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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臂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6〕，做序只能
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刘半农，李小峰〔7〕，我，皆非其选也。然而
我却决定要写几句。为什么呢？只因为我终于决定要写几句了。
还未开手，而躬逢战争，在炮声和流言当中，很不宁帖，没有执笔的心思。夹
着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么报上骂半农了，说《何典》广告〔8〕怎样不高尚，不
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这颇使我凄然，因为由此记起了别的事，而且也以为
“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从此一见《何典》，便感到苦痛，再也说不出
一句话。
是的，大学教授要堕落下去。无论高的或矮的，白的或黑的，或灰的。不过有
些是别人谓之堕落，而我谓之困苦。我所谓困苦之一端，便是失了身分。我曾经做
过《论“他妈的！”》早有青年道德家乌烟瘴气地浩叹过了，还讲身分么？但是也
还有些讲身分。我虽然“深恶而痛绝之”于那些戴着面具的绅士，却究竟不是“学
匪”世家；见了所谓“正人君子”固然决定摇头，但和歪人奴子相处恐怕也未必融
洽。用了无差别的眼光看，大学教授做一个滑稽的，或者甚而至于夸张的广告何足
为奇？就是做一个满嘴“他妈的”的广告也何足为奇？然而呀，这里用得着然而了，
我是究竟生在十九世纪的，又做过几年官，和所谓“孤桐先生”同部，官——上等
人——
气骤不易退，所以有时也觉得教授最相宜的也还是上讲台。又要然而了，然而
必须有够活的薪水，兼差倒可以。这主张在教育界大概现在已经有一致赞成之望，
去年在什么公理会上一致攻击兼差的公理维持家，今年也颇有一声不响地去兼差的
了，不过“大报”上决不会登出来，自己自然更未必做广告。
半农到德法研究了音韵好几年，我虽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书，只知道里面很夹
些中国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线，但总而言之，书籍具在，势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
业，我以为也还是将这些曲线教给学生们。可是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了〔9〕；他
兼差又没有。那么，即使我是怎样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对他印卖书。既要印卖，
自然想多销，既想多销，自然要做广告，既做广告，自然要说好。难道有自己印了
书，却发广告说这书很无聊，请列位不必看的么？说我的杂感无一读之价值的广告，
那是西滢（即陈源）做的。——顺便在此给自己登一个广告罢：陈源何以给我登这
样的反广告的呢，只要一看我的《华盖集》就明白。主顾诸公，看呀！快看呀！每
本大洋六角，北新书局发行。
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
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有一天他问我，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
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求助于药物了。其实呢，在大众中试验催眠，本来是不容易
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爱莫能助。两三月后，报章上就有投书（也
许是广告）出现，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以此欺人。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
多，所以通缉他的时候，有一联对句道：“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
《何典》快要出版了，短序也已经迫近交卷的时候。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
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还夹杂些和《何典》不相干的思想。但
序文已经迫近了交卷的时候，只得写出来，而且还要印上去。我并非将半农比附
“乱党”，——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都仍以那时
的革命者为乱党，是明明白白的，——不过说，在此时，使我回忆从前，念及几个
朋友，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而已。
但短序总算已经写成，虽然不像东西，却究竟结束了一件事。我还将此时的别
的心情写下，并且发表出去，也作为《何典》的广告。
五月二十五日之夜，碰着东壁下，书。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七日《语丝》周刊第八十二期。
〔2〕《何典》 一部运用俗谚写成的、带有讽刺而流于油滑的章回体小说，共
十回，清光绪四年（1878）上海申报馆出版。编著者“过路人”原名张南庄，清代
上海人；评者“缠夹二先生”原名陈得仁，清代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一九二六
年六月，刘复（半农）将此书标点重印，鲁迅曾为作题记（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3〕常维钧 名惠，字维钧，河北宛平（今北京丰台区）人，北京大学法文系
毕业，曾任北大《歌谣》周刊编辑。
〔4〕半农 刘复（1891—1934），字半农，江苏江阴人，历任北京大学教授、
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职。他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
初期重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思想渐趋保守。参看《且介亭杂文
·忆刘半农君》。著有诗集《扬鞭集》、《半农杂文》等。
〔5〕厂甸 北京地名，位于和平门外琉璃厂。过去每年夏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日
传统的庙市期间，这里有许多临时摆设的旧书摊。
〔6〕汪原放（1897—1980） 安徽绩溪人。“五四”以后，曾标点《水浒传》
等小说若干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每种前大抵都有胡适（适之）所作的序。
〔7〕李小峰（1897—1971） 江苏江阴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参加新潮
社和语丝社，当时是上海北新书局主持者之一。
〔8〕《何典》广告 载于《语丝》第七十至七十五期。前三期只刊登“放屁放
屁，真正岂有此理”数语，未提《何典》书名。从七十三期（一九二六年四月五日）
起，广告开头才是“吴稚晖先生的老师（《何典》）出版预告”，其中引用了吴稚
晖的一段话：“我止读他（按指《何典》）开头两句……从此便打破了要做阳湖派
古文家的迷梦，说话自由自在得多。不曾屈我做那野蛮文学家，乃我生平之幸。他
那开头两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用这种精神，才能得言论的真自
由，享言论的真幸福。”
〔9〕一九二六年春夏间，由于段祺瑞政府长期不发教育经费，国立九所大学都
未能开学。北京大学在三月十五日召开教职员评议会，决定如不发一个月欠薪，生
活无法维持，不能开课（见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京报》）。后虽勉强开学，但
教员请假者日必数十。不久，教务会议即议决，提前于六月一日举行学年考试，以
便早日结束。这里说的“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即指此。
我还不能“带住”〔1〕
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上满载着一些东西，现在有人称它为“攻周专号”
〔2〕，真是些有趣的玩意儿，倒可以看见绅士的本色。不知怎的，今天的《晨副》
忽然将这事结束，照例用通信，李四光教授开场白，徐志摩“诗哲”接后段，一唱
一和，甩道“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3〕了。还“声明
一句，本刊此后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字”云。
他们的什么“闲话……闲话”问题，本与我没有什么鸟相干，“带住”也好，
放开也好，拉拢也好，自然大可以随便玩把戏。但是，前几天不是因为“令兄”关
系，连我的“面孔”都攻击过了么？我本没有去“混斗”，倒是株连了我。现在我
还没有怎样开口呢，怎么忽然又要“带住”了？从绅士们看来，这自然不过是“侵
犯”了我“一言半语”，正无须“跳到半天空”，然而我其实也并没有“跳到半天
空”，只是还不能这样地谨听指挥，你要“带住”了，我也就“带住”。
对不起，那些文字我无心细看，“诗哲”所说的要点，似乎是这样闹下去，要
失了大学教授的体统，丢了“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的丑，使学生不相信，青
年不耐烦了。可怜可怜，有臭赶紧遮起来。“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有这么
多的丑可丢，有那么多的丑怕丢么？用绅士服将“丑”层层包裹，装着好面孔，就
是教授，就是青年的导师么？中国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要并无
伪饰，——
倘没有，也得少有伪饰的导师。倘有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
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
以谈后话。这时候，即使只值半文钱，却是真价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恶心”，却
是真面目。略一揭开，便又赶忙装进缎子盒里去，虽然可以使人疑是钻石，也可以
猜作粪土，纵使外面满贴着好招牌，法兰斯呀，萧伯讷〔4〕呀，……毫不中用的！
李四光教授先劝我“十年读书十年养气”。还一句绅士话罢：盛意可感。书是
读过的，不止十年，气也养过的，不到十年，可是读也读不好，养也养不好。我是
李教授所早认为应当“投畀豺虎”者之一，〔5〕此时本已不必温言劝谕，说什么
“弄到人家无故受累”，难道真以为自己是“公理”的化身，判我以这样巨罚之后，
还要我叩谢天恩么？还有，李教授以为我“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似乎格外的充足，……
所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我自己的意见却绝不同。我正因为生在
东方，而且生在中国，所以“中庸”“稳妥”的余毒，还沦肌浃髓，比起法国的勃
罗亚〔6〕——他简直称大报的记者为“蛆虫”——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使我
自惭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即以李教授的事为例罢：一，因为我知道李教授是
科学家，不很“打笔墨官司”的，所以只要可以不提，便不提；只因为要回敬贵会
友〔7〕一杯酒，这才说出“兼差”的事来。二，关于兼差和薪水一节，已在《语丝》
（六五）
〔8〕上答复了，但也还没有“写到露骨到底”。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
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
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
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
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
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
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
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
“诗哲”为援助陈源教授起见，似乎引过罗曼罗兰的话，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
有鬼，但人却只知道打别人身上的鬼。
〔9〕没有细看，说不清了，要是差不多，那就是一并承认了陈源教授的身上也
有鬼，李四光�