔是主张人类为进步计，即不妨有少许污点，万不得已，也
不妨有一点罪恶的；但他们却不愿意杀库尔跋齐，因为共和国不喜欢在臂膊上抱着
他的死尸，因为这过于沉重。
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
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总是“请愿”。殊不知
别有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
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
三月二十五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国民新报副刊》。
〔2〕言语道断 佛家语。《璎珞经》：“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言语道断”，原意是不可言说，这里表示悲愤到无话可说。
〔3〕死地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在三月二十日的“时
论”栏发表了林学衡的《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一文，诬蔑爱国青年“激
于意气，挺（铤）而走险，乃陷入奸人居间利用之彀中”，指责徐谦等“驱千百珍
贵青年为孤注一掷……必欲置千百珍贵青年于死地”，同时该文还恶毒攻击“共产
派诸君故杀青年，希图利己”。三月二十二日，《晨报》又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
《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胡说“纯洁爱国之百数十青年即间接死于若辈（按即他
所谓“群众领袖”）之手”。
〔4〕“没齿而无怨言” 语见《论语·宪问》。没齿，终身之意。
〔5〕《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爱与死的搏斗》，罗
曼罗兰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剧本之一，作于一九二四年。其中有这样的情节：国
约议会议员库尔跋齐因反对罗伯斯庇尔捕杀丹东，在议会投票判决丹东死刑时，他
放弃投票，并中途退出会场；
同时他的妻子又在家中接待一个被通缉的吉隆德派分子（她的情人），被人告
发。他的朋友政治委员会委员加尔来到他家，告以委员会要他公开宣布对被通缉者
的态度；在他拒绝以后，加尔便给予两张事先准备好的假名假姓的护照，劝他带着
妻子一同逃走，并告诉他已得到罗伯斯庇尔的默许。鲁迅这里所举的就是加尔在这
时候对库尔跋齐所说的话。
送灶日漫笔〔1〕
坐听着远远近近的爆竹声，知道灶君先生们都在陆续上天，向玉皇大帝讲他的
东家的坏话去了，〔2〕但是他大概终于没有讲，否则，中国人一定比现在要更倒楣。
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还卖着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们那里也有这东
西，然而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那就是所谓“胶牙饧”了。本意是在请灶君
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我们中国人意中的神鬼，
似乎比活人要老实些，所以对鬼神要用这样的强硬手段，而于活人却只好请吃饭。
今之君子往往讳言吃饭，尤其是请吃饭。那自然是无足怪的，的确不大好听。
只是北京的饭店那么多，饭局那么多，莫非都在食蛤蜊，谈风月，“酒酣耳热而歌
呜呜”〔3〕么？不尽然的，的确也有许多“公论”从这些地方播种，只因为公论和
请帖之间看不出蛛丝马迹，所以议论便堂哉皇哉了。但我的意见，却以为还是酒后
的公论有情。人非木石，岂能一味谈理，碍于情面而偏过去了，在这里正有着人气
息。况且中国是一向重情面的。何谓情面？明朝就有人解释过，曰：“情面者，面
情之谓也。”〔4〕自然不知道他说什么，但也就可以懂得他说什么。在现今的世上，
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论，本来是一种梦想；即使是饭后的公评，酒后的宏议，也何尝
不可姑妄听之呢。然而，倘以为那是真正老牌的公论，却一定上当，——
但这也不能独归罪于公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